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道路
人的世界上，需要有一条属于人的道路，然后，世界的内容才能演进下去。道路是最完美的人的劳动力与社会机体发展的具体的表现。
道路，使土地自由开阔，使生命通过好的生活行进到理想的高峰，使世纪踱到新的领域，使智慧如旗帜似的飞扬在人的行列与社会发展路线的前端。道路是属于人亦为人所开拓的。它依循着各自跃进的速度和角度向着一个总方向推进，这个总方向就是社会整体发展的正确路线——它伸延到一个无边际的历史的广场。在广场上，人的希望永恒的飞转进流，雕刻出美丽的生活风景线，铸造人的庄严的生命，凝结出人的历史的性型，绘染出崇高的人的艺术。没有这个总方向，道路是没有作用的。
让我们这样肯定地说：历史会证明，未来的世界将是民主与正义更高度发展的世界。而文艺的道路是永远与这个路线统一着，所以富有决定历史性的政局与战局的演进，可以直接支配到文艺的意识形态与创作方向。现在的历史与社会发展的主轴是依循民主路线，就是一切决定的变演，全是为了广大的人民，这是任何人不能否认的事实。所以现阶段文艺工作在原则上，应该与世界总的民主路线符合，在工作的实践上，与现实真实的形态吻合，决不能因为客观低气压的迫诱而转退而变质，决不失去确定的道路与理想。
虽然这只是一个工作阶段与动向，但亦能直接支持文艺永恒的道路的开展。
但是中国近几年文艺思潮的低落与工作的消沉，是由于文艺内在的和世纪的双层忧郁促成的。世纪的忧郁直接影响了威胁了文艺的内容，文艺内在的忧郁——不能在客观社会里找到内容与工作开展的方向——就决定了创作的疲惫和作品内容的苍白。更由于文艺自身不能从不健康的氛围中解脱出来，不能自决的发展，不能理解：接受历史社会的确定原则，是文艺工作者的基本前提，诸作品的意识因此呈现出混乱的状态。
我们都理解，文艺的艺术形象一旦失去现实的真实性与积极性，将是虚无的。最形象的语言，即是能表现出最严正的意识形态的语言。但是语言的形象本身不能单独发展和发挥力量，语言是与意识同时孕育和茁长在严肃的生活和工作中，然后，它们才能融合成一种有机的艺术形态，发挥出纵的力量。它们决不是那些技巧论者的浮雕的狭隘的情感，而整个是属于大众的情感，世纪的脉搏的交进声。然而．近二三年来，或有些作家强调纯技巧的形式的形象，说形象的语言，放置在自己的情感上，于是就成了有艺术价值的内容。他们认为语言的创造不与现实生活有关，不受客观的支配，这是创作意识的根本错误。他们不明白语言是随着动的现实而蜕化而演进，他们这些作家被机械的形式的囹圄所囚禁，于是乎他们固执地去做古典主义的尾巴，否认正在成长中的进步的作品。这些作家在某一阶段上，或许可以影响与支配中国文坛，但是当艺术的胸脯更广阔地吸收到人类的思维和历史的成熟的气氛，而健康地生长起来的时候，这些技巧论者和古典主义的顽硬的后代们，将要孤寂地被现实放逐到死角去，他们的僵化的苍白的艺术，将在人的道路旁悲哀地倒下。
当中国人民的生活从历史的遗传性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并且在新的任务与新的希望下争取到自己的道路——虽然这条路，仅仅有了方向，而没有平广地开拓出来——文艺作家应该负有组织与领导大众行列的任务，这是最高贵的权力与责任。人的希望与生活逐渐在进步，所以文艺工作亦要随着人的动的任务与希望而开展。在文艺工作不断的开展中，就有新的道路，新的阶段，新的转进，新的伟大的属于大众的作品产生出来。从各阶段产生的文艺作品中，我们可以窥见社会在怎样蜕化演进，历史发展的方向与人的道路是怎样领导和组织着民众，这样，文艺本身已经变成社会的机体，文艺作者即是现实社会战斗的大众。所以现代的新的文艺作品，作者是自觉地创作，自觉地为自己理想和斗争的生活服务：它们是社会本身力量的结晶，是社会自发的生命力。但是一种落伍的文艺依然保留在文坛上，这些作者仅仅是站在他们自己狭隘的阶级社会的观念上教化大众，他们以主观的意识形态去改造社会发展的内容，他们尽管提出文艺工作深入民众，文艺的意识严正，以及文艺的形象大众化的口号，而他们的作品对于大众依然陌生，这主要的症结，就在于作者本身并不是和大众真正站在一起的，并不能真正了解大众与服务大众；作者不是自觉地创作，而是只顾及到文艺工作一些生硬的原则，但并不能使作品得到应有的社会实践的效果，结果就是文艺工作和社会游离。
