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宣帝五凤元年（公元前57），朝廷要对一名死刑犯人执行斩首。从长安城到渭城法场的路上，数千名官吏和老百姓，扶老携幼，攀住囚车车轴不放，争相向这位死刑犯人进奉酒肉。这名被绑住身体的死刑犯，大张其嘴，凡是向他敬的酒，他都一饮而尽，一路上一共饮了一石多酒。他边饮酒边深情地说：“感谢各位！辛苦各位远道相送，我延寿死无所恨！”送行的老百姓没有一个不悲恸流涕的。被杀的“犯人”名叫韩延寿，他不是普通人物，而是担任过左冯翊（西汉都城长安的最高长官）要职的高官。他为官期间，用礼义教化老百姓，政绩显赫，功劳卓著，引起一些奸佞之臣的嫉恨，给他编织“罪名”陷害他。而昏庸的皇帝偏信谎言竟判他死罪。
韩延寿，字长公，出生年月不详，祖辈为燕国人，后来迁徙到杜陵。因为他从小熟读诗书礼仪，学问很高，年轻时就被封为郡文学。他的父亲名叫韩义，在西汉昭帝时曾担任过燕王刘旦的郎中。燕王谋反时，韩义上疏强谏制止，因而被谋反集团处死；叛乱平息后，国人都很同情他。当时汉昭帝年纪还小，由大将军霍光掌权，他向全国有名望的贤良之士征询治理国家的良策。有人向他建议说：“赏与罚，是用来奖励善的，禁止恶的，这是治国的根本。过去燕王刘旦谋反，韩义挺身出来劝阻，因而被处死，对国家的忠诚与贡献非比一般。现在韩义虽死，应该重赏他的儿子，以向天下昭示臣子对国家应尽的节义。”于是霍光接受了这个建议，提升韩延寿为谏大夫，后又调任淮阳郡太守。因为韩延寿治理淮阳郡很有政绩，名声日高，后来又被调到地广人稠又很难治理的颍川郡（今河南省一带）任太守。
颍川郡内恶人与富人串通，富人与官吏勾结，形成很强的地方黑恶势力，每任太守来此都感到很棘手。为此，国家常派能干的官员来任太守。但大多官员拖延迁就，任期内委屈于豪强，为自己大捞一把后离开。只有赵广汉用“离间瓦解”的策略，使豪强们之间相互结怨，势力减弱，在当时确实起到作用，取得一定的效果，但这种策略治标不治本，使颍川地方的社会风气变得互结仇怨，人情浇薄。韩延寿认为，一个国家、一个地方要想实现“长治久安”，靠“酷刑峻法”的严打和“离间挑拨”的瓦解，只能是暂时的。只有用礼义教化百姓，教育人们礼让为先才是根本。
韩延寿来到颍川，立即召请郡中最受乡里人敬仰的几十位长老和贤士，摆设酒菜，待之以礼，并向他们了解民间流传的各种歌谣、谚语，以掌握老百姓的疾苦；向他们征求实现人们之间相互亲爱和睦与消除互相仇怨的方法。一些长老提出先从改善婚丧、嫁娶、祭祖等礼仪做起，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为富豪与富豪，富豪与官吏相互通婚，结成强势朋党，无所畏惧，危害一方。富人办婚丧，讲究排场，设宴结盟；穷人办婚丧，寒酸潦倒，仇富仇官的仇怨满腔。于是，韩延寿与他们一块儿议定：无论穷富贵贱，统一规范婚丧嫁娶的礼仪制度。一是一律从简，不得铺张浪费，不准大摆宴席，结党营私，不准使用假马、假车等祭品；二是不论富人、穷人办婚事、丧事，全村人都要前来祝贺或吊丧，但不准携带礼金、礼品和祭品，统一由官府派出的礼仪人员免费为民间主持嫁娶、丧葬等仪式，同时监督他们是否违规操办，并趁这个机会给众人讲授尊老爱幼，邻里互助，凡事礼让等礼义道德。几年后，颍川郡的社会矛盾得到缓解，社会风气大为改观，社会治安良好，各项事业蒸蒸日上。韩延寿调离颍川后，接替他在这里当太守的黄霸沿用了他的做法，同样政绩卓著。
韩延寿无论在哪里为官，都要教导吏民崇尚礼义，用古代的礼教感化百姓。每到一地任职，总是以礼相待当地的贤士，请他们出主意，虚心听取他们的批评与建议；奖励遵行礼义、谦让钱财的人，表彰孝敬父母、兄弟友爱的人；修建学校，推广儒家礼乐，宣扬维护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伦理道德。把有关修治城郭，征收赋税等由人民承担的国家公益当做大事来做，一定先张榜公布日期，严格规定期限，使差吏、百姓既畏又敬，都能准时完成。他还在民间设置里正、伍长，互相勉励礼让帮困；严格规定，不准收留奸邪之徒。街道、乡里如发生意外情况，小吏就会立即知道，据实向上报告，所以奸邪的人都不敢进入郡境。
