那几天天气晴朗，凌晨有点寒意，墙角的蟋蟀叫声开始抄哑。父亲没有穿平常穿的长袍，换成了对襟棉袄，看上去有些陌生，像城里公义生油盐店掌柜的老头。父亲右肩头背着包袱，挺大，我一只手拎着干粮。中秋节才过了一个多月，家里存的月饼全让我们带上了。隔着包袱都闻到“五油四糖”的月饼味，一斤面粉揉进五两油四两糖（当时一斤为十六两）。月饼是我母亲亲手制作的，她舍得多放油和糖。祖母可从不做这么贵重的吃食，她平时只想尽办法把活命的高粱面做得有滋有味，用油是一滴一滴用的。
全家人默默地把我们送到大门口。祖母走到我身边，摸摸我的棉裤，说：“薄了点。”母亲说：“等到穿厚棉裤那时。人还不回来？”她的眼睛瞪得很大，像是质问父亲和我。父亲常出远门，一家人过去也就是在大门口分手的。什么祝福的美好的话都没说，全家人面对面地比平时多站了一会儿。父亲在前面走，我习惯地在他后面跟着。我憋不住回过头看了双眼睛，对妹妹说：“后天我可就在省城了！”要是平时，我这么说，妹妹总要回嘴：“臭闺女不值钱，你和爹是全家的命根子，谁能比！“今天，妹妹仿佛突然长大丁，什么话没说，两眼泪汪汪的，她也许在心里还为我能出去走走高兴哩。
街巷里没有一个行人。远方的炮声还在闷闷地响着，仿佛不是从空中传来的，是从很深的地下鬼鬼祟祟地冒出来的。当父亲和我快拐弯走进另一条街时，听见妹妹飞快地跑到我跟前，对我说：“祖母让你回去一下。”我随着妹妹踅回到大门口，父亲立在街口等着，默默地望着立在大门口的母亲和妻子。我看见祖母眼里噙着满盈盈的泪，但并没有哭出声，她的眼窝很深，泪水聚着不易流下来。祖母的眼睛年轻时又大又亮。她用粗糙的手习惯地在我面颊上抚摩一下，说：“快到大屋去，把炕头上一个包袱带上。”我心里奇怪，为什么刚才不带？回到大屋，靠窗口的炕头，放着个包得方方正正的包袱。我一摸，知道包的是狗皮褥子。其实不用摸也闻得出来。如果是现在，我是绝不会拿的。当时我只觉得祖母生怕我们在路上睡在露天的地里受了风寒。我回到大门口，祖母指指狗皮褥子对我说：“出村之前，不要对你爸说。”她怕儿子不肯带。这张狗皮是我家前几年老死的那条狗的，让村里刘春毛家鞣制过，毛长绒厚。祖母腰腿患有严重的风湿痛，她每年的冬春秋三季都离不开这张狗皮褥子，只有暑热天才不用它。包袱提在手里觉得很沉，我感到了祖母的厚重的爱。
回到街口。父亲可能沉溺在悲伤之中，并没问我手里拿的是什么。拐弯时，父亲还是没有回头。他一回头，一定哭出声来，他怕伤了母亲与妻子的心。我可知道父亲的这个脾气，他的心不硬。要是母亲带我远行，将是另一番情形。我回过头，朝祖母和母亲大声地喊：“我走了，我走了！”声音里没有一点儿真正的悲伤，没有就是没有，我不会作假。半个世纪之后，我才深深悔恨自己那种今生不能原谅的愚稚的行为。祖母和母亲站在家门口，像平常一样，没有招手，没有祝福。母亲的嗓门大，用哭腔冲着父亲和我的背影喊了一声，“过大年时一定回来！”我回过头喊了一声：“一定回来！”父亲不敢回头，只把头低低地垂下来。脚步放慢些。
然而自那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我再没有返回家乡。这原因，本来想不说，考虑再三，还是应当说几句。50年代初，工作繁忙，抽不出工夫；1955年之后的二十五年问，由于成了“反革命”，还是不回去为妥；80年代，父母早故去，家乡几乎无亲人了，老屋成了废墟，不愿回去凭吊历史，今生只想在记忆中保持心灵的平衡。父亲建国以后从西北高原回去过两回，见到了不少亲朋好友，却没有能再见到他挚爱的母亲。祖母已于1943年病逝。
离开故乡后，父亲和狗皮褥子没有分开过，到1961年他逝世之前，一直铺在他的身子下面。绒毛早已磨损得很薄很薄了，可是在流寓他乡的极困难的日子里，它仍能给父亲以难以比拟的温暖。1959年，年近六旬的父亲被错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荒寒的陇山上背了两年石头，累得吐血不止。平反之后，人已瘦成一把骨头，不到半年就去世了，埋在陇山的一个山坡上，狗皮褥子仍铺在他的身子下面。葬埋父亲的地方，隔着藉河正对着南山坡上的李广墓和杜甫游历过的南郭寺。这个风水地方是父亲生前选定的。