一直到今天，在我们的文坛上，并没有听见多少声音，没有看见好的生活风景线，和有力的历史轨道画成的线。
有的闹嚣，那是如肺结核患者的咳嗽和浮在脸颊上的美丽的红云，这是病态的表现，这是中国文艺内在的悲剧性与外形的畸形的肿胀病所促成的。
让我们站在人的立场上，打击那些没有生活而玩弄文艺，没有正确的意识方向而有创作，没有人性而欺骗大众的写作家们，我们要打击那些摇摆在中国文坛上的恶霸和绅士式的“写家们”，这是文艺工作者切身的责任。
我们希望今后在人的道路上，听见文艺的健康的呼吸与跃响的血流的湍激声，这声音，对广大的人民一点也不遥远，这是他们自己的呼吸和血流，这是他们自己生命的赞歌。新文艺的开展首先需要作家提高创作意义，纠正生活态度，以突破文艺内在忧郁；培养文艺本身自决自新的潜力以突破世纪的忧郁，使文艺与现实的动的推进力相渗合，使文艺投在历史的内容中，投在人民道路上，使文艺成为执在大众手中的旗子或者短剑，使文艺成为属于人的战斗品，使文艺与民主社会成长在一起，成为组成社会的有机体。
我们的认识是：艺术的道路，就是人的道路。历史会证明，未来的世界将是民主与正义更高度发展的世界，而一切的决定与演变，均将是为了服务广大的人民。
1944年12月，西安
[附记]这篇题旨庄严、语言生涩的拙作，写出1944年冬，是作为《流火》文艺杂志创刊辞发表的，没有署名。《流火》于1945年3月在西安出版，只出了这一期就遭查禁。
编辑工作由我与寿孝鹤负责。创刊号的内容有：青苗和何剑薰的小说，苏金伞洙健、白莎、谷风（牛汉四十年代的笔名）等的诗，余振译的普希金长诗《巴赫奇萨拉伊之喷泉》，此诗在中国系首次译介，魏荒弩译的捷克玛贺尔的报告文学，林军译的杜斯退亦夫斯基的中篇《小英雄》，在中国也属首次译介。
《中国》备忘录——终刊致读者
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由我们来写《中国》文学的终刊辞。
中国新文学，自鲁迅等先驱者筚路蓝缕，六十余年，与人民共经忧患，迈着沉重的步履成长。在经受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之后，终于复苏崛起，进入可以产生希望的新的历史时期。改革热潮澎湃，双百方针逐步到得落实，“大团结、大繁荣、大鼓劲”的号召温暖和鼓舞人心。正是这样明亮的文化背景，使《中国》文学杂志的诞生成为现实。回忆创刊之初，主编丁玲同志，这位在鲁迅旗帜下为新文学事业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受“左”的错误迫害极深的老作家，曾那样激动地说：“在当前这个历史时期，我压抑不住从心底进发出的激情，愿意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全部拿出来，尽力办好这个刊物。”“《中国》文学双月刊没有门户之见，容纳各种不同的风格流派，给在艺术上有所创新、在思想上有所创见的作品留出很大的篇幅。”八十高龄的丁玲同志身体力行，实践了她的诺言，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她操劳到最后一息。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丁玲同志的艰苦努力，这个刊物能够出现，并不断克服自身的弱点，进一步成熟起来。丁玲同志的逝世，给《中国》的命运投下巨大的阴影，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刊物筹备和创办之际，中国作家协会曾给过肯定和帮助。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同志热情致信说：“为你们的新刊物呐喊助威，我总是可以而且十分愿意的。我相信《中国文学》会得到成功！”原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同志代表中国作协全体成员表示热烈祝贺说，《中国》一定会为大团结大繁荣的新时期的到来作出重大的贡献。作协副主席冯牧同志说：“我也相信《中国》肯定会在我们社会主义文艺阵地上，成为一面色彩鲜艳的旗帜。”著名文艺理论家胡风说：
