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作品和上述的《说情》都是我在家乡翼城县任县委常委时写的。由我们村去县城必须经过一道名叫浍河的小河流。那时浍河上还没有架桥，寒冬时节人们也得挽起裤腿蹚水过河。邻村一个青年用几根椽子捆绑在一起，架起一座便桥，站在桥头收过河费。“修桥铺路”本是我国传统的美德，因此，这位青年的举措颇受人们的非议。过河中发生了许多有趣的故事，自然都是作者发挥想象力艺术表现的结果。作品发表后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正像董大中在文章中写到的：“这篇小说把笔触深入到改革生活里。……人们都知道，‘修桥铺路’是我国人民千百年来最为推崇的两种义行，两种美德，留下了许多佳话。但这终究属于过去时代的价值观念，在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今天，能否再那样看，恐怕就是一个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至少，他应该得到一定的理解。人们意识的改变总是大大落后于存在的改变。作者如实地写出了人们的种种非议，是本篇的成功。另外，作者运笔熟练，通篇在‘趣’字上做文章，使小说引人入胜。”
这篇小说的发表，还有个很有趣的插曲。那时县文化馆办了个内部刊物《翼城文艺》，文友宁清泉同志向我索稿，因手头无稿，便将已投向《山西文学》的《河边趣事》拿去塞责。一次，我在大街上碰到文化馆的聂海同志，告我说天津《文艺》准备采用我的《河边趣事》。我并没有向《文艺》寄稿。原来，《翼城文艺》印出后，向包括孙犁在内的一些名作家赠寄了刊物。孙犁看过后向《文艺》做了推荐。文化馆的几位文友劝我还是尽外地刊物，叫天津的《文艺》发表为好。我便给时任《山西文学》主编的李国涛同志去电话，李国涛说刊物已送工厂排印，并配了插图，不同意把稿子撤下来。我除了向《文艺》编辑部说明情况外，还写信给孙犁先生，说自己这篇东西写得太实，不够空灵等等，盼先生多加指教。孙犁先生给我写信，说他很喜欢这篇作品，同时劝我多读一些好书。这封信还发表在1982年12月2日的《天津日报》上。一年多以后已返京的作家从维熙应邀参加洪洞创作座谈会时告我这件事的。
《六儿》《山西文学》1983年6月号
我们村一位叫六儿的青年，在家庭中没有地位，是个“出气筒子”。因丢了几只羊出逃了，成了村子里一大新闻。他在一处砖窑上干了二十多天后，挣了几个钱回来了。我立刻意识到这能够写一篇好小说：六儿通过在外“打工”，挣了钱，显示出了自身的价值，改变了在家人眼中的地位。这才是此件事深含的意蕴。作品发表后，受到好评。儿童文学作家安风和在评论作者的作品时写道：“六儿，这个人物一直印在我的记忆里，好像是我生活中结交的一位真实的人物。……六儿，是智体稍有残障的一个农村孩子。用现在人们惯用的‘关注’来说，是不为人们关注的一个小人物，人们不知道他的存在……非常小的一个人物，非常小的一个事件。在农村能够引起一个不小的轰动，就这么个事情，谁能发现，把它写成小说？……什么是小说？太复杂了。个别知己的作者，我对他说，你看看《六儿》，这就是小说。”后来友人告我，《六儿》被改变成连环画，发表在1986年第5期《连环画报》上（陈国英改编、钟儒乾绘画）。
《减味的莴笋》天津《文艺》1984年第3期
起因完全是女儿的一句话：在师范读书的女儿，叫给她捎些她儿时特爱吃的莴笋，吃过后说，这莴笋没有过去那么好吃了。我立刻想到，莴笋还是过去的莴笋，是人的生活环境改变了，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口味自然就高了，吃不出原来那美好的味道了。完全可以写一篇有哲理意味的小说。至于作品中的所有情节，则全部与女儿无关，都是依据生活的积累虚构的。女主人公嫁给了一个地级副部长的儿子，生活的富裕，地位的优越，自然使她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篇名《减味的莴笋》，不是莴笋减了味，是生活水平的差异，人们思想上出现的落差。
《买树》《山西文学》1984年7月号
真实的事情是：我盖房时缺一些椽子，在邻村任书记的连襟说，他们村为绿化街道，要把村中道路两旁老也不长的“小老头”杨树去掉，改栽其他品种的树。我看了看，干瘪的树身上疙里疙瘩，勉强可用。作价时，连襟说他得和会计商量商量，不能他一个人说了算。原事就是如此，其中一点猫腻也没有。但是我忽然想到，假如写成会计主张的价格比支书还要低，原来会计也计划买些这种树，故事就有了曲折，就有了趣味，既把会计的猴精刻画出来了，也使书记当时顺水推舟、占了小便宜，对会计的“使巧”无法张口。本来一件极平常的事，产生联想后将其往下延伸，将社会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情写出来，从而揭示出不同人物的心理活动与精神面貌。
