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篇幅仅仅二十余万字，却断断续续写了五年。为什么会是断断续续的五年，原因太多，此处就不讲了。现在，又一个十年过去了。十五年间，按照各种学说的教唆，照例发生了很多事情。其中不少还和本书有关。此处择其要者，简述如下：
第一，王问海下台了。换了太守，王问海自然应该下台，这是古今通例，没什么稀罕。王浴盆的政治哲学早已道出了个中猫腻。但民间传言说，王问海培训的敢死队队员，基本上已经挖完了隆庆府积攒了八万余年的坟墓；资源已经耗尽，他当然也就失去了用场，下台更是免不了的事情。我在本书中早已写出、后来又删去的“卸磨主义”，也讲清楚了个中猫腻。民间传言还说，他王问海天良丧尽，历经五任太守还我自岿然不动，脑袋居然好端端地长在裤裆上，已经算是便宜他了。王问海下台后，隆大各系科的课程，又复辟到了前王问海时代的模样。我又开始有课要上。因为现任太守要肃清王问海的流毒，哲学系的课程便显得特别繁重，这部小史的最后定稿也因此被落了下来。隆庆府靠哲学起家，当然也要靠哲学肃清流毒，这更没有什么价钱好讲。
第二，由于换了太守，毛菜的盗墓主义、郑元的诗歌哲学，甚至严体勇的逻辑实证主义、戚世三的性快感本体论、路一达的万教归一理论，又成了违禁品。我闻听之下，冷汗直冒，觉得自己的著作毛病太多，即使从原来的二十万字，一删再削到如今三万字左右的篇幅，在发表方面恐怕还是凶多吉少。于是心灰意冷，懒得在这上面再花工夫。我从此开始像我的导师崔建平教授一样，也爱上了酒精，整天日爹骂娘，将已经删削好的书稿束之高阁，一任它遵循物质可灭理论的基本要义，慢慢腐烂。
第三，几年前，我娶了一房老婆。尽管她的长相赛过猪八戒的干妈，腰身直追老黄忠的胯部，年龄仅仅小我妈十岁，但到底还是老婆。不管怎么说，我没有去喝西北风，已经算捡了大便宜。当年癞蛤蟆想吃天鹅屁地想当副教授，不就是为了讨一房福晋吗？既然有了老婆，写书和出版书的激情也就当场虚脱。
第四，经过好几年的不懈努力，我终于给自己续上了香火。感谢现任太守，将毛菜的异端邪说列为违禁品，我儿子日后不会为找不到祖坟号啕大哭。我现在凡事都得为香火考虑。于是一边感谢太守，一边拿出尘封多日的书稿。只是几年前痴心妄想为了出版该书而删去的十几万字，再也不可能复原了。
重新拿出这部手稿的目的很简单：我要把这本名为“小史”实为断章残简的“小书”，留给我儿子。我想让他知道，他爹为了吃香喝辣，为了一房漂亮老婆，秉承着市场经济的原理，当年上穷碧落下黄泉，确实努力过。只不过时运不济，只给他讨了一房丑陋的妈咪，以致严重影响了他五官的健康和大腿的修长。我还想让他知道，当年的隆庆府确实如我所述，出现过许多旋起旋落、方生方死的哲学体系。它们大都能卖上好价钱。我更想让他知道，正因为出现了太多的哲学，隆庆府的人民群众才狡猾之至、诡诈之极。这本手稿，就算我给他留下的人生宝典。他长大成人后是否会上当受骗，全要看他如何揣摩他爹留下的墨宝了。
如果他日后注定要上当受骗，我愿意提出最后的建议：到猪市找口饭吃吧。猪市的臭气，只是人间的臭气；哲市的香味，永远都是天堂的骚味。
2004年1月7日—25日，北京丰益桥
如此江山快人意，满船载酒下潼川。
——汪元量
色块的长征
初试身手
1934年夏天的某一个星期日，当北平《世界日报》的兼职广告设计师、北平美专国画系的学生张仃被国民党宪兵队抓捕归案时，他年仅区区十八岁。很快我们就会看到，在“罪犯”的年龄和“罪犯”的犯罪事实之间，构成了一种强烈的反讽关系，显透出一种强烈的喜剧效应——十八岁的幼小“罪犯”，实在不大可能“犯”那种性质严重的“罪”。不过，从当时严酷的历史语境的角度看，张仃被抓捕的原因其实又相当简单，考虑到国民党自1911年“双十节”就开始的惯常性的神经衰弱，也确实相当有道理。
