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圣地亚哥的生活是简单而朴实的，当早晨的第一缕阳光射人我窗棂时，我会迅速地起床，梳洗，吃些早点，然后便马上走向公车站点，赶7点30分往学校的921路车。而时针指向下午4点时（夏时制时一般是5点），我又得收起我的活计，再赶回公车站点，坐4点15分或5点15分的回程班车，约略40分钟后回到住处。一会儿夜幕便降临了。中午饭是在学校的学生食堂吃的，自己带的便当，微波炉里热一下就算完事。因为公车最迟一班是下午7点，我无法晚上迟归。我的生活真的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式的生活。
我来学校后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图书馆看书、写东西，这里照样有中文图书（当然大部分是英文的）。特别是近几年大陆出版的套书都能很方便地看到，又是那样一种特安静的环境，让我心静神宁。由于每次我都来得早，所以我尽可以挑一个靠窗的座位，一学期下来，我在那位置上的时间肯定超过一半。学校这座图书馆纯粹是钢筋水泥结构的，每层全是玻璃窗，晚上从很远的地方看过来，就像一座水晶宫。据说很多校外的人都在晚上来拍照留念呢！
我在这个位置的时间则是上午8点半到下午4点（或5点）。位置朝北靠西，所以我至少可看到北面和西面的风景，抬头越过桌子的栏板，则还能看到南面的景色。圣地亚哥地处大西洋的西岸，时常有洋面上的层层水汽随风飘过，将图书馆周围变成有似《西游记》中的仙境。因为圣地亚哥较少受到海上暖流的影响，这里更多表现出沙漠性气候特征，晴天、阳光总是居多，于是只要我抬头眺望窗外，我便能欣赏到炙热的阳光遍洒在层层叠叠的桉树上，高高的桉树竟乖乖地承受，连枝头都不会摇动一下。或许风与雨是天生的一对，没有雨的世界自然少见风的踪影。
上课时间，我能看到不同肤色的学生们，穿着或多或少的衣服，朝着不同的方向匆匆地行走，有的蹬着自行车，也有的就用滑板，学校还为行走不方便的人们准备了电瓶车。草地上时常有老师带着一堆学生在上课，大家围成一圈，争先恐后地发言，阳光会驱使他们在上完一次课后只着一件短袖。据说今年是圣地亚哥下雨较多的一年，遇到下雨，我经常像农民那样找理由赖在家里。因为有一次回程候车时，狂风伴着暴雨，让我的雨伞也失去了功能。许多人都只好收起雨伞，立于雨中，任凭甘霖的浸洗。
不在图书馆的时候，我则可能是去听课或听讲座。研究生的seminars是很不错的，一般都是老师拟定一个主题，给学生们一些参考书目，一星期后，由一人主导发言，其他同学引起讨论。老师不时地穿插一些知识背景的介绍，或在适当的时候加以提示，以便引导学生的讨论向深化处推进。另外就是研究生的论文开题之前，往往也反复有这种形式的讨论。上次我就参加过社会学系的一博士生关于中国人权发展的博士论文的开题会，在场的访问学者和博士生都发了言，谈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导师是美国社会学界著名的学者马森教授，他的门下聚集了来自各地的访问学者，因此这样的讨论往往能给主讲者很多的启示，难怪大家都争着往名师门下去。除了导师的因素外，这众智显然也不可小视。还有一次我聆听曼素恩教授的中国妇女史讲座，到场的不仅有研究生、本科生，还有大量的老师。主讲之后的提问让曼素恩应接不暇，大叹讲座其实对主讲者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还有一次去观摩毕克伟教授的《中国电影史》的课程考试，形式是让学生们表演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无声电影，学生们精心准备，还叫来了自己的啦啦队，要表演好，学生们真是费了不少心思，不仅要反复观摩电影中演员们的细节表演，而且还要准备各种服装、道具等，这种形式无疑让学生得到了多方面的锻炼。
因为“日出而作”，我失掉了许多晚上体验校园文化的机会。一次蒙周锡瑞教授盛情，我只好请室友开车载我，前往观摩周教授开设的“中国现当代史”的考试。他将学生分成汪精卫集团、共产党、国民党还有边疆派四组，每组再拆成三小组，层层淘汰，最后剩下的四个队进入决赛。主题是1941年，谁当主导中国的命运。决赛时先是各组陈词，接着是相互提问，再就是观众提问，大家唇枪舌剑，气氛热烈。要准备这样的决赛，同学们用尽心思搜寻资料，力求在比赛中赢得主动，确实是一种好的考试形式。学生们使出了浑身解数，结果正如历史的真实那样，共产党这一阵营赢得了评委和观众一致打出的最高分。这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中的小插曲！
大学里的业余活动也很丰富，我们访问学者归学校的International Center管理，该中心也总是举行各种活动，譬如每周五有价格很低的Lunch，每周均选不同风味的菜色。厨房里许多人就是像我们这样的访问学者，来这里均是做义工，固然价格便宜。该中心还面向全校举办国际文化周，其中有一游行是国旗游行，我带了另一访问学者和一交流学生去参加了这一活动，我们一起举着中国国旗，走在流动的国旗的丛林中，面带微笑朝向路两旁驻足观看的各国学生，心里特别的高兴和自豪。
（原刊《厦门大学报》2010年4月16日第4版“海外生活”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