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见到文振强同志一样，对我感触很深的还有一位。一次我们几个由张彪同志带领到家乡翼城县检查教育工作，来到郑庄完小。学校大门上的横幅写着：“热烈欢迎地区领导莅临我校检查工作。”我不由心里发笑，我们几块料哪是什么地区领导？完小的校长是一位满脸皱纹、身材消瘦的男子，穿一身和当地社员没什么区别的半旧衣服。经打问，原来这就是我在《上了小学》中提到的何丙辰校长。这是一位很早就与我党联系的进步人士。1939年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时，他冒着生命危险护送翼城县抗日县长李丙辰到东山；日伪时期任第四高小校长。1947年，我军攻打驻扎在北梁壁村的阎匪第四区区政府时，他为我军绘制了敌人各碉堡中的火力配置图。翼城解放后不久，即任翼城县第一高小校长，是翼城教育界很有影响的一位人物。1957年反右时我正在省城上大学，就听说何校长因为说了几句公道话，被打成了右派分子。30多年没有再见面的何校长，竟成了如今的模样！解放前后即是翼城教育界响当当的人物，几十年后，只落得一个村级完小的校长，生活很是困顿！世事沧桑，是如此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心灵！
文化局创作组
不久，文教办公室，文、教分家，分别成立了文化局和教育局。乐庆华为文化局长，韩大庆为教育局长。文振强、任绳俊、李真宝、张守忠、李作民、杜曙波等人到了教育局。王振湖、解希恭到了文化局。仝宏志到了宣传部。仍留在蒲剧院东北小院的这些人，成为文化局创作组的人员，郑怀礼为负责人。
1972年夏，宣传部副部长梁明抽我和通讯组的谢俊杰，以及黄道恕三人到临汾县乔李大队写一组报告文学，由我任组长。黄道恕是个烈士子弟，人很有意思，他采访一位阶级觉悟很高的人，想写成黑夜持枪巡逻的文章结尾，被访问人没有这样的经历，他便一直做诱导，说：“是不是你扛上枪在夜里巡逻？”被访问者支支吾吾，既不好意思干脆否定，也不愿清清楚楚承认有，引得我和谢俊杰发笑。记不清是这次还是另外的时间，谢俊杰向我表示，他想从通讯组调到文化局创作组来，我问他党组织问题解决了没有，他说还没有。我便给他出主意：你还是争取在通讯组入了党再过来，否则，你新到创作组，又得考察一段时间。经我提醒，他连连点头称是。
1974年夏的一天，郑怀礼告我说：宁积贤、尹向前在《人民日报》社写新年画的稿子，写不成个样子，你去北京吧，替他俩写写。我到北京后，在王府井大街路东的《人民日报》社招待所内（对面就是《人民日报》社）见到宁、尹二人，问人家要叫写成什么形式的文章，宁、尹二人也说不清楚，但内容是如何用新年画占领农村文化阵地。我当晚连夜写了近5000字的稿子，第二天交了上去。没多久，《人民日报》社的美术编辑英韬来见我们，说行了！算交了差。后来，这篇以《用新年画占领农村文化阵地》为题的文章登载在1974年8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占了大半个版面，署名“汾波”。
据郑怀礼说，当时临汾地委书记赵雨亭看过《人民日报》登载的这篇文章后，非常满意。这使我惊异地悟到，各级领导对《人民日报》登载本地的报道竟是如此地重视。那年秋天，地委、地革委组织全区农业巡回大检查，赵雨亭书记指名叫我担任随团记者。那次巡回检查规模之大、形式之隆重，我是首次亲历：赵雨亭书记挂帅，各县一二把手参加，组成数十辆的车队。我们记者专车打头阵，每到一个县的交界处，这个县在家的领导便在县境迎接……一直陪送到出县境，又由下个县领导迎接……我跟着检查团转了平川几个县，吃了几天好饭食，一篇报道也没有写——反正有报社的记者顶杠子，我落了个好风光、好轻松。不过得指出，那篇文章受当时的“左”倾思潮影响，一些提法是显得偏颇的。
来到临汾一年多以后，才正式转了工作关系。
文艺工作室