《中国》的出现是文学史上的一个新事物，它是一个有生命力的自由的劳动组合。著名剧作家曹禺同志也说；“创办《中国》这个刊物对我是极大鼓舞，也可以说对我们大家也是极大的鼓舞。祝《中国》健康地成长，勇敢地成长，开辟一个在文学方面、编辑文学杂志方面的新天地。”有那么多的领导和知名作家给《中国》以肯定和支持，应该说，丁玲同志的逝世不应该影响《中国》的继续发展。
去年年底，丁玲同志在医院病房主持编辑都会议，讨论决定，为适应时代节奏，更敏锐地表现社会改革的风貌和谋求刊物自身的改革，《中国》于1986年改为月刊。她决没有想到一年以后恰恰是改刊后的《中国》会遭到被停刊的厄运。当时，丁玲同志以作家的敏感，觉察到文学“新生代”的萌动。她说：“他们是中国文学的希望。”改刊后的《中国》，更明确更生动地体现了创办《中国》的本来意图，深得作者特别是新一代的作者，以及广大读者的热情赞扬，使我们每一个新老编辑更加明确了自身对中国文学的庄严的责任，也给我们带来强烈的自信。与此同时，编辑部却不断地感受到沉重的压力。这种令人忧虑的情况在丁玲同志逝世之后越发变得严重起来。
丁玲同志逝世以后，编辑部首先遇到的是主编人选问题。我们向上级机关打了报告，要求尽快委派主编，但直到我们写终刊辞的今天，《中国》仍是一个没有主编的刊物，副主编牛汉同志也没有得到正式聘任。这无疑给我们带来了工作上与心理上的诸多困难与不安因素。
在这样十分困厄的条件下，牛汉同志以他对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赤诚，带领编辑部全体同志，顶着各种非议，坚持按期发稿，力争提高刊物质量。他也不止一次向中国作协党组请求尽快委派主编，作协某些负责同志也在与他的正式谈话中保证尽快选派，但后来却不了了之，而且有消息从各种渠道传来，似乎《中国》的生存也成了问题。
我们不愿意相信这样的传闻。作为普通的文学编辑，我们对中国作协现任的主要负责同志是寄予了应有的信任和热望的。然而，接踵而来的却是这样一些事实：
作家协会领导的几大期刊，纸张、印刷、出版、发行是由作家协会统一负责管理，而我们《中国》编辑部却要独立承担这一切繁重工作。由于需要，我们准备调进一位同志专门搞发行，但得到的答复是“词人暂停”，刊物办不办，还要“研究研究”。没有主编，中层领导班子（编辑室一级）也一直没有得到确认。丁玲同志去世至今，没有一位作协领导下到编辑部来了解我们有什么困难，给我们以应有的帮助。
在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各大期刊对外宣传广告中，开始竟不考虑有《中国》的介绍文字，只是在牛汉同志据理力争之后才予补上。
实际上，类似的问题在丁玲同志生前就已经出现。关于编辑部的人员编制，中央有关部门指示作协配备应有的编辑人员，但作协迟迟不予解决。为此，丁玲同志四处奔走，原计划的桑干河之行只得一延再延。直到去年秋天．也就是《中国》创刊招待会将近一年的时间，才由中央有关部门直接批给《中国》人员编制。那时丁玲同志的身体已不允许她作为一个作家重访她日夜眷念的桑干河，实现她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为此她曾不无感慨地说：“比我当年办《北斗》还难！”大家知道，丁玲同志创办的这个刊物，开始是以民办公助形式出现的，后决定由中国作家协会领导，但是，丁玲同志去世以后，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深深感到，《中国》文学杂志，实际并没有得到中国作家协会真正的确认。
我们就是在这样一种别人看来不可想象的不安定的气氛中工作的。我们凭着良心于着一件我们认为神圣的事业。作者、读者寄予我们的厚望，激发了我们工作的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