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北朝北周宣帝年间，皇宫大殿门前发生了一件非常奇特的大事。宦官们边跑边喊：“不好了！有人拉着棺材进宫啦。”拉着棺材进宫的不是别人，他就是北周的京兆都丞（相当于现在国家首都的最高行政长官）乐运，也是朝中的重臣之一。他这次来，就是拼死要规劝当朝的皇帝——周宣帝宇文改正错误的。
原来先皇武帝驾崩后，儿子宣帝即位，他竟然对父亲的去世一点都不悲伤，反而是咬牙切齿地说：“死得太晚了！”然后急不可耐地奔向后宫，与武帝的嫔妃和宫女们淫乱。
宣帝迫不及待地过上骄奢淫逸的生活。他没有按照当时国家规定的礼仪“天子七月而葬”行事，而是还不到一个月就把武帝埋了，并颁发诏书，从发丧之日起，停止服丧。继而遍选天下美女，充斥后宫，整天饮酒作乐，十天半月都不出后宫，根本不管国家的事儿。公卿近臣有许多紧急重大事情需要请示，也只能依靠宦官上奏。乐运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为了挽救国家走向灭亡的命运，就不顾个人的安危亲自拉着棺材来到朝堂，对宣帝进行死谏。
可能因为乐运是朝中重臣，又是先帝周武帝生前所信赖的人物，也可能是周宣帝多少还有点明智的缘故，周宣帝没有不问青红皂白地以“冲击皇宫”的罪名下令捉拿乐运，而是匆匆忙忙穿上朝服，由宦官们簇拥着，从后宫来到朝堂，登上宝座倾听乐运的劝谏。
乐运走到宣帝面前慷慨陈词，历数了他的八大过失：
第一，先帝驾崩，按照国家礼仪制度，“天子七月而葬”，为的是有充分的时间将噩耗讣告天下臣民，以便举哀奔丧。入葬过于急促，葬后立即除服，不合先王之制。而且这样做使天下令行禁止都失去了一定之规，其后果不堪设想。
第二，无论大事小事，都独断专行。尧舜至圣尚能借助左右的辅佐，陛下您还称不上是圣明君主，怎么可以专凭自己的想法，恣肆而行呢？
第三，初临四海，未施恩惠，就广搜天下美女，充实后宫。重色是古人之大戒。而陛下不但广搜民间美女，连贵族和官宦人家的女儿，也不许随意出嫁，都得在宫廷选美之后才允许嫁人。结果招致朝野、贵贱怨声载道。
第四，一进后宫就数日不出，必须奏报的事，只能依靠宦官。靠宦官传话，往往失实，因此会导致是非不清，让人畏惧。这是亡国的征兆啊！
乐运的一番话，处处刺中周宣帝的痛处。宣帝如坐针毡，但碍于至尊的脸面，不便立即发作。而乐运越说越激动，一口气又列举了宣帝的其他过失。
第五，经常轻易地变更法律，是为政的大忌。过度严酷的刑罚，绝不是达到天下安定的大法。执法越来越严，人心却恐怕越来越散。一个人的心散了，尚且笼络不了，如果天下人的心都散了，又将如何呢？
第六，高祖武帝能够身体力行崇尚简朴，而陛下在高祖驾崩不到一年就极力提倡奢侈、华丽。为了将先帝简朴的风尚流传万世，宫室的营造制度务必从俭，一切精雕细刻，都必须免除。
第七，百姓徭役赋税过重。如果是军国大事，百姓并不敢逃避劳役。但是难道可以容许早早晚晚永无休止地横征暴敛，只是为了供给宫廷中游戏玩乐吗？这些奢华的娱乐活动，纷纷攘攘没完没了，致使钱财劳力全面枯竭，百业凋零，民不聊生。凡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应该全部停止为好。
第八，下诏书规定上奏文书偶然写错字就要严加治罪，怎能广开言路？满怀忠心的臣子上奏，如果稍有笔误就严加刑戮的话，人们只能闭口不语。陛下纵然不能采纳批评的意见，也不应该将出谋献计的道路都堵死啊！
乐运说完周宣帝的八大过失后，又非常诚恳地请求宣帝为了国家和百姓的利益认真地改正这些过错。他说：“如今天象异常，上苍已经提出警示，却怎能不施行德政？希望能顺应天意，择善而行，对上述八点过错进行改正，江山才能巩固，否则周朝将遭亡国之灾。”
周宣帝本来早已按捺不住，听到这里根本不管乐运所提的意见是否正确，勃然大怒，立即命令武士将乐运拉出去处死。朝堂里的大臣们都非常害怕，谁都不敢替他求情。眼看武士已经一左一右架起乐运，要将他拖出去斩首时，内史中大夫（按照皇帝旨意管理大臣的官）元岩走上前去，匍匐在宣帝脚下，说：“陛下请慢杀乐运！东汉臧洪因城市陷落而献身时，人们还情愿跟他一同赴死，何况乐运是像比干一样的忠臣呢？如果乐运不被赦免，臣愿和他一起献身。乐运所以这样直言相谏，是为了求得忠直的美名，不如成全他的好名，加以抚慰，把他送走，这样也可显示陛下您的宽大为怀啊！”周宣帝听了内史元岩的话才召回武士赦免了乐运。
