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物就跟这石头一样可渗透。在院落里，门廊上，楼梯上，建筑物与人们的活动相互影响，互相渗透。任何情况下它们都给自己留有余地，有待一日可能变成一个汇聚了意想不到的新兴人物的剧场。这里没有什么是确切无疑的，没有什么是要永久存在的，没有什么可以说它“就只能是这样而不能是那样”。建筑物，公共生活节奏中最具稳定性的部分，就是这样形成的……在这样的地方，人们几乎没法分辨哪里是楼房正在兴建，而哪里的楼房已开始倒塌，因为一切都未做定论。多孔性的形成，不仅是南部工匠的懒惰造成的，更主要的是建筑师的即兴创作的热情所致，这种即兴创作要求不惜任何代价地保留一定的自由空间和机会。建筑物被用作大众舞台。所有的建筑物都被分成同时活动着的无数剧场。阳台、院子、窗户、走廊、楼梯、房顶同时又充当着这些剧场的舞台和包厢……多孔性是这个城市永不衰竭的生活法则……个人生活也是同样的分散、多孔和混杂。使那不勒斯区别于其他大城市的地方恰恰是它与南美那些黑人聚居的小村庄之间的共同点：社会生活渗透于每一个人的个人态度和个人行为中。这里，和在南美的小村子里一样，为了生存，对这里的北欧人来说，最自私的事情就是公共事务……这样，家庭之间在一种相互模仿并接受对方的联系中达到相互影响。
这段随手分拣出来的文字，绝不仅仅是本雅明全部著述中的一个片段，实际上，它几乎可以算作本雅明全部著述在写作方法论上的一个缩写或者缩影，尽管它看上去似乎有些简单。本雅明的朋友阿多诺（Adorno）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过：“要想正确地理解本雅明，必须感受到他每个句子背后的转折。”但在我不无褊狭的理解中，阿多诺的话，只不过正确地说出了袖珍式观察在本雅明的文字中的结果，而不是袖珍式观察的展现过程。实际上，只要稍微阅读一点本雅明，就不难发现，本雅明的所有词汇、句子，都被袖珍式观察方法深入浸泡过。袖珍式观察在本雅明那里意味着：决不放过一块石子（建筑物就更不用说了），但同时又始终要从一个看似渺小的事物，快速过渡到另一个看似乏味的事物。这是本雅明在词与物之间构筑的一种也许仅仅属于本雅明的特殊方法论。不了解这一点，或者忽略了这一点，本雅明的晦涩难懂就是必然的结局。
本雅明特别喜欢波德莱尔的诗歌。他引用过《恶之花》中的如下两句：“绊在字眼上，像绊在石子路上 / 有时碰上了长久梦想的诗行。”这两句诗也许恰好可以用在本雅明身上：通过袖珍式观察，本雅明也完成了从石子路到字眼再到“诗行”的嬗变，如此快速、打眼，像疾风驶过茅草那样，他的文字快速地掠过众多的事物，但又从不因为匆忙而忘记了赋予众多事物以深深的擦痕。正是这一写作素质，构成了本雅明“每个句子背后的转折”。
本雅明的文字也因此具有一种强烈的恍惚性。恍惚性来源于两个方面：从看似的漫不经心中，透露出的恰恰是细致入微的体察；从看似的慢中，透露出的恰恰是快。本雅明令人惊讶地将这两重类似于悖论的“事物”，包裹在了他的文字统一体中。而他的文字统一体，正好是他的词、句子、段落直到整个写作擦过事物时留下的深刻擦痕。本雅明也由此给了进入他眼睛和心灵的事物以浓重的恍惚性。事物在他的文字中左摇右晃。但左摇右晃的事物始终能把善于阅读的人，或者干脆说，能把与本雅明心气相通的人，导向一个令人眩晕的目的地。但本雅明通过这种恍惚性，在大多数情况下，仅仅是将目的地处理成了通向目的地的一个个中转站。
我把与本雅明的相遇看作我生命史上的奇迹。而奇迹总是起源于偶然。的确，我就是在偶然中遇见本雅明的。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楚，在我遇见本雅明之前，是不是听人说起过他。十多年前，我在济南文化东路一家狭小的书店里，偶然看见了三联版的《发达资本主义时期的抒情诗人》（张旭东译）。因为价钱便宜，装帧不俗，书名也比较对我的胃口，就买了下来。但我当时并没有读它。我正在兴致勃勃地赶制一篇稿子。直到文章写成后，我才打开了那本书。我立即被吸引过去了。本雅明在这本异常复杂的小书中那种繁复、精彩、不拘一格的引用方法，让我惊讶不已；那种精微的细节描写和分析，几乎让我热泪盈眶，像失散多年的地下党员找到了组织。现在我愿意坦率地说，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有意识地感受到了细节的力量。读完这本书，我对自己刚刚写成的那篇文章深怀仇恨：它仍然是大话的产物，是大话的逻辑开出的惯常腔调，它仍然试图用大词去捕捉虚构的、虚拟的事物。在我的文章中，词与物之间的关系是虚拟的，几乎经不起任何推敲。我撕掉了那篇文章。我预感到我生命史上的一个时代终于结束了。