1975年元月，我参加地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到翼城下乡，队长是地区农委主任陈建民同志。当晚工作队住翼城县招待所，我趁便回家探望家人。那时叔父已患重病卧床。我说我回县里下乡来了。叔父的声音极其微弱，说回来好。第二天大早，我便返回招待所。工作队分成了三个组，分赴中卫村、屋山村和封比村。我随陈建民主任到了中卫。陈主任对工作抓得很紧，要求队员深入到户了解情况，召开各种座谈会，白天还要和社员一同下地，每个队员都发了记工本。进村十多天了，我一直没和家庭联系。春节临近，陈主任叫我和村团支书筹办演出节目。一天傍晚，姐夫突然骑着自行车来到中卫，我意识到叔父病重要我回家，那晚我已通知开会安排节目事宜，我说今天晚上我给人家安排了会，明天一大早就回去，平时好脾气的姐夫忽然大怒，命令我：回！我知道叔父已经病危，便请了假，借了辆自行车，和姐夫冒黑往家里赶。那是一条土石子路，不时听见溅到路旁地里的石子声。我心想，一定要赶上和叔父见上最后一面。回到家中，我向半昏迷状态的叔父说：我回来了。知道么！叔父强打精神，半睁开疲惫的眼，用后嗓极微弱的声音说了句：知道。就闭上了眼。没想到，这就是叔父说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此后便陷入了弥留状态。我和姐夫守了叔父三天三夜，第三天深夜两点钟，叔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处理完叔父的丧事，回到中卫村，便一心投入到工作中。白天和社员一同下地，还到几十里地外的甘泉去拉坩子土；晚上走访社员，召开各种会议。我们在中卫村整整待了一年，到冬天才算结束。
这期间，有件事值得一记。
秋季的一天，我收到原省文联老作家郑笃先生的来信，告说省里成立了文艺工作室，领导人马烽、西戎、孙谦和他及原《火花》编辑部主任段杏绵、副主任郁波，希望我仍回编辑部工作。我回信说，我因家庭拖累，不想再回太原了。谢谢领导对我的关爱。
大约是1975年11月份的一天，地区文化局创作组的姚锦玉忽然来到中卫村，告我说，地区成立了文艺工作室，郑怀礼为主任，谢俊杰为副主任。郑怀礼主任委托他征求我的意见，是否愿意留在文艺工作室。消息来得如此突然，我下乡将近一年，地区成立文艺工作室，我闻所未闻。我说，我愿意留在文艺工作室。
如果说，几年前在省干部办公室时，30多岁的我，自认为还应该是被领导的角色，一点也没有企盼升迁的愿望，那确实是我当时的真实的思想；那么，我必须承认，听到这个消息，我思想上是引起了波动的：这年，谢俊杰33岁，年近40岁的我，突然要在30多岁的人手下当干事，倘若硬说自己心平如水，那就只能说不是个木头人也是个傻子了。何况多年来，谢俊杰一直把我视为学长，我也一直把谢视为学弟。正像有些同志说的，无论从思想的成熟、品德修养上，还是在全省文艺界的影响来说，我并不在其下，也就是说，起码我和谢二人都是应当一并考虑的。
我返回单位后，被选为党支部委员，和郑、谢三人组成文艺工作室党支部。
我这人也还算想得开，而且在现实生活中，自己这种不会投其所好的个性也很难改变。你不论到了哪儿，也会遇到这种情况，总得学会在这种境况下工作。说能理解也好，说有点韧性也可，甚或说能隐忍也罢，我不会因个人恩怨而影响工作，完全能够支持领导、积极配合领导做好工作。我根据在省文联工作的经验向郑、谢二位主任建议，要想更多、更好地联系与培养作者，必须要有发表创作的阵地。经大伙共同努力，创办了《战地黄花》小报，有《参考消息》那么大的版面，每期四版。那时“文革”还没结束，批这批那的大批判如火如荼，小报的名字由毛主席诗词“战地黄花分外香”而来，“战斗味儿”很足。在办刊物中，我们很注意发现新作者。记得看到一篇《攀登路上》的散文，写得很不错，作者任成山很陌生，我便到侯马去会见作者，了解作者情况，并给予他很大的鼓励。安泽县有位女同志宋素琴，在地区举办的“故事会”中获得一等奖，我发现她艺术感觉灵敏，很善于抓生动的细节，鼓励她不要光讲别人的作品，如能自己创作，一定会写出不错的文艺作品。她后来果真写了不少作品，在《山西群众文艺》上发表了小说《捉猪》《核桃庄的年轻人》和小戏曲《梨园新曲》等。其他，像郭效忠、韩斌等人，也写出了很不错的作品。
一次，我看到从蒲县一个农村寄来的稿子《槐树庄的故事》，作者叫李锐，作品很有生活气息。约一万六千字。据了解，作者是一位北京插队青年。我把稿子推荐给《山西群众文艺》编辑部的曾长青同志。曾长青是我在《火花》时的同事。稿子很快被采用，只是篇幅压缩了将近一半。这是李锐发表的第一篇作品。之后，作者一连发表了数篇作品，被调到临汾钢铁厂工作，后又调到《山西文学》编辑部，著作颇丰，并被翻译成瑞典、日本、英、法多种文字，成为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著名作家。
在临汾军分区宣传科的董国玺，是我在大学时的同窗好友，他那时组织人写民兵斗争故事，叫我最后“把把文字关”。在这里结识了从霍县矿务局借调的周宗奇。我发现周很会结构故事，在创作上有很大的潜力。周宗奇后来发表了《新麦》等较有影响的作品。也被调往《山西文学》编辑部，成为一名著名作家。
