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烽在创作前，如果没有去他熟悉的农村与农民生活上一段时期，没有把自己的感情同农民的心灵融会贯通，就会感到不踏实，写出的作品总是不满意，或者是失败之作。多年来，他一有机会就去农村走走。他不用记者采访式方法，而总是把自己当做农民中的一员，同干部们研究工作，同大娘大嫂们拉家常，同小伙子们说笑话，甚至还调解家庭纠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骑上自行车，带着行李卷儿，走到哪里就住到哪里，饲养房、土窑洞、工棚、破庙都住过；农民也从不把他当作家、外人看待，亲切地称他“老马”。为了更好地体验生活，他曾到汾阳县挂职当过两年县委副书记，获得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他对这段经历念念不忘：“1958年前后，我在一个县里担任了二年县委副书记，虽然是个客串书记，但有一些问题也不能不管，担子压在肩上，你也就不能不去过问。实际上也就是工作逼着你去熟悉人，去了解生活。而且那时候我年纪还轻，身体也好，下乡经常是骑着一辆自行车，带着行李卷，走到哪里就住到哪里。到水利工地上，和民工们一块住破庙，滚草铺，也是常有的事。”
正是有了这段经历，两三年工夫，马烽写出了十几篇小说和电影文学剧本，如《一篇特写》《四访孙玉厚》《青春的光彩》《老寡妇》《三年早知道》《“停止办公”》《我的第一个上级》《难忘的人》《太阳刚刚出山》《老社员》《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包括续集）等。其中的几部作品当时就轰动一时，在读者中的反响非常大，几十年以后也仍然留在许多人的记忆中。文艺评论界对马烽这个时期的创作也非常关注，许多权威评论家发表了颇有见地的文章，比如茅盾先生对《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太阳刚刚出山》《老社员》都有评点；宋爽、思蒙、阎纲等人，对他的整体创作或单个作品有长篇专论或新作短评。应当说，马烽的这些创作实绩，在当时的文坛上是非常突出的，在他个人创作生涯中也是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他与赵树理、西戎、束为、孙谦、胡正在这一时期的作品，是文学界的一个热点，也是后来人们称他们为“山药蛋派”的重要依据。
“文革”以后，马烽年岁大了，他不再骑自行车，坐上了汽车，但他发挥汽车的优势，尽量多跑一些地方，多接触一些人，真正了解农村中存在的问题和农民的思想。1978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约他和孙谦写一部反映农村题材的电影文学剧本。于是，两人又像过去一样，结伴下乡，感受生活。他们跑了山西省内的交城、文水、汾阳、临县、榆次、平定等县，广泛接触农村基层干部，走访社员群众，实地考察了好几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地，同时，结合他们几十年来对农村生活的了解，经过深思熟虑，写出了反映县委书记朱克实拨乱反正、解决冤假错案、大抓农田水利建设故事的电影文学剧本《新来的县委书记》。
剧本改名为《泪痕》拍成电影后，举国上下轰动一时，差不多家喻户晓，获得了当时各项电影大奖。这部电影以“四人帮”肆虐时期令人窒息的黑暗气氛为大背景，表现广大干部和群众在那个特殊年代展开的各种形式的反抗与坚决斗争。主人公、县委书记朱克实是一位敢于为人民群众撑腰做主、敢于同歪风邪气坚决斗争、脚踏实地、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干部，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愿望。马烽50年代曾挂职当过几年汾阳县委副书记，对县委书记有切身体会，在《“停止办公”》《太阳刚刚出山》等几部作品中，就专门写过县委书记。可以说，《新来的县委书记》中的朱克实是马烽以往几位县委书记在新形势下的重现，较之过去几位县委书记，朱克实更为成熟，具有了对复杂现实社会的洞察力，对不同人物的鉴别力，对重大问题断然处理的能力。这部作品是全国新时期“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之一。