从那以后，凡是本雅明的书我都买、都读。但我要说的是，吸引我的，始终是本雅明的观察方式、观察方式产生的令人眩晕的文字，以及产生这种文字所需要的心灵转折。我对本雅明究竟说了什么始终兴趣不大。事实上，我从未打算成为研究任何一个人的专家，哪怕他是上帝。人缺少什么，自然就会追求什么。我需要的只是死死抓住本雅明，期望他能将我从大话的泥潭中一步步拖曳出来。我得承认，有一段时间，我在很大程度上剽窃了本雅明的观察方式。我也开始在自己的行文中有意加入一些有说服力的细节。我期望通过这一手，将我早已习惯的大面值钞票，转换成和自己的庸常生活相匹配的小面值的零花钱。为此，我曾经仔细研究过本雅明在论述和细节之间的种种配方：它的比例、它的密度、它的节奏、它的温度。它们都曾被我利用，尽管我深知本雅明是不可学的。不久，我发现自己渐渐从大话的泥潭中走了出来。我成功地抛弃了我的原始图腾、我的胎教，但我又从另外一个较小的角度，重新建立起了与原始图腾的关系。
3
马克斯·韦伯精辟地指出，所谓现代化的进程，实际上就是世界的祛魅的过程。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理性的霸权，事物仅仅是主体的对象，是供人解剖的标本。在这个高度张扬理性，并把理性“上升”为大话的过程中，事物身上的光辉消失了，事物的一切脉络似乎都变得清晰可见。理性制造出的大话空间是本雅明的存身空间，政治制造的大话空间是我生存的空间。让我惊讶的是，本雅明有能力强行让事物——哪怕只是一张报纸——重新充满神秘性。仿照韦伯的话我们可以说，本雅明的观察和写作过程，恰恰是给世界重新“增魅”的过程。在本雅明的几乎所有文字中，我们都能看到，每一件事物，每一件事物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不清晰的，都充满了神秘性。究其原因，很可能是本雅明的犹太教背景。在1931年的一封书信中，本雅明解释过这一点：
我从来没有在脱离神学思想（如果你愿意称它为神学思想的话）的情况下去研究和思考。也就是说，我的研究和思索一直遵循着犹太教法典的教诲，遵循着《圣经》中每个段落都有四层含义的原则。我的体会是，即使是最陈腐的共产主义论调，它所包含的含义层次也比当代资产阶级深奥理论包含的含义层次多。那些所谓的深奥理论只有一层含义，即为自己辩解过失。
秉承着这种认识世界的态度，本雅明似乎从来都是根据他的好奇心、根据他的自我根源来展开他的写作。他对事物的内在品质有一种近乎迷狂般的爱好。仰仗着特殊的观察方式，本雅明似乎长了一双电子眼睛，能一下子看到事物的核心部分上去。事物的转义、喻义、歧义，都在他的电子眼中暴露无遗。而他接下来要做的，只不过是用相匹配的词语和句式将事物核心部分的转义、喻义、歧义盛纳下来。在理性和科学的转弯处，在理性和科学的机关枪扫射不到的地方，本雅明出现了。甚至是在理性和科学管辖的范围内，本雅明也让事物重新充满了神秘性。他来到理性和科学的枪口下，挡住了它们射出的子弹，将事物的神秘性近乎完好无缺地保护了下来。
本雅明通过他的电子眼，还看清楚了一个事物的核心部分与另一个事物的核心部分之间的差异。但这是一种神秘的差异，甚至就是关于神秘的差异。更让人惊讶的是，看起来有着近乎无限差异的两个事物，都能被本雅明天衣无缝地连接起来，并统一在同一篇文章中，统一在同一种语调中。仰仗着袖珍式观察方法，本雅明掌握了一整套表面看起来是“乱点鸳鸯谱”似的联系法则，却又能在暗中准确地把两个看似完全不同的事物焊接在一起。他在诗人（比如波德莱尔）和“拾垃圾者”的形象之间找到的同一性，不过是“乱点鸳鸯谱”的辉煌战果。
在一个机器大生产的时代，在一个看起来越来越清晰的年头，本雅明通过他的观察方式，重新赋予了事物新的神秘性。但本雅明让人惊讶的地方远不止于此。他能让自己从最微小的事物身上，从点滴的时间当中，窥见神秘的上帝、拯救以及希望：
