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靠瞒天过海的是一片坟林，挤满了我的列祖列宗。恍惚间我记起了过世多年的爷爷给出的解释：乡亲们深知罪孽深重，来生为人为狗很难确定；但有了好地名，就能躲过阎王爷的判决，逃生到极乐世界，因为人世太苦了。爷爷说了，没有能力断文识字的乡亲们深信，一个好地名能改变他们来生的命运。我？我要深深地祝福他们！但洞察阴阳的爷爷最终却葬在了一个小山头，坟墓的走向正好与瞒天过海平行。爷爷不用转头就能斜视到瞒天过海，那个只有两米来长的奈何桥。他不会从永世的轮回中逃逸出去。直到今天，我还在等待他的出现；直到今天，我仍然愿意对每一个比我年轻的人表示亲近和友好。
2004年12月31日
人生半哀乐，天地有顺逆。
——杜甫
人生公式
人很难将某种癖性或行为坚持到底，无论是好的癖性还是坏的行为。这大概是毫无疑问的事情。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有人篡改了毛主席的语录说，一个人做一件坏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坏事。说起来这个命题好像也能成立。因此，如果把毛主席那句话抽象出来，我们可以获得公式一：一个人做×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这个×几乎可以被置换为人世间任何一件具体的事情，比如勇气——我愿意冒险把勇气也大而化之地称作事情。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是一个现成的例子。此公有两本薄薄的哲学著作，分别写于早年和晚年，据业内人士说两本书都堪称经典。《逻辑哲学论》是早期著作，我们从这本书的序言中能够看到维特根斯坦的勇气和傲慢：这本书所阐述的真理，“在我看来是不可反驳的，并且是确定的”。维氏认为自己已经解决了欧洲哲学史上所有的疑难杂症，于是跑到一所山村小学当教师，不再过问哲学。《哲学研究》是维特根斯坦晚年的著作，从该书的序言中，我们看到了另一个略为有些自卑的维特根斯坦：“我怀着怀疑的心情发表这些思想。”“我本愿写出一本好书，这并没有实现，而能够改进它的时光已经流逝远去了。”从前那个傲慢和自信的维特根斯坦到哪里去了？
名声显赫的荒诞剧《等待戈多》里有一位波卓老爷，此人也有一句名言，大意是，这个世界上的眼泪是一个常量，有人哭，就一定有人不哭。这真是至理名言。就我所见，或许只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差堪比肩。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把这句话也给抽象那么一下，完全可以获得公式二：这个世界上的X是一个常量，有人Y，就一定有人不Y。公式一和公式二既可看作互为补充的关系，也可以看作对同一个问题的两种表达。首先我们可以说，一个人终其一生的勇气和傲慢是一个常量，前半生勇气十足、傲慢十足，后半生就要为前半生的过度透支付账、还债；其次我们还可以说，一个人勇气十足、傲慢十足一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勇气十足、傲慢十足。所以，蒙田愿意自告奋勇地为我们举例说，一位征战失败的勇敢将军，看到敌方当着他的面杀他的儿子时连眼睛都不眨，但当敌方当着他的面接着杀了他的不少士兵时，这位将军哭得几乎晕了过去。蒙田评价说，那是因为他的勇气一点一点地消耗殆尽了。瞧瞧，这还只是个把钟头的事情呢。
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他的主人公之口说过一句惊心动魄的话：人总得有一条活路啊。这句话不需要抽象就可以看作我们的公式三：无论前两个公式昭示的结局为何，公式三提供的结论必然为真。连无聊透顶的西西弗斯都没有选择自杀，也许正说明了公式三的真正内涵。加缪评价西西弗斯说，此神之所以没有自杀，是因为他在徒劳无功当中终于明白了，他的生存意义就是担负荒诞。有了这一条，他也就算是有了活路。因此，为了响应公式三的号召，深受公式一和公式二压迫的人们于是寻找着各种补偿形式。补偿形式是对上述三个公式的绝妙总结：维特根斯坦从美国侦探小说中获得了勇气和自信，平凡如我者则从令我不屑的人与事中攫取了同样的东西。两者看似不同，实则是一回事。就这一点而论，我和维特根斯坦没有高下之分。因为据维氏的学生马尔康姆回忆，他的师尊明确向他提起过，如果美国不给我们侦探小说，那我们就不给它哲学，归根到底还是美国损失更大。我们从这话当中听到的除了幽默，还有饱经世事之后的沧桑。维特根斯坦是不是从侦探小说中找到了活路，我不敢妄加推测；维特根斯坦是否从这样的言谈中获得了傲慢或勇气，肯定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歌德是伟人，但他说出了我们这些正宗凡人需要遵守的补偿方式：如果我觉得自己傲慢了，我就去读大师们的作品；如果我自卑得没脸活下去了，我就去读那些垃圾文字。鄙人是歌德这句话的忠实实践者，因此居然跌跌撞撞地混到了今天。
