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汉王朝的经济实力已达到较高的程度，他“内修政理，外兴兵戍”，采取了一系列灵活的策略，迅速地把中原政权的威信向外传播，从而树立起了汉朝的大国形象，同时亦留给后人巨大的反思空间。
一是四出使节，打探周边的情况，与邻国建立友好关系。当时汉武帝即能命令使者们四出探访，本身已表现出了一种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精神。通过使者的沟通，汉朝对周边国家有了大体的认识，许多国家与汉朝建立了正常的贸易和外交关系，拓宽了汉朝与周边国家的贸易通道。丝绸成为中国的象征，精美的丝绸经陆路和海路传达给西方人中华繁盛的坚定信息。因为“盛德在我，无取于彼。故自建武以来，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唯其小邑鄯善、军师，界迫匈奴，尚为所拘。而其大国莎车、于阗之属，数遣使置质于汉，愿请属都护。圣上远览古今，因时之宜羁縻。”（《汉书》卷六十六《西域传》，第3930页）汉武帝的所作所为极大地扩大了西汉的影响力。
对汉武帝开拓西域通道，在当时也有不同的评价。或认为是好大喜功的表现，如有人说：“西域诸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虽属匈奴，不相亲附。匈奴能得其马畜旃罽，而不能统率与之进退。与汉隔绝，道里又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这种意识某种程度上成了许多无为统治者的托词，阻碍了中华文明的外传。
二是与匈奴展开了长期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其中有战有和，有和亲，有征战，还有封赐、拜爵，目的在于试图建立一个稳定的北方边境环境。为了落实羁縻政策，汉武帝甚至采用了反向的朝贡方式，向匈奴献纳。张骞在其中建立了赫赫功绩，官位不断擢升。从太中大夫、博望侯、中郎将再到大行，张骞通过接待各国使者和宾客，地位渐崇，自然引起人们的景从，但走过头了也产生了消极的后果。
“自骞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听其言，予节，募吏民无问所从来，为具备人众遣之，以广其道。来还不能无侵盗币物，及使失指，天子为其习之，辄复按致重罪，以激怒令赎，复求使。使端无穷，而轻犯法。其吏卒亦辄复盛推外国所有，言大者予节，言小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徒皆争相效。其使皆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亦厌汉使人人有言轻重，度汉兵远，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汉使。汉使乏绝，责怨，至相攻击。”和平的努力收获的却是战争的苦果，这一教训是很惨痛的。
三是积极吸引外国客人入大汉，使他们惊叹于中原政权下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繁荣状况。汉武帝时常利用一切机会让外国使者认识中国的富足，“是时，上访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帛赏赐，厚具饶给之，以览视汉富厚焉。大角氐，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各仓库府臧之积，欲以见汉广大，倾骇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氐奇戏岁增变，其益兴，自此始。而外国使更来更去。大宛以西皆自恃远，尚骄恣，未可诎以礼羁縻而使也”。（《汉书·张骞传》）外国使节来到中国，汉武帝常常以隆重的礼节接待他们，亲自带领他们遍览中国繁华的都市，让外国人惊叹中国的丰足。在汉王朝治下的都市里，各国的艺术表演装点着欢娱的气氛，体现了中华文化对异文化的吸收和包容。周边各番国表现出对中国的敬畏和臣服。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国力强盛是成为宗主国、产生号召力的前提。但放到今天来看，汉武帝的作为或许也有值得检讨之处。在当今国际舞台上，“国力强盛”，就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国力强盛”就意味着可能别人会觉得是威胁。像汉武帝所留给外国人的“国力强盛”的印象包含着虚夸性，有些打肿脸充胖子的意味，这也是值得我们在通过各种传媒宣传中国形象时加以借鉴的。
（原刊《厦门大学报》2008年6月14日“千百年眼”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