卜卦人从时间中找出他所蕴藏的东西。在他们的经验中，时间肯定不是均质的、空洞的东西。任何人如果记着这一点，或许就能领会人是如何在记忆中体验过去的——也就是说是以与卜卦人完全相同的方式体验的。我们知道，犹太人是被禁止探索未来的。然而，摩西五经和祷告却教他们记忆。这就剥去了未来的魔力——所有到卜卦人那里去寻求启示的人全都是屈从于这样的魔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对犹太人来说，未来就成了均质的、空洞的时间。因为每一秒的时间都是一道弥赛亚可能从中进来的狭窄的门。
但本雅明窥见拯救的方法却不是论证式的，或者具体地说，从来都不是柏拉图和黑格尔式的。本雅明有一套单独属于自己的“逻辑方式”。这是一种能把两种完全不同的事物暗中连接起来的逻辑。这是一种充满诗意和神秘性的逻辑。通过他的观察，也通过他的写作，本雅明重新为点滴的时间赋予了记忆，为细小的事物添加了被别人、被逐渐流逝的时间抹去的细节。由此，本雅明发明了一种和时间有关的记忆术，以此来对抗在理性的大话空间中越来越严重的遗忘品性。他最接近文学创作的《驼背小人》就是这方面的经典之作。
早几年，有人认为本雅明对汉语学界意义不大。持论者的依据之一是：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本雅明的论调太不合时宜了。对此我有一点不同意见。但我首先要申明：如何接受本雅明，本雅明具体而微的思想如何在汉语学界产生何种影响，那是别人的事情，我管不着。我想说的仅仅是：本雅明在中国已经发生了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发生在诗歌界。在我熟悉的诗人朋友中，有不少人都坦率地承认过这一点。不过，在我看来，本雅明对我和我的朋友们的影响，与其说是在思想方面，还远不如说是在思维方式和观察方式方面。还是以鄙人为例。作为一个曾经把大话当胎教和原始图腾的人，我通过本雅明第一次懂得：事物的神秘性是如何在我们的意识中产生的，事物的神秘性在我们的语言中又是如何产生的。通过本雅明，我还明白了另外一个道理：事物的神秘性是一种至关重要的东西，它让我们丰富，让我们沉入缅想，使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是可爱的；细节和细节之上的神秘性，是我们的激情和拯救的来源之一。
在中国不断向所谓的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作为一个个凡夫俗子，我们确实需要事物和事物的细节的非透明性，也希望在我们的目力所及之处，事物不那么太过清晰。这当然不是在提倡神秘主义或者“封建迷信”，而是要力图使看似毫无光辉的事物，通过它的混沌和神秘为我们提供“诗意”，为我们带来激情，从而将我们从平庸的、一目了然式的现代生活中拯救出来，让我们重新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而好奇，刚好是勾引我们朝气蓬勃地生存下去的必要动力之一。
遗憾的是，本雅明并没有朝气蓬勃地把他的生活推进到底。忍受了命运无数次戏弄后，他终于在一家小旅馆里自杀了。从启示的角度，我愿意固执地说，本雅明自杀，并不是事物的神秘光辉在拯救方面的无能所致，事情的真相也许恰恰是：智慧如本雅明者，也没有能力完全洞悉事物的神秘，没有能力仰仗这一点以便成功地将自己引渡到光明之中。实际上，本雅明的观察方法早已向我们暗示了：在一个高度理性化的大话时代，事物的神秘性本身就是一种有待重新发明的特殊“事物”。而本雅明显然没有完全掌握拥有“重新发明”功能的必要技术。对此，我，一个东方的小知识分子，愿意在这里说：恰恰是本雅明的自杀，给了我继续学习他的理由，也正是因为本雅明的自杀，给了我更加感激他的依据。他以他的著述将我从大话的泥潭中拽了出来，又以他的死，教导我继续探讨事物的细节以及光辉，从而为自己的生存——哪怕仅仅是苟延残喘——找到一部分坚实的理由。
2003年6月16日—20日，北京丰益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