第二天，宣帝有所感悟，召见乐运对他说：“朕昨天夜里仔细考虑卿上奏的那些内容，觉得你实在是个忠臣。先皇圣明，爱卿曾多次规谏；朕昏暗不明，爱卿还能这样规劝朕，实在难能可贵。”于是赏赐了他一顿御饭。朝廷公卿大臣起初见宣帝大怒，没有不替乐运感到寒心的，后来看见他得到赏赐，又都为他的虎口逃生而互相祝贺，也为周宣帝有点明智感到欣慰。
后来，内史郑译常常托乐运办私事，而乐运从来没有答应，因此郑译心生怨恨。杨坚做丞相时，郑译做长史（仅次于丞相的官），公报私怨将乐运贬谪为广州阳江县令。隋开皇五年（585），又改做毛州高唐县令。乐运在这两个县任职的时间虽然都很短，但政绩和名声却很好。乐运常常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个谏官，以便充分地发表政见，对朝政提出批评建议，然而由于性格直率喜欢揭发弊端，被人排挤反对，由朝官被贬为县官。于是乐运发愤录著夏、殷两朝以来向帝王诤谏的史实六百九十三条，汇集成册四十一卷，起名为《谏苑》。史家赞誉乐运高风亮节，有古人直谏的遗风。
皇帝开明、爱民的一面镜子——魏征
唐代贞观年间，史称“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之一。不仅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经济繁荣，而且国力也强盛，周边的国家不但不敢来侵犯，甚至很远的国家都归服称臣。这主要得益于当时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不是一个昏君和暴君，而是一位关心百姓疾苦，减轻人民劳役，采取一系列发展生产措施的开明皇帝。李世明的开明爱民，与他能够经常听取一位名叫魏征的清官大臣的批评和建议是分不开的。
魏征，字玄成（580-643），巨鹿人（今河北巨鹿县）人。少年时出家当过道士，好读书，涉猎很广，尤为关心国家兴亡的历史教训。隋朝末年投奔李密领导的瓦岗军，后又投唐。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杀死因嫉恨他的功劳而欲陷害他的亲兄弟李建成、李元吉当上了皇帝，称为唐太宗。有人向唐太宗告发，太子建成手下有个官员叫魏征，还曾经劝说过建成杀害陛下。于是李世民立刻派人把魏征找来，板起脸来问道：“你为什么在我们兄弟中挑拨离间？”魏征神态自若，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可惜那时太子没听我的话。要不然，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李世民听了，觉得魏征说话直爽，很有胆识，不但没有责怪他，反而和颜悦色地说：“这已经是过去的事，就不用再提了。”于是提拔魏征为谏议大夫。
当时有人报告，河北各州县原来追随建成和元吉的人很多，正在企图作乱，应该派兵去剿灭。魏征向唐太宗建议说：“建成和元吉的部下正是担心陛下要去剿灭他们，才企图作乱的，如果向他们表示公正之心，祸事就没有了。”太宗说：“那就派你去安抚。”魏征在去河北的路上，遇见建成和元吉的两员大将正被绑送回京，便以太宗诏书的名义把他们释放了。河北的部下们听说后，都安心归顺了太宗。魏征从河北回来，太宗很高兴，把他引至卧室，征求治理天下的良策。魏征也觉得遇到明主，便毫无保留地向太宗提了二百多条建议，都合太宗的心意。于是又加封魏征为尚书右丞。
有一次，太宗听信了一些大臣们的流言蜚语，让魏征检点一下自己的言行举止，注意行为影响。魏征向太宗直言道：“如果只追求个人的行为影响，不顾国家的利益，那么国家的兴亡就不可预知了。”太宗听了很吃惊，立即劝慰道：“我已经悔悟了。”没有想到魏征又说道：“希望陛下让臣做良臣，不要让臣做忠臣。”太宗问：“忠臣、良臣有不同吗？”魏征回答说：“良臣，君臣共图治国大业，自己既得美名，君上更获称誉，君臣流芳百世；忠臣，自己遭祸被诛，君上蒙昏恶罪名，国破家亡，徒留空名。”太宗说：“好！”接着又问：“为君者怎样才是明君，怎样才算昏君？”魏征说：“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就明智；只听单方面的话，就昏庸（这句话，就是文言文中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之意）。他还列举了历史上尧舜的英明爱民和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的残暴昏庸等例子，说：“治理天下的人君如果能够采纳各方面的意见，下情能够上达，他身边的亲信想蒙蔽都蒙蔽不了。”太宗连连点头说：“你说得多好啊！”