这位来自东北的小个子、北平美专国画系半工半读的学生，十分不满意当时美专的艺术教育。在小个子张仃看来，在一个国破山河在、日本人已经侵占了东三省——那是张仃的家乡——的危急年头，再像美专教导的那样画那种言不及义、远离国计民生而又毫无力道的高冠贵胄和病态仕女，实属彻头彻尾的堕落。因为这种饱具士大夫腐朽性质的画风和惨烈的社会现实之间，构不成丝毫有效的摩擦力，除了纯粹技巧上的意淫和心理上的意淫式满足外，几乎毫无用处。而相对于当时亡国灭种的严峻形势，这种意淫式画风确实含有浓厚的不道德成分。当张仃质朴的心灵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质后，于是自作主张，几乎是在无师自通的状态下，画出了一组多达三十余幅讽刺时弊、时政的漫画。这些作品和张仃在美专受到的艺术教育，几乎谈不上任何干系。
当这些漫画在北平某中学的一间教室里展出后，既在社会上引起了较为强烈的反响（因为当时颇有影响的《京报》“副刊”对此专门作了报道，还选登了张仃饱具讽刺意味的作品《有吏夜捉人》），也引起了共产党地下组织对于张仃的兴趣——当时的地下党组织对反政府、反主流意识形态的人士向来嗅觉敏锐。于是它们很热情也很自然地邀请张仃为共产党的地下刊物《潮水》搞编排设计。《潮水》是左翼刊物，有趣的是，内忧外困的国民党当时正患有极为严重的“恐左症”，生怕在一不留神之间，某一根善于惹是生非、不安分守己的稻草会打翻自己的千秋伟业。因此，宪兵队抓捕和共产党地下组织有所接触的张仃，似乎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鲁迅曾经非常幽默地说起过张仃所生活的那个年代的荒唐事：“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而已集·小杂感》）在另一篇文章中，鲁迅还用讽刺的口吻——其讽刺的口吻和张仃的漫画的讽刺口吻大异其趣而又异曲同工——说到过另一种“怪事”：“有公民某乙上书，请将共产主义者之产业作为公产，女眷作为公妻，以惩一儆百。”（《而已集·拟预言》）在这种充满高度赤色恐慌的大背景下，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和共产党“有染”的张仃要是不被国民党抓捕，倒反而有些说不过去了。不过，和鲁迅所说的“有在朝者数人下野；有在野者多人下坑”的严峻事态相比，张仃仅仅是被抓（这件事本身就具有某种喜剧色彩），既不存在“下野”之虞，也无缘享受“下坑”之待遇，可谓“幸运”极了。
就在画出那组多达三十余幅的漫画作品之前，对国民党面对东三省的沦陷采取不抵抗政策、转而一心一意收拾共产党的行径心怀不满的张仃，早已和另外两个美专同学一道走出了校门，从北京奔赴山海关东北军的前线驻地，凭着一腔怒气和热血，又是演讲又是画宣传画，试图鼓舞士兵们收拾旧山河的斗志。由于张仃和他的两个同学的姓氏按照国际音标，其发音的头一个字母都是“C”，于是他们就称自己小小的组织为“三C战地宣传队”。这几个少不更事的年轻人哪里知道，他们为自己充满正义和良心的行动小组的命名，刚好犯了大忌：“三C”是苏维埃共产党（CCCP）的拼音缩写！当他们知道这个名号和自己的身家性命有着严重的利害关系时，吓得直吐舌头，连称自己命大。不过，现在看起来，这个巧合也许是无意的，但它却为张仃其后的人生运程预先定下了基调：在激动、激愤、焦虑和冲动中，向往国家的富强，并以画笔做武器，为水深火热之中的祖国摇旗呐喊。这个巧合性质的事件，也为张仃的画笔为革命所借重和利用，预备了人生逻辑上的胚胎。从张仃一生的所作所为来观察，这个胚胎的发育从其开端处就堪称正常、准确和正确。
但在1934年夏天遭逮捕的张仃，并不是共产党（张仃加入共产党尚在许多年以后）。他对共产党也所知不多，甚至连共产党的德国老祖宗马克思的大名都似乎没有听说过。张仃那时的主要心思确实集中在学习美术上。考虑到他还是一个未成年人，这的确没什么好说的。这也有旁证。据说，北平美专有一位从法国回来的教授，当他偶然之中看到张仃充满赤色风味的漫画时问过张仃：“你是马克思的信徒吧？”张仃觉得很诧异，但还是满不在乎地说：“什么马克思，马蒂斯吧？”的确，前“三C战地宣传队”小战士张仃画漫画讽刺时政、时弊，仅仅出自一个有良心、有血性的中国人，在危急关头对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的质朴感情，并无党派政治的背景。只不过张仃的质朴感情，与共产党的宗旨有些不谋而合罢了。虽然国民党抓捕张仃显得有些勉强和僵硬，但确实符合神经衰弱的国民党的一贯作风，也符合神经衰弱者的内在心理逻辑。在这一点上，古今中外，从来如此。