《力的转化》天津《文艺》1985年第5期
我的一位很要好的朋友，是一个单位的头把手，新来的上司和他既是同乡又是熟人。他原想凭借这两层关系，加上他在同级几个单位的头把手中确也是出类拔萃的，很有可能被熟识的上司提拔为副手。因此，他经常给新上司提合理化建议，在工作上谋划好点子，成为新上司的好助力、好助手；后来，新上司提拔了他人，他的态度一下子变了，对我说，以前咱也是穷积极，人家眼里根本没有咱。哎！以后咱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脑中立刻蹦出了一个词：力的转化。觉着就此立意，发挥想象，完全能写成一篇富有深涵的小说。自然，当时也不是没有顾虑：这位同志是自己很要好的朋友呀！后来还是写了。文学创作，在生活中取材，本是必由之路。既是创作，人物写成正面的也好，负面的也好，都是在塑造各种人物的形象，完全没有要褒贬某个个人的意思。
在临汾这一段时期，还写了一些报告文学和散文，这儿从略。
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我的所有作品，都是在现实生活中有了感触，受到了启发，悟出了些想法，才写成的。我的悟性不高，所以作品不多，也不够好。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那么多现成的故事，必须依据自己的生活积累，发挥艺术想象力，才能够写成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可以也应该比生活更高，要努力反映生活的丰富多彩。作品要有情趣，有审美价值，才能吸引读者，感染读者。因此，文学创作者，不仅要多读好的文学作品，也要读一些政治、哲学等社会科学书籍和自然科学书籍，丰富自己的知识，提高分析生活、认识生活的能力，要能在平凡的事件中，审视出深厚的涵义，也能够透过表面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作者的创作，多取材于身边的人和事，甚至就是作者的亲人、朋友；成为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后，就不是生活中的某个特定个人，读者千万不要对号入座。
在文联时，有一件事值得一记。1978年的10月10日，省文联的张福玉同志陪同赵树理的遗孀关连中老人、赵树理的大儿子赵广源，护送赵树理的骨灰去北京。赵树理得到彻底平反，一部分骨灰仍留在家乡，一部分骨灰将在北京八宝山公墓安放。我所崇拜的赵树理在“文革”中含冤致死，终于得到昭雪，心里稍觉安慰；但看到关连中老人孤苦伶仃的样子，仍然感到心酸。另一个突出的感觉，赵树理的大儿子赵广源（为赵前妻之子，时任芮城县委宣传部部长）特像其父，简直就是活着的赵树理。
以赵树理为首的“山药蛋派”的代表作家，如今都已先后去世，兹将他们的生卒年月和著作简记如下：
赵树理，1906年9月24日（农历八月初七）出生于沁水县尉迟村，1970年9月23日去世（赵树理的生日、卒日均为“秋分”那一天）。享年64岁。著有《赵树理全集》（五卷本）。
李束为，1918年11月出生于山东省东平县朱家管村。1994年3月4日去世。享年76岁。著有《束为文集》（三卷本）。
孙谦，1920年4月4日出生于文水县南安村，1996年3月5日去世。享年76岁。著有《孙谦文集》（五卷本）。
西戎，1922年12月1日出生于蒲县西坡村。2001年1月6日去世。享年79岁。著有《西戎文集》（五卷本）。
马烽，1922年6月18日（农历五月二十三）出生于孝义县居义村，2004年1月31日去世。享年82岁。著有《马烽文集》（八卷本）。
胡正，1924年11月21日（农10月25日）出生于灵石县城内。2011年1月17日去世。享年87岁。著有《胡正文集》（四卷本）。
1992年5月，中共山西省委、省人民政府分别授予马烽、西戎、孙谦、李束为、胡正五人“人民作家”光荣称号。
还有一位山西籍并与山西文艺发展有多种关系的著名版画家力群，其生卒年月，也应在这儿记一笔。1912年出生于灵石县郝家掌村。2012年2月10日去世。享年100岁。中共山西省委、省人民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光荣称号。曾获“中国新兴版画杰出贡献奖”、“中国美术金彩奖成就奖”等。