在刚离家那一年，每到一个住处，父亲总是把狗皮褥子横着铺上，这样两个人的腰部都能贴着暖暖的毛皮，不容易受风寒。从介体县到风陵渡，是坐的太原兵工厂折迁机器的没篷的敞口火车，父亲和我夹在机器缝隙中间。父亲说：“天冷，千万不要把脸和手贴着机器，会把皮粘下来的。”我摸摸机器，的确有点粘手，不，简直是在咬人！感到异常恐怖。天黄昏时，火车正经过韩侯岭，行驶得慢，被一架敌机发现了，追着火车朝下不停地扫射。枪弹打在机器上的响声格外地凄厉，四处溅着火星星，我不敢睁眼，父亲死死接着我。后来听说那是架侦察机，如扔下几颗炸弹，我们坐的火车必定遭到毁灭。那天后半夜里，下起大雪，冷得睡不着，也不敢入睡，时刻担心日本飞机来轰炸。人夹在机器中间无法活动，冻得脸耱木木的，父亲打开行李，把狗皮褥子取出来，裹着两个人的肩头，才感到一点暖意。就在那天夜里，在机器缝里真冻死了几个人。天亮了，我看见人们把几具尸体抬下列车，冻死的人是蜷曲的，脸和手被机器“舐”得血糊糊的。那个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祖母的狗皮褥子被枪弹（也许是四溅的火星）穿了一个洞，却奇迹似地没有伤着父亲和我。父亲说他当时闻到了一股燎毛的气味。
从风陵渡过黄河时，父亲和我没有能挤到同一条船上，我坐的船小一点，那天有风，滔滔东去的黄河浪很高，我坐的船快到岸时翻了。幸亏我自小会游泳，还能在浊浪中挣扎着。我被恶浪劈头盖脸地打入了浪的底层，穿着厚厚的棉衣，浑身动作不灵，几次沉了下去，又浮了上来。生命几乎永远地沉没了。
当我浮到水面时，看见波浪翻滚的河流上，有一道道弯弯曲曲的血的斑纹，是溺死的人从心肺里呕出来的鲜血。后来，我被一个老水手救上了岸。我一口气跑上了一个很陡的山坡，看见一个夯土的拱门，门眉上赫然有三个大字：第一关。恍惚到了另一个世界。我真的走过了人生的第一个关口？！当时正是冰天雪地的十二月，正如艾青在《北方》那首诗里写的寒冷。（艾青的这首诗，正是写在我渡黄河的那个月的潼关。）上岸后，穿着湿透了的棉衣裳，走了几个钟头才找到了失魂落魄的父亲，我被黄河向下游冲了十几里远，他以为我多半被淹死了，父亲和我都哭了。结了冰的衣裳外面硬得嚓嚓作响，走起来十分困难。贴着身体的那一面，却又融化成水，顺着前胸后背和腿部不停地朝下流淌着。就这样不停地走了几十里路，父亲说不能停，一停下人要冻坏。到了潼关，住在一间民房里，我还是挺不过去，发高烧好几天，父亲日夜守护着我。最后出了一身汗才好了起来，身子下面的狗皮褥子被我的汗湿透了。我难过地说：“把祖母的狗皮褥子腌坏了……”
十四块银元还缝在棉裤档里。
1938年春天，父亲去醴泉县做事，我一个人留在西安，叫卖报纸糊口，舍不得拆下一块银元花。有一天，看到街上贴着一个广告，说民众教育馆内办了一个漫画学习班，正在招收学员，我从裤裆里拆下了两块银元去报了名。后来听说教画的先生中有诗人艾青。我哪里晓得？那时我只迷画，还没有迷上诗。只记得老师中有一位叫段干青，因为他是山西老乡故记住了。不久我徒步到了天水上学，又从裤档里拆下两块银元配了一副近视眼镜。剩下的十块银元我全拆下来交给父亲收着。
没过黄河之前，总觉得脚下的地与家乡连着，每条路都能通到我家的大门口。渡过黄河，有一天与父亲坐在潼关积雪的城墙上，隐隐望见河北岸赭黄色的隆起的大地，才第一次感到真正地告别了自己的故多，黄河把一切与故乡的真实的联系都隔断了。父亲哭了很久，热泪滴在积雪上，把雪烧出了密密的深深的黑洞，泪居然有那么大的重量和穿透的力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仍能听见父亲的热泪落在积雪上的沉重的响声。黄河虽然没有把我的生命吞没，可是我的童年从此结束了，黄河横隔在我面前，再也回不到童年的家乡。童年，永远隐没在遥远的彼岸了。
1991年6月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