韩延寿对待下属是关怀备至，待之以恩德，但对他们的要求也很严格。偶尔有下属欺骗或辜负他时，他往往不是批评下属，而是自省自责：“难道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他呢？不然他绝不会这样！”做错事的属吏听到太守这样自责，都后悔莫及。有一个县尉甚至为此而自杀身亡。有一位门下掾为此自己抹了脖子，经抢救虽未死却造成残疾。韩延寿听说后流了眼泪，派人去照顾他，给予他丰厚的生活费用。
作为太守，韩延寿没有一点架子，而是能够随时听取下属和平民百姓的批评；对于礼仪方面的建议，他更是广泛吸收。有一次，他要外出上车时，发现一个骑吏姗姗来迟，就很严厉地把他批评了一顿。当韩延寿返回府门时，守卫在府门前的一个门卒看样子是想向他说话，却又闭上了嘴。韩延寿就主动问他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门卒就侃侃而谈地说：“《孝经》里说，善待父亲的人才有资格到君主身边去工作。在家中兼有母亲的爱和像君主一样值得尊敬的人就是父亲。今天早上您要出门，坐驾在门前停留了很久，骑吏的父亲来到府门前而不敢进入。骑吏知道了，赶忙到门口迎接，因而迟到了一会儿。为了孝敬父亲而受到您的惩罚，这难道不有亏于礼义道德吗？”韩延寿十分耐心地听完门卒的叙说后，在车里举起手致歉地说：“如果没有你，我真不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回到屋里后，韩延寿主动召见了门卒，原来这个门卒还是一位有学问的读书人。他听说韩延寿为官贤能，就设法来当门卒，想在延寿身边效力。韩延寿于是就提拔重用了他。韩延寿能够虚心听取意见，接受批评，他在东郡任太守三年，体察民情，以礼义教化百姓，刑事案件大为减少，所以他在考核中被评为全国优秀之最。
后来，韩延寿又被升擢到京师长安任左冯翊（西汉京都的最高长官，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长）。到任一年多了，还是不愿意到所属县去巡察。他的幕僚们就劝他说：“应该到下面去走一走，这样不仅可以体察民情，还能考察各地官员的治理情况。”韩延寿就对他们说：“各县都有贤能的官吏，我派出去的督邮经常能回来汇报各地吏民的善与恶。我们一旦出去兴师动众，各地都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钱财为我们迎来送往，地方官吏动辄以保障我们的安全为名，惊扰百姓，我看这样出去巡察会弊大于利。”可是郡丞、郡掾坚持认为当前正值春耕大忙之际，应该出去奖励农桑。于是韩延寿就微服简从，首先来到了高陵县，正好见到有兄弟俩为争田地相互告发在县里打官司，他很痛心地对县里的官员说：“我有幸在这里当太守，是一郡的表率，我的属地内却出现了骨肉兄弟为争夺田地而打官司的事情，真令人心寒啊！这件事的责任全部在我，是我不能宣扬礼教，教化百姓的结果。既伤了好端端的民风，又败坏了古人流传已久的礼教，还使你们这里的官吏、长老、贤士和孝悌们蒙受了耻辱，我应该闭门思过。”说完就回到驿站闭门卧床反省。这一下子可急坏了全县的吏与民，县令、县丞、啬夫、三老们连忙把自己捆绑起来等待处罪，全县的人们群起指责争讼田产的哥儿俩。争田的两兄弟深受感动，终于醒悟过来，悔恨万分，都把自己的头发剃光，表示甘愿受刑；又脱下一只衣袖，露出臂膀，准备接受鞭罚。然后，他俩来到韩延寿的住处请罪，表示相互让田，至死也不再争田夺地了。韩延寿非常高兴地接见了他们，摆设酒肉与他俩对饮，并让县乡表扬奖励他们悔过从善之举。长安一带的人们相互传告、激励，不敢再犯。
韩延寿的恩惠、信用遍及他所辖的二十四个县，他至诚至爱对待部属和百姓，部属和百姓也不忍心不听从他的教诲而欺骗他。从此，辖区内再也没有告状争讼的事，到处是一片和谐的景象。
韩延寿用礼仪教化百姓，治理一方，政绩显赫，在京城内外、全国上下声名大噪，却引起了一个人的不安与嫉恨。这个人叫萧望之，是前任左冯翊，继任御史大夫，负责监察全国百官。萧望之是一个品行不端，心术歹毒的奸佞小人。他无中生有地给韩延寿编造了许多罪行，安排一个名叫福的的心腹检举揭发韩延寿，然后又上奏汉宣帝刘询追究韩延寿的罪名，导致韩延寿被绑赴闹市斩首。
唐代著名史学家颜师古在《汉书》注中说：“望之以延寿代己为冯翊，而有能名出己之上，故忌害之，欲陷以罪法。”这真是一语道破玄机，为韩廷寿平反昭雪，还人间一个公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