又有一天，唐太宗对身边的大臣们说：“我刚刚读了隋炀帝的一些文章，觉得这个人文采好，知识也渊博。他也知道尧舜是好君主，桀、纣是坏君主。可他所干的事情怎么就跟他的观点完全相反呢？”魏征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一个君主再聪明、知识再渊博也不行，还应该虚心倾听臣子和各方面的意见。隋炀帝自以为才高，骄傲自信，独断专行，刚愎自用，说的是尧舜的话，干的是桀纣的事，所以就有了自取灭亡的下场。”唐太宗说：“沉痛的教训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应该把隋炀帝当作反面教材，牢牢记住。”
听说有一个叫郑仁基的平民的女儿长得非常漂亮，而且很有才华，皇后建议把她召为唐太宗的充华，即第九位妃嫔，册封的事已准备妥善。魏征听说这个姑娘已经许配于人，受过聘礼，就规劝太宗说：“陛下生活在亭台楼阁之中，也要使百姓有房屋居住；陛下有鱼肉美味佳肴，也要使百姓能温饱；陛下已经有了皇后和许多嫔妃，也要使百姓有妻室。现在郑女已有婚约，陛下夺百姓之妻，这绝对不是爱民的明君所做的事。”太宗听了痛加自责，下诏停止册封。
几年以后，唐太宗看到中原安定，四方归服，他的统治巩固下来，心里很高兴。魏征就对太宗说：“君主掌握国家的重权，如果在安定的环境里想不到危急的日子（即文言文中的“居安思危”）；想不到以节俭戒除贪婪，以德行爱护百姓，时刻关心民众的冷暖疾苦，那就如砍树根想使它茂盛，阻江河想使它长流一样。”接着他又说道：“民众如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这是应该谨慎的。腐朽的绳索套着奔驰的马车，这种危险决不能忽视。”太宗听了十分赞许地说：“所以我要多听听你们的谏言才好。”
贞观六年（632），很多大臣要求皇帝到泰山搞封禅大典。太宗架不住群臣的进言，便心动了。当他下令筹备封禅大典时，魏征又站出来坚决反对。于是太宗和魏征展开了一场唇枪舌剑。
“朕的功绩高不高？”
“高。”
“朕的品德厚不厚？”
“厚。”
“那华夏九州安定了没有？周边民族臣服了没有？全国五谷丰收了没有？”
“是的，这些都已全部实现了。”
太宗有些愤怒了：“那你为什么不同意朕去封禅？”魏征也很激动，但又很诚挚地回答说：“陛下东去泰山行封禅典礼，规模浩大，千乘万骑，一路上吃喝住行的供应招待，要惊动多少地方官员和百姓，需要多大的花费和多大的开销啊！而今河南、山东广大地区，荒原野泽，人烟稀落，一片萧条。一旦遇上水旱大灾，我们不能很好地去赈济，就容易引起政局动荡。那时，说不定有人振臂一呼，天下民众又会揭竿而起。到时，陛下再后悔也来不及了。这些看法岂仅是臣之私见，而是沉痛的历史教训啊！”唐太宗从魏征的这一席话中醒悟过来，怒火渐消。适逢河南、河北发生水灾，就取消了封禅的计划，而尽力去关心百姓疾苦，赈济灾民，兴修水利，他向往的泰山封典，却一生都没有实现。
有一次上朝的时候，魏征又跟唐太宗争得面红耳赤，太宗实在受不了啦，回到宫内对长孙皇后说：“我总有一天要杀死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见他火气很大，就问他：“陛下要杀的是哪一个？”唐太宗说：“还不是那个魏征！他总要当着众人的面，叫我下不了台！”长孙皇后非常高兴地对太宗说：“我要向陛下祝贺，听说英明的天子才有正直的大臣，现在魏征这样正直，正说明陛下非常英明。”
这番话就像一盆清凉的水，把太宗满腔的怒火都浇熄了。
有一次，唐太宗来到洛阳，住在昭仁宫内，侍从常因服务不周到而遭到责备。魏征就对太宗说：“隋朝的皇帝只知道责备不献食品，或嫌供奉的不够精美，没有止境，以至亡国。所以天命陛下代隋，陛下应当引以为戒而约束自己，为何还要责备供应不够奢侈？若能知足，现在已经很好了；若不能知足，比现在再好一万倍，也不会满意！”太宗又吃惊地说：“不是你，我真的听不到这样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