告别临汾
在临汾和郑怀礼同志相识、搭班子，前后十多年，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郑怀礼是一位十分有趣、性格很独特的老人。正像作家韩石山说的，是“一位性格和行为都很特别的老人”。他结交面很广，可以说三教九流都有他的好朋友，上至地委书记赵雨亭，地委常委、宣传部长郭璞，下至普普通通群众、工友、老农民，他都能谈得来。他是一位清廉干部，革命一生，不谋私利、私产。我曾去过他汾城的老家，两大间一坡厦的东房，屋内陈设简陋；直到离休，老伴仍住在汾城老家。他虽然爱吃、爱喝两口，但都是朋友间的应酬，有时他自己掏腰包，从不搞公款消费。虽然性格有点偏执，但有啥说在明处，不搞阴谋诡计；他说话十分幽默、风趣，常逗得人们哈哈大笑；初接触的人都觉得他是个性格开朗、无忧无虑的人，但接触久了，就觉得他过得并不是那么痛快，虽不是牢骚满腹，但发牢骚却是平常事。他参加革命很早，却两次受到严厉的党纪处分。他是一位老资格，我很尊重他。我们相处虽不能说多么亲密，但属关系正常。我们曾以党支部名义，请示为郑两次党纪处分平反，申报材料就是我执笔写的。1988年4月20日，郑怀礼同志逝世，享年68岁（郑生于1920年农历二月初五），我专程由翼城赶往临汾，参加郑怀礼同志的追悼会。想到这位一生坎坷的老人，目睹一生为他担惊受怕的老伴，眼泪不由得夺眶而出。
我出生在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里，父亲是一个典型的“让人一步自己宽”的人。“和为贵”的思想，深深渗透在我的血液中。文学作品中那种富有正义感，正直、善良、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高大典型，给了我很好的教养。1983年底，郑怀礼主席离休后，机关领导就×某和我两位副主席。我虽然对此人有了点认识，但工作总得做好，不能在工作上闹矛盾。一次，他向我提出，咱两人分分工吧。我说，你都给咱管着就行啦，分什么哩。他就没有再推托。我只管刊物《平阳文艺》的审稿、改稿等繁琐的事，一点也不想和他争什么“权”。这样，我们又相处了一年。我本来早就有到离家近处工作的想法，又考虑到郑怀礼主席在时，还有个制约，有事可以得到缓冲；如今我们两人搭班子，人家再耍什么心计，我实在疲于应付这些事，不如离开为好。1984年底，我便给时任翼城县委书记的武伯琴同志打电话，说我希望回家乡工作，武表示欢迎。有了这个底，我立即去地委组织部要求调离。地委组织部樊哲儒部长问我回翼城工作有什么想法，我说我愿去县人大。樊部长问我多大了，我说48岁了，樊部长说，你40多岁就去人大？我说我愿意。当时的想法是，我曾在翼城县委任常委近两年，频繁的常委会议，给我留下了很无奈的印象。政府工作也是十分繁忙，我决计不进县委、政府班子；人大工作相对轻闲一些，我爱好创作，希望工作之余有点写作的时间。便在组织部要了张稿纸，随手写了愿到人大常委会工作。调动手续办得很顺利。我于1984年冬终于回到了梦寐以求的家乡翼城县。
落叶归根
回到翼城后，我暂住在县招待所内。在1984年12月20日至 25日召开的翼城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我当选为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从汾西县副县长位置上回到翼城的李玉宝为主任，还有两位副主任是赵善礼、裴迅艺。赵善礼原为翼城县副县长；裴迅艺是翼城中学教导主任，为兼职、不驻会。我这一干，就是14个年头，为八届、九届、十届、十一届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直到1998年6月退休。
由多年从事的文艺单位到了被称为“权力机关”的县人大常委会，工作性质有了很大的转变。为了很快熟悉、适应新的工作，我全身心地投入到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中。在县人大的工作不作详述了。只说每年一次的人代会，作为第一副主任、人代会的秘书长，筹备工作极为繁重、琐碎。人大的工作很规范，程序很严格，需要十分认真、细致。三次换届虽由县委副书记任秘书长，具体工作仍由我和人大的同志来做。十多年的人大工作，十多次的人大会议，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娄子。
仅说说与写作有关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