80年代后期，马烽写作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葫芦沟今昔》，就是在下乡时发现当时大多数人对于责任制之前的农田基本建设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认为它是“学大寨”的产物，不愿承认责任制以后一些农民的富裕正是建立在其基础上的，结果使本应属于经济领域的农业生产又落入了政治窠臼。马烽对此问题认真思考一番，就有了《葫芦沟今昔》的构思。他在这个小说中，用当代意识和历史态度观察80年代中国农村发生的变革，从现实与历史、局部与全貌、表层与深层的有机统一中，揭示农村改革的某些本质问题，希望人们正确认识和理解一些已经成为历史的事件，比如“学大寨”时期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有些工程属于政治运动的产物，确实是劳民伤财；有些工程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像葫芦沟那时候搞的治理乱石河滩工程，就是80年代走上富裕路的基础。
三
马烽成为职业作家，并不是他开始写作时所意料到的。他起初发表作品时还是部队宣传员，以后又做了几年报纸编辑，因此，他总是密切关注现实，有一种责任感驱使他写作。50年代他成为专业作家以后，仍然是以真诚的责任感去表现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问题，或者赞美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淳朴心灵。
马烽的作品实际上是中国农村四十年来走过的历程的风雨表，每个阶段农村工作的成就与问题、农民的思想与生活，都可以从他的作品中找到反映。50年代，他满腔热情地去赞颂心灵高尚的普通人物，他也诚心诚意地去揭示社会前进中的问题，比如《结婚》《韩梅梅》《饲养员赵大叔》《三年早知道》等属于前一类；而《一篇特写》《四访孙玉厚》等属于后一类。《一篇特写》揭露了某些领导干部弄虚作假、贪图个人名誉的不正之风；《四访孙玉厚》则批判了某些官僚主义领导在农业生产中的瞎指挥作风，同时也歌颂了老党员、老革命孙玉厚老汉坚持实事求是的可贵品格。当时，有些评论文章指责这两篇作品“调子低沉”，“不够健康”，是“失败之作”。现在看来这些指责是不公允的。
经过几十年历史的考验证明，马烽在50年代就尖锐地揭露浮夸风和官僚主义瞎指挥作风，是很有见地、很需要勇气的，表现了一位现实主义作家的高度责任感。1981年他在《马烽短篇新作·后记》里特别提到重新收入三篇旧作（《一篇特写》《四访孙玉厚》《杨家女将》）的原因：“现在把二十年前的这些旧货搬出来，并不是因为这些作品在艺术上有什么高明之处，而是因为这三篇的主题，都是歌颂那些在工作和生产中能够实事求是、敢于实事求是的一般干部和普通社员，同时也揭露批判了那些装门面、慕虚荣、弄虚作假的恶劣风气。”
“文革”以后，马烽一如既往，继续以真诚的责任感去创作。所不同的是，他的作品随着整个民族的反思也在反思，深沉的思考代替了简单的讴歌，更注意将笔触伸入到人的心灵深处，以展示体制变革带给人们思想上的震颤，表现人们对重大社会问题的态度，提出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让人们去研究。比如，《新来的县委书记》是对十年噩梦带给人们心灵的恐惧作痛定思痛的追忆；《伍二四十五纪要》以农民式的幽默，对农村三十年来的风风雨雨进行反思，用一个普通农民的戏剧性遭遇，讽刺了虚假的工作作风；《结婚现场会》则运用独特的构思方式，从经济和生产发展的角度提出农村买卖婚姻的严重性。最有代表性的，是他跟孙谦合作的电影“农村三部曲”：《咱们的退伍兵》《山村锣鼓》《黄土坡的婆姨们》，要说明所有农民都富裕起来才是方向的道理。
“农村三部曲”剧本的创作思想基本是一样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各项生产责任制和家庭承包政策的推行，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马烽和孙谦很兴奋，计划把山西省内大部分县都跑一遍，熟悉新的农村、新的农民。在乡下，他们确实看到过去粗粮都不够吃的困难户，如今白面大米吃不完；过去只能在破窑旧房度日的，如今都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新房。一部分人真的富起来了。但是，他们也看到，大多数缺乏劳力或者虽有劳力却没有致富门路的农民，在解决了口粮问题以后，仍处于贫困状态。他们忘不了1984年在晋中一个村里时的见闻。那天，他们在一些县乡干部的陪同下，去访问一家承包果树专业户。刚进村口，前面带路的汽车开过去时，路旁蹲着的一个老乡站起身来朝汽车吐了一口，并且愤怒地说：“麻雀尽往闹处飞！”坐在后面汽车里的马烽、孙谦真切地看到了这一幕，心头上为之一震。到村里一了解，村民们反映说，过去上面下来的人是访贫问苦，如今只找拔尖富裕户。这个问题引起了他们深深的思索。他们认为，中央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对于打破大锅饭体制确实是重要的，然而这本身不是目的，只是手段，最终目的还是要让所有农民都富起来。