2005年4月19日
真理，又是真理
“真理”一词虽然在南朝梁萧统的《令旨解二谛义》中就出现过，但据说主要是指佛法，意为纯真的道理；近世以来，“真理”才从日文中周游了一圈后返回母国，并转为现义，意为不能怀疑的规则、秩序，又岂是道理所能概括的。和真理比起来，道理不过是意见而已，哪怕是纯真的道理，也不过占据着最好的意见的要津。“真理”从日文回归母语，并带来了新的含义，并不意味着现代意义的“真理”在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实际上，所有形式的煽情的基本依据，就是煽情者自以为掌握了真理，所以才敢胆豪气壮、气冲斗牛。只不过在古典中国，煽情者不用“真理”一词而已，因为他们有许多“真理”的变体，比如解民倒悬、吊民伐罪，都是些光鲜的词汇，其中正包含了宇宙间无可置疑的真理。翻翻最为古老的《尚书》就不难知道，我们的尧、舜、禹是何等的口若悬河、振振有辞；如果他们不觉得自己真理在握，口若悬河的底气又来自何方？
尧、舜、禹当然是我们叹服和膜拜的对象，所以明末清初的大学者唐甄才有如下之言：“有秦以来，凡为帝者皆贼。”唐甄显然给足了上古三代诸位帝王以足够的面子。如果考虑到人类历史上诸多灾难大大半来源于某些大人物的煽情行为，就不难揣测唐甄的命意：先秦以前的真理是真正的真理，尽管人们在述说真理时也口若悬河；有秦以来的真理都是些伪真理，顶多只是些上不了台盘的意见，尽管人们在论及真理时有时采用喃喃自语的低沉方式。
如果说上古三代的真理是天、道，三代以后的真理就是王、霸（主要是霸或名王实霸），勉强还给口若悬河者的煽情一点面子，那么，现时代的煽情的面子几乎大大半来自孔方兄的权威：金钱才是教主，教主在颁布各种版本的真理。最有名的例子是各种电视节目，尤以黄金时段播出的电视节目为甚。一个个设计精美的画面，主持人或高亢或低沉的声音，让观众或咒骂或肉麻或笑逐颜开。但无论是观众还是主持人都明白，这种形式的煽情的最终结果是：电视台赚足了钞票，主持人腰包亢奋，观众则用咒骂打发了时光。
更让人吃惊的是一些真理的后备军，他们由一些深受当今时代各种真理之熏陶的大学生组成。开诚布公地说，孔方兄只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种罢了，远不是全部。我曾经鬼使神差，居然充任过京城数所高校联合举办的辩论比赛的评委。一入现场，我才发觉自己竟然无聊到来蹚这趟浑水。看得出来，那些孩子们临阵前都受过短暂的专门训练，他们个个文质彬彬又咄咄逼人，口若悬河之间还配以一个模子里边铸出的手势：“请问”时双手前推，“我认为”时左手捂胸，“让我们倡导”时则右手与肩恰成四十五度锐角，意在配合最后几个有待升华的字眼。他们就如此这般手舞足蹈地为某个极端无聊的论题战斗。看到这样的场面，我不禁毛骨悚然，不知道是为自己羞愧还是为他们难堪。
不仅语言具有修辞成分，动作也有；修辞不是坏东西，但它容易被弄成坏东西。因为用到极处的修辞就是为了煽情，就是为了从修辞的层面击倒对手，至于真理在何处，得全看修辞的脸色。希特勒当年就是凭着这一手得以祸及全球。他的成功，就是把真理在煽情中给修辞化了，在煽情中给夸张地动作化了。
依我看，煽情是最不可饶恕的罪恶之一。我从前不明白《圣经》为什么不把煽情列为七宗罪之一，现在我隐隐有些知道了：《圣经》整个儿就是煽情的集大成之作。《圣经》最明白，正是在真理的煽情作用的帮助下，依靠大人物们的口若悬河，依靠他们自以为真理在握的豪言壮语、花言巧语，群众发动起来了，能够让人血流成河的机器制造出来了。刘邦、项羽当然是这方面的天才，爱哭的刘备难道是这方面的庸才？按照野史的说法，此公的眼泪正是煽情的物化形式。希特勒的公鸭嗓子更是自不待言。
把稚嫩的大学生辩论比赛中动用的煽情，和刘邦、项羽、刘备甚至希特勒的煽情联系在一起，或许要遭人唾弃，但我不准备为此感到任何不安。鲁迅当年在面对北京尘土飞扬中那些面色蜡黄的孩子时说，我由此知道了中国的未来。我也想假冒神圣地说，我从大学生们的手势和慷慨激昂的言辞中，也看到了在各种真理掌握下的中国的未来：那不过是纯粹手势的胜利，语言的胜利，“真理”只剩下了摹本。
2005年4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