省里成立了文艺工作室后，原省文联的几位老领导、老作家从插队的农村回到了太原。那时他们的子女都大了，就不了业，便给郑怀礼、谢俊杰和我三人写信，帮助他们的子女到农村插队（似乎那时有插队经历才能安排工作）。我们将胡正的大儿子胡果安插到临汾县的泊庄村，小女儿胡浦安排到曲沃县的海头村。最有意思的是西戎的三女儿三三，几个人用自行车带着她去临汾县的乔李村，路上三三说话哽咽，我们便多方劝说、安慰她；到了乔李后，在我们离开时，三三竟放声哭了起来，我们只好又停留下来，做了好多工作，三三情绪才算安静下来。
1976年，是我们国家的多事之秋，发生了许多震惊世界的大事。
1月8日，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那时，我正陪小儿子在翼城县医院住院，听到广播中播放哀乐，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打听，知道是周总理去世，心中凄凉、悲痛之情油然而生。周总理是我亲眼见到过的中央最高领导，也是我心目中最崇拜、最爱戴的领导人。
3月8日，东北下了陨石雨。
4月5日，成千上万的人们自发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
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
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死亡25万人，伤16.4万人。
9月9日，毛泽东主席去世。听到哀乐声，心中一片迷茫、空虚之感。国不可一日无君啊！住在小院门外北房的席新梅，是从四川调回的一位老干部，西戎的侄女，坐在院子里的椅子上，大放悲声。数日后，在临汾一中的大操场上，举行了极其隆重的追悼大会。
10月，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10月6日，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全国欢腾。
粉碎“四人帮”后，我写了《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批判“四人帮”反对深入生活的谬论》，署名郑怀礼、谢俊杰和我三人，发表在1977年第1期《汾水》上。
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我们将《战地黄花》改名为《春风》，我仍主编《春风》。
大约是1976年夏，作家丛维熙来到文联。丛维熙和刘绍棠是50年代就已成名的青年作家，1957年二人因发表了对当前文艺工作的一些看法，被错打为“右派分子”，在山西伍姓湖农场劳教期满后，经马烽、西戎等推荐，分配到临汾地区文艺工作室。从维熙个子不高，粗墩墩的身材，面庞浅黑，稳重，诚实。记得刚来时，正是全国各地防地震的时候，我们在院中央搭了个地震棚，睡在地震棚内，我向他询问了好些文艺界的人和事。他住在小院东面的平房内，屋内光线较暗。丛维熙写作特勤奋，视时间如生命。“我一个礼拜没有写东西了！”他说着，显得十分恐慌和无奈。对我们这些数月不写东西亦如平常的人是一个很大的警醒。复出后写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女瓦斯员》发表在《上海文学》上。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时，他写了长诗《一月的哀思》，以临汾地区文艺室的名义，发表在《汾水》上。丛维熙生活十分俭朴，夏天在酷热的宿舍里写作，穿着背心、大裤衩子，经常拿着根黄瓜吃。为了出门方便，还从北京家中托运来一辆陈旧的女式自行车。丛维熙大约是在80年代初返回北京的。他创作了《大墙下的红玉兰》《北国草》《远去的白帆》等众多的中、长篇小说，曾任作家出版社社长，成为全国著名的作家。
临汾地区文联
粉碎“四人帮”后，为正本清源，清算“四人帮”在文艺界的流毒，我区文艺创作蓬蓬勃勃，恢复和成立地区文联被提上日程。1978年10月11日至14日，召开了山西省临汾地区文学艺术暨戏剧工作者代表大会。
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主席西戎，省文联副主席、省美协主席苏光，省剧协副主席刘元彤，省音协副主席曹克，省摄影协会副主席赵贵保等同志应邀出席了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