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冷西同志还专门找王飞和我传达：“主席说这两个人是好同志，回去不要批评他们。又说这不仅是一两个人的思想问题，而且是一个思潮问题。”我猜想毛主席虽然误解了我的意思，但是他既然提出这是一个思潮的问题，想必有解决的办法，我只须静待就是了。不过林克同志大概是听到了毛主席讲的全部内容的，心里很有点紧张，又来找我，同我是不是他把我的话传错了，颇有歉意。
我倒是觉得没有什么，只是向他再次声明，我根本没有上大街的想法。我的大民主是对小民主而说的，而且正是因为敌人打倒了，我们才可以搞大民主。他听了我的话去又向毛主席解释了一遍，主席说“他们主张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实际上与上大街没有什么不同”。家就住新华社大院里的林克同志又回来向我传达了一遍。
我虽然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心情还是并不紧张。过不了几天，我就随周总理出访亚欧11国去了（原定是访问亚洲八国，但是新年前后因为波匈局势愈演愈烈，总理在访问印度的中途，临时奉召回京，受命访问苏波匈三国然后再从莫斯科完成对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锡（兰）的访问。回国以后没有几天就听到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了。
因为我发明了“大民主”这个词，又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所以在我被划为右派以后，有些人就传言我是“钦犯”，是毛主席亲自定的右派。这是极大的误解。毛主席是以大手笔写大文章的人，不会把区区一个李慎之放在心上。我是真诚相信他说的“他们是好同志”的话的，要解决他心目中的“思潮”问题，他的一贯做法是群众运动与群众路线。如果我在反右派运动所涉及的时段里出冒去了或者没有鸣放，我就不可能成为右派，无奈我：秉性难改”，也就只有“在劫难逃”了，事实上，我随总理出访中途回京的时候，王飞还跟我讲：你走了以后，林克又来传达主席的指示，要我们同他一起读苏联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被我婉拒了”。我当时还不理解，以为能同毛主席这样的天才理论家一起读书是莫大的荣幸，一定可以得益匪浅，结果未能如愿，颇有惋惜之急。但是王飞对我说“已经犯了错误，挨了批评了，不要再惹事了”。我是末代延安人，没有经历过整风、审干、抢救这样一些运动，政治上是极其幼稚的，听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以后，心头越来越热，还是不改故态，放言无忌，终于被划为右派分子。王飞则从此谨言慎行，只是最后还是不免受我之累，受到降级处分，丢掉了新华社编委委员（即党组成员）兼国际部主任的乌纱帽。他虽然从不怨我，我却是感到永远愧对老友的。
我终于被划为极右分子，受到四类处理，但是最后定案的罪状中却并没有“大民主”这一条。这大概是因为按照政策，向中央领导同志直接进言不能算是错误的缘故。出我意料的是，我的第一条罪状居然是“企图利用内参影响中央”。而我本来还自以为是我的功劳。在批斗时也没有人提到过这一点。事实上，不但当时的参考资料反映情况详尽及时，而且还由我主持在“一日三参”之外出了二十几期的专辑，和若干期的内参专辑。中央一再表示满意还曾传令嘉奖的。1956年7月，毛主席还通过中宣部布置我和当时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姚臻同志一起编了两册（批判斯大林问题文集），搜罗了全世界各国共产主义政党的中央委员会和领导人所发表的批判斯大林问题的决议、声明、论文、报告以及党的机关报的若干社论。就我现在所知，在全世界的同类文集中，我们这一本可能是最完备、因此也最权威的。
经过毛主席的批判，大民主已臭名远扬十年之后，忽然在中国大地上又走红起来。那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群众纷纷传言“毛主席提倡大民主了”，而且这个信息是由总理向下传达的。这场大民主带来的热闹不但将永垂史册，而且现在还活在四十岁以上的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心里。当时新华社很有几个造反派头头，因为知道我是大民主这个词儿的发明人而来向我煽动：“老李，你这个右派也该翻翻身了，毛主席都主张大民主，你说说大民主有什么错？”对这，我只能木然以对，同时渐渐在心里凑成了这么四句：“十年前事已成尘，不向天花悟昨因。洗尽狂名销尽想，笑他多事解铃人。”
正是“十年风水轮流转”！又过了十多年，我们的国家又批起大民主来了。不但从宪法里取消了“四大”，而且报章杂志上也有文章根据毛选追查起最初提出大民主的根本就是一些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每看到那样的文章，我就有一种冲动，想出首坦白，我就是那个信口开河，害得大家吃了那么多苦头的人，但是我马上又想到，我哪里能够狂妄到认为自己有资格来承担这么大的责任呢？
