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下乡后写的文字，拣中意者三十余篇装订成册，题名《送春集》，请父亲批评。父亲看罢，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宋仁宗时，钱思公镇洛阳，建馆一座，榜曰‘临辕’，命僚属谢希深、尹师鲁、欧阳永叔各撰一记，约期三日完稿。永叔写了五百多字，希深写了五百字，师鲁仅用了三百八十字，语简事备，典重有法。欧、谢惭愧，把文章藏在袖筒里，羞于示人，后在钱思公追问下不得已拿出。师鲁得意地说：‘大抵文字所忌者，格弱字冗。诸君文格诚高，然少未至者，格弱字冗尔。’欧公不服，载酒而去，琢磨通宵，别作一记，比师鲁文少二十字，尤完粹有法。师鲁叹道：‘欧九真一日千里也。’你比欧阳修如何？”
“我哪能与他比！”
“我教你的‘三分法’就是跟欧阳公学的。初稿他写了五百多字，二稿写了三百六十字，减了三分之一。论简洁，你的文字敌得过欧阳公的三分之一吗？比他多减两个三分之一，亦不为过。文章仅是‘字冗’，倒还好办，删改几遍，便有起色；“格弱”却是绝症，《送春集》十之八九为‘格弱’之文，只能烧掉。”眼看辛苦写成的文字要化为灰烬，我不大情愿。父亲看出我的心思，谆谆劝诱：“观水之澜，容光必照，见骥一毛，即知全体。一集文字，若有一二篇佳作，其余皆可观，否则，必无可取。悔其少作，是文人晚年最大的痛苦，你年龄尚小，不知利害，下笔千万要慎之又慎。”
朋友来串门，他是省报的通讯员，看过《送春集》，赞不绝口。他看中一篇散文，让我好好学习《文学理论常用术语简释》(陕西师大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写，陕西人民出版社，1974年5月第1版)，深刻体会“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和“三突出”创作原则，把稿子改好，寄给省报，我答应了他。改完后，父亲不许我寄：“不要仰慕虚名，写这些应时的东西。文字要真、要美，抒胸臆，见性情，不媚时俗，有益后人。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即使一生不留一篇文字，遍读古今中外佳作，也是乐趣。文章之法，自古有道，潜心涵泳，便知高下，莫与时论较量。”
父亲1973年轻度中风，需拄杖而行，近来已不大出门。每日除了在院里走走，就是看书、给我写信，经常是一个信封里装两三封信，有时上午写一封，下午又写一封，想起什么就写什么，装进信封，让母亲上街买菜时给我寄去。每次回家，父亲和我昼夜聊天，古今中外，经史子集，家族的历史，亲历的故事，结交的师友，读书讲学的心得，无所不谈。成人后，我才体会到父亲那时的心情，年迈体衰，忍着病痛和寂寞，心里装着无穷的惦念和期望，日夜为我担忧。父亲的床上、枕旁全是书，读书时手不离纸笔，他不用本子，或用铅笔在书页上批注，或把原文抄下来批注，我把他夹在书里的笔记散页收集起来，用夹子夹好，收进书箱，想日后闲了细读。
午觉醒来，闻见一股烧纸的烟味，我进厨房一看，父亲坐在炉前，把箱子里的笔记一卷一卷塞进炉膛，火苗窜起老高，我赶紧把箱子搬走，把掉在地下的纸片、纸条捡起来，弹掉纸上沾着的尘灰。
“爸，您怎么把它烧了？我留着有用呢！”
“我生不逢时，饱经战乱，半辈子为生计奔波，难得静心治学，纵使勤奋，怎敌乾嘉学人的读书、考据功夫？这些文字，即兴涂写，一鳞半爪，不成系统。万一你拿给外人看，轻则贻笑大方，重则误人子弟，为父罪过不浅。趁手脚能动，烧了它，死也瞑目了。”
我捡起一张“黄金叶”牌烟盒纸，背面写着：“副墨子云： 愚观近代人诗文集，除一二真作家外，多是伧俗浅陋。或乱杂无章；或用事下字，不稳不确；或取境命意，不切不伦。既无句法，又无章法。其间有为众所推与称美者，大抵亦是意词浅近，习熟雷同，为凡人意中所能有，凡人笔下所能到。所谓‘鸡有五德，君犹瀹而食之者，以其所从来近也”。譬如雅乌犬豕，户巷皆是。无有义意才笔气格，出尘境象，出人意表，令人眼明，无由刮目。”父亲批道：“古稀之年，早作死计，朱公所谓‘夕阳衔山，倏尔就木，内观一心要使丝毫无慊’，正合吾意。”
须臾，我把《送春集》投进了炉膛。
(原载于2006年7月20日《南方周末》阅读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