如何才能让无劳力和有劳力没有门路的农民致富呢？马烽和孙谦思考着，觉得需要提倡一种为了大家致富而牺牲个人利益的精神。他们在下乡时，也见到过这样的人和事，但从哪个角度表现呢？在晋东南下冯庄，他们遇到一个当过五年兵的大队支书。这个支书退伍回乡后办起了砖厂，帮助村里的军烈属和困难户摆脱了困境。他们意识到，用退伍兵带领大家致富的角度，既新颖又有代表性。于是，他们基于这些真实的生活素材，经过综合提炼，写出了《咱们的退伍兵》。
《咱们的退伍兵》表现的是退伍战士方二虎回到家乡“乱石沟”，面对村里的贫困户与闲散劳力，他放弃当个体运输户挣大钱的机会，牺牲了自己的爱情，坚定地与大伙儿一起办成了土法炼焦厂。经过种种磨难，终于使大家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表现了农村退伍兵战士带领大家致富的精神。他们选择退伍兵做主角，正像孙谦一次说的：“我们俩人都是当兵出身，了解军人，感到解放军确实是个大学校，集体主义和勇于牺牲个人利益的精神较强；同时，近几年部队培养了不少军地两用人才，应该让他们发挥作用。”
《山村锣鼓》则延续了《咱们的退伍兵》的创作思想，讲述的是：回乡知识青年费成树被群众选为“红土沟”的村主任，接手的是“一张桌子、一个戳子”和三万元外债的烂摊子。但他在群众的支持下，因地制宜创办集体企业，给“红土沟”带来了新的希望。马烽和孙谦写这个剧本的目的，是要说明一个道理：农村要想发展，只靠搞农业是不够的；要搞工副业单靠一家一户的力量同样是不够的，必须依靠集体。他们通过主人公费成树，为的是提倡一种服务精神。
《黄土坡的婆姨们》是继续了《咱们的退伍兵》和《山村锣鼓》的创作思想，描写一个叫“黄土坡”的村子里的汉子们都拉着牲口外出挣钱去了，村里的土地因无劳力、无牲畜不能耕种。青年妇女常绿叶挺身而出，用自己准备盖新院子的钱买了拖拉机，帮乡亲们耕种；又与几户老弱妇孺组织起来成立了联合体，搞集体承包。她们为“黄土坡”开创了一片新天地。
马烽和孙谦在“农村三部曲”中，以极大的热忱塑造了一批出类拔萃的农村青年形象。这些青年是农村改革大潮中涌现出来的新人物，是带领群众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关键人物，体现了两位作家倡导农民共同富裕的思想和期盼农村深化改革的愿望。
马烽曾担任过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中国文联执行副主席，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山西省文联主席，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等职务，现在还是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他为了全国以及山西省文艺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1992年5月，中共山西省委和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马烽“人民作家”的荣誉称号，这对于马烽来说，是当之无愧的。
2002年9月
西戎：从“山里娃”到“人民作家”
20世纪中期，在风起云涌的抗日浪潮裹挟下，生活在吕梁山中的少年西戎，告别父老乡亲，参加了抗日部队，做了一名普通的宣传战士，转战晋西南、晋西北。由于他读过高小，读过《水浒传》《西游记》以及“公案”章回小说，在宣传与战斗间隙，迷上了文学这块伊甸园，尝试着笔耕的味道。其时，西戎对文学仅仅是一种爱好，并没有想到当作家、当职业作家。从他的第一篇作品《我掉了队后》发表迄今，已经快七十个年头了，他以自己富有特色的文学作品，在文坛上获得了一席地位。他不但成为作家，而且是享誉国内外的著名作家。《吕梁英雄传》（与马烽合著）《宋老大进城》《赖大嫂》等等脍炙人口的作品，留给人们记忆，留给人们话题。
西戎曾担任过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山西省文联副主席等职务，并且长期主编文学刊物《火花》和《汾水》，为山西省文艺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为培养中青年作家健康成长，呕心沥血，尽职尽责，作出了很大贡献。1992年5月，中共山西省委和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西戎“人民作家”的荣誉称号。2001年1月，西戎因病医治无效逝世，终年七十九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