知道我是大民主的发明人的朋友，大概还并没有认为我犯了那么大的罪。1982年，乔木同志把我调上玉泉山去参加起草十二大文件的第一天，就在吃晚饭的时候向众位秀才介绍：“李慎之同志就是那个最早说大民主的人。”多年没有参加上层的工作，我当时熟识的人确实已经不多了。
为什么毛主席心目中的大民主同我心目中的大民主能有那么大的反差，或者说截然相反。这是我长期思索的问题。在六十年代的“文革”中我已经悟到，毛主席心目中的大民主其实和他心目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回事，至少是用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手段。反右派斗争，反右倾斗争与“文化大革命”其实都是他所说的大民主。不过，相对比而言，反右派与反右倾是比较“小一点”的大民主，而“文化大革命”则是“特大”的大民主而已。毛主席逝世后不过十个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我第一次看到他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批判我的大民主和阐述他的大民主的讲话，读完之后有一种爽然若失、悔之已晚的感觉，我要早知道这些话，我就是再愚蠢也不致于栽那么大的筋斗。照说冷西同志和林克同志都给我解释过毛主席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尤其是冷西同志，因为我马上要随总理出国来不及听二中全会的正式传达，还专门花了两个钟头的时间对我一个人进行传达直到深夜，我至今感念。但是无奈他们一点没有给我讲毛主席在这篇讲话中说得相当清楚的要用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来反对资产阶级大民主（当然也就是我所说的大民主）的一番意思。到底是我一个人糊涂到了不辨左右是非的程度呢，还是大家都有点儿糊涂呢？
至于我所说的小民主，虽然毛主席也曾让冷西同志和林克同志告诉我“我们只能搞小民主、搞小小民主”，但是似乎并没有引起他多大的兴趣。在二中全会的讲话中，他老人家只有一次提到，明年要实行整风，“预先出告示”，不是“不教而诛”，“这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事实上这次整风也就是后来的反右派斗争。现在看起来，毛主席早在半年前已经发出警告了，而且说得相当明白，然而就我观察所及，全国人民注意到这一点的人实在太少了。
到今天，我当年十分厌恶的小民主在中国仍然大量存在。提级别、评职称、分房子到哪里都是无休无止的争吵和照顾。所以，不过十来年，本来一个都没有的硕士、博士、博导，……还有“大师”已经是满坑满谷了。不过我似乎也已经想通我心目中的小民主大概是毛主席所说的大民主（或者由大民主所建立的制度）的必要的补充，这倒也是特别符合中国国情的一点富有“人情味”的宣泄之道。我希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民主能在中国永远结束了。我也希望我看到的小民主能越来越少。但是我现在已经能够懂得，个人的幻想并不能代替历史的实际。
在中国以外的世界，大民主的故事还远没有完。不知哪位高手把大民主译成mass democracy-群众性的民主，这是一个很容易望文生义而极有吸引力的名词。因此随着“文化大革命”震动世界，大民主的思潮也在世界上引起回响。著名的“巴黎1968年5月”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到现在，大民主在西方虽然还不算走红，然而在欧美的大学却是香烟不断。我完全不懂他们到底主张些什么，但是他们大概已经发展出了一套理想主义的理论，而且决不是同毛泽东思想毫无关联的。在那些西方人的心中，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就是彻底消灭官僚主义。至于官僚主义能不能彻底消灭，该不该彻底消灭，他们就不考虑了。
事情已经整过去四十年。我年已七五，行将就木。我个人微不足道，但是“大民主”却是中国或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桩公案，也会成为政治学上的一个名词。我作为其发明人，有趁人证物证还在向历史交代一下的义务，特别是对那些有历史癖的人们，省得他们以后挖空心思地去调查、考证，弄得不好，反而可能以讹传讹，难于征信。
“文革中”，我的专案组长曾经问过我：“毛主席对你那么优容宽厚，你为什么还要反对毛泽东思想？”我可以指天发誓，一直到反右运动，我骨头里决没有一丝一毫反对他老人家的意思。我甚至告诉她，到反右运动结束的时候，我还给自己做了一副不能算是对子的对子：“自作聪明，聪明反被聪明误；自作多情，多情却被无情恼”。就是在被划为右派分子以后，也还是椎心泣血、日思夜想怎么改造自己，使自己能跟得上毛主席的思想。当然，我得承认后来也渐渐滋生了怀疑以至反对他老人家的思想，但是那是1959年在农村经过两年改造以后看到大跃进失败，农村到处有人饿死以后的事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