平心而论，在所有形式的美术品类中，漫画差不多是对时政、时弊与国事民瘼进行发言的最直接的方式。漫画的如许性质，与张仃的质朴情感倒也很自然地有了交叉点和契合点。这也是不谋而合的事实。有些巧合的是，张仃从小就酷爱卡通画。这一爱好也许为张仃的牢狱之灾，正好预先准备了理由。据张仃的传记作家王鲁湘先生记载，张仃从小就对东北故乡用于超度亡灵、画有十八层地狱和十殿阎罗的水陆画着迷——实际上，张仃的许多漫画在技法上就受到过水陆画较为严重的影响。王先生记载过童年张仃的一件趣事，这里不妨提一提。据说，张仃有一个舅舅，是算命先生。此人为了招揽顾客，也为了打败同行中的竞争者，别出心裁地喂了一只鸟，专门给前来算命之人叼签。除此花招之外，他还想给自己的摊位弄点醒目的设计，以便更彻底地打垮那些较为有力的竞争者，从而垄断别人的命运消息。此人于是找到了张仃。张仃虽小，画画在镇上已颇有名气。于是张仃参照大人从城里带回的包点心的旧画报纸上的卡通漫画，设计了十二生肖，全用拟人法，兽头人身。“比如子鼠，就画了一个打洋伞穿裙子的鼠小姐。十二生肖图往舅舅的算命摊儿上一挂，果然轰动，生意于是看好。”（王鲁湘：《大山之子——画家张仃》，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有着这种童年记忆的北平美专国画系的学生张仃，在国家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选择“艺术为人生”的理念，抛弃言不及义的意淫画风从而选择漫画，既为时代留下了不失夸张和真实的见证，又为同时代的同胞提供了夸张的、醒目的现实，提醒他们在国破山河在的紧要关头，不要忘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责任，应该说是相当自然的事情，并不需要党派政治背景作为支撑。而说到底，漫画的功能之一就在于：它能够把现实生活中的某些部分给抽取出来，通过漫画特有的夸张技法，让被抽取出来的部分更显眼、更能刺激人的心灵，从而让现实在对现实已经麻木的人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漫画即提醒，漫画即抗议，漫画即强调，这无疑是热血沸腾的小张仃在创作漫画时所遵循的总纲。但这也无疑触动了神经脆弱的国民党当局和它的执法机器——宪兵队。
张仃当时最崇拜的人物是鲁迅。后者对漫画有过相当精辟的陈述：“漫画的第一件紧要事是诚实，要确切的显示了事件或人物的姿态，也就是精神。”漫画在除了夸张之外，还必须真实，鲁迅接着说，正“因为真实，所以也有力”。（《且介亭杂文二集·漫谈“漫画”》）鲁迅所理解到的漫画的精髓，在小张仃那组用于参展的三十余幅漫画中，其实都具备。早在被捕入狱之前，张仃就画了一幅具有高度夸张色彩又不失真实的漫画——《焚书坑儒》。张仃画这幅画的背景是国民党执政府在上海龙华枪杀了柔石等“左联”五君子，以及丁玲的遭逮捕、鲁迅的遭通缉。据王鲁湘先生介绍，《焚书坑儒》的处理方式很有创意：张仃采用了中国传统的水陆画形式，在填得很满的画面中，把蒋介石画成阎王，并且高高在上，此人座下的几个小鬼，却被张仃处理成拿着牌子追赶鲁迅的丑类，而丁玲则被关在近旁的一个笼子里，望着外边的自由空气和鬼类世界愁肠百结。这幅漫画在张仃的创作谱系中不能说有多么重要，但它却很好地表征和暗示了张仃其后漫画的几乎所有特色：凝重、真实、锋芒毕露、画面填得很满而又略显古拙；当然，一般漫画画面中应该包含的幽默感，却是没有或很少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