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上溯六年，我临近毕业，很偶然地读到了收入《半生为人》中的《荒芜青春路》，心潮澎湃；由此上溯八年，我还是个学生，更偶然地读到过同样收入《半生为人》中的《永远的五月》，禁不住潸然泪下。2005年4月我见到了徐晓，那是在北大诗歌节一次小小的聚餐会上，她书中写到的几个人也齐集于酒桌。我和她说过的话多达十句，这让我感到受宠若惊。她胖瘦得体，一如她的文章；她笑得有分寸，也一如她的文章。我仔细观察过她，依稀还有二十年前的张扬和热情，但更多的是沧桑、皱纹、风度和碰杯。这一结局的由来，《半生为人》都有交代。
2005年5月21日，北京丰益桥
感谢本雅明
1
一个出生于20纪60年代末、成长于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人，难免不拖有一条宿命性的尾巴，那就是瓦尔特·本雅明曾经指斥过的“大话崇拜”（le la blague）。本人的肤浅经历或许可以视作这方面一个渺小的例证。
和许多同龄的朋友们一样，我从老师那里首先学会的三个完整的句子也分别是：“毛主席万岁！”“我爱北京天安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多少年以后，我才清楚地发现，上述三个句子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原始图腾：它的体温，它的印记，它愤怒的表情或者偶尔和蔼的面孔……无不对我们其后的人生运程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而在学会了这些最基本的大话元件及其基本组合方式之后，紧接着我们就开始被诱导着去写一些“革命歌谣”（当然，蓝本早已预先摆在那里了），算是对原始图腾的借重和运用。诸如朗朗上口而又咬牙切齿的“×××（人名），坏坏坏，/ 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就是我们最擅长的句式，也是我们最喜欢的节奏——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给我们苍白的甚至是缺席的童谣作了必要的补充。它在我的记忆和意识中，甚至成了革命歌谣的基本公式，因为“×××”可以依据革命形势的不断变化得到不断的变更：“×××”一忽儿是“刘少奇”，一忽儿是“邓小平”，一忽儿又成了“王张江姚”。时至今日，我仍然把它的善于变化和孙悟空的七十二变相提并论。有较长一段时间，提起孙悟空我就想起了“×××”。
经过诸如此类的“规训”程序后，我们接下来还要干一些比较复杂的活儿：每周上交一篇“日记”，以备老师检查。结果，我和不少同学写的都是自己帮助贫农张大爷的故事，只不过帮助的具体内容有些差异：有的为他挑水，有的为他推车，有的替他捶背，还有的甚至帮他倒夜壶。其实，我们的老师和我的同学们从一开始就不相信日记的真实性。作为一个历史悠久，且不乏保守和排外气质的村庄，我们村（那时叫生产队）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姓张的贫农大爷。张大爷在我们幼稚而又苍老可笑的文字中之所以必须要存在，仅仅是为了满足原始图腾在我们身上的需要，也是为了给原始图腾的内在逻辑找到现实生活中的对应物，以便顺顺当当地引出如下结论：我们这些脸蛋都洗不干净的祖国的小花朵，早已作好了接革命的班的准备。
那是我们的狂欢节。我们在大话中吞吃着米花糖般的大话一天天长高，居然红光满面，肠胃畅通，对各种各样的微生物——它们不过是渺小的美帝国主义和苏修——都不惧怕。仰仗着大话的威风，我们从小就“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我们就这样快乐地度过了童年。事实上，我们幼小的灵魂一出生，就整天浸泡在大话或者巨词的福尔马林溶液中。我们的每一个脑细胞几乎都沾染了大话的余唾，并形成了有效的条件反射，面对不可一世的生活，我们随时可以引证大话哇哇大叫，以表达自己的感想。因此，我们的神经整天处于高度亢奋的状态，小小年纪就成天幻想着马上去解放全人类，渴望所有的受苦大众都能像贫农张大爷那样，得到我们无私的帮助。而在1978年的某一天，我帮祖父摘完棉花后，洋洋得意地写了一篇日记，其中有如下一句话，算得上对原始图腾不自觉的活学活用，也算得上给了给我教益的大话一个优异的回报：“我又在大风大浪中成长了一天。”若干年后，当我看到马克思说，有些人喜欢“人为地制造革命，使革命成为毫不具备革命条件的即兴诗”时，我暗中大吃了一惊。当然，这怪不得我们这些祖国当年的小“花朵”。因为早在我们出生之前，早在我们由花粉变成花朵以远，大话早已为我们构筑了一个虚无缥缈而又唾手可得的巨大空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就在那个巨大的空间中游动、穿梭、呼喊和嚎叫。“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我们严肃地、反复地说着这句加入少先队的誓词，然后光着脚丫子冲向了山间、田野。那是祖国大好河山的组成部分，奔向它，就是奔向伟大的、终极的目标。
让我始料未及的是，我从小学会的词语中，有绝大部分很快就被证明是不及物的。它们中的绝大部分在若干年后，甚至构成了对它们自身的强烈反讽。实际上，我从小就熟悉的词语在面对渺小的吃喝拉撒，在面对低俗、低矮的事物时，顷刻间就土崩瓦解了。它与我的日常生活没什么干系。但这绝不是说，我们的图腾真的毫无用处。作为我们的胎教，大话的最大遗产，就是给我们其后漫长的岁月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观察世界的角度、一种言说的姿态。尽管我对此很快就感到了厌倦和一定程度上的苦闷，也强烈地感到了有些不那么对头，但我没有能力尽快走出大话营造的氛围。毕竟早在我们清醒之前，大话的套路、大话的各种零部件，已经不由分说地构成了我们身体的有机组分。我的自我教育从此开始。我清楚地记得，我生命史上这件重大的事情，发生于我上初中一年级的某一天。因为就在那一天中午，面对祖父的去世我痛哭不止，却找不到合适的语言表达我的痛苦。在那一刻，眼泪比语言更有说服力。也是在那一刻，我清楚地感到，在此之前社会、父母、学校和祖国对我的诸多话语教育，顷刻间土崩瓦解、树倒猢狲散。但即便如此，我的自我教育的成效却是缓慢的、是暗中发生的。从那时开始，在一个偏僻的小镇，在川北一个边远的小县城，再后来是在成都平原一座美丽的都市，我发疯般读了古今中外不少大师、次大师、准大师和伪大师们的著述。我承认，我长时间地模仿过他们的做派，试图用他们的语调说话。但我惊讶地发现，诸如此类的做派和语调，和我周边的实际生活几乎没有一点关系。而所谓关系，就是想和凡庸的生活细节搭上关系却从未搭上关系的那种关系。俗不可耐的细节始终无法出现在我早已习惯了的语言模式中。很久以后，对这种境况我有过一点微不足道的检讨，而很长时间以来的更多的反思则深埋内心：
我要把昨天丢弃的人间细节
重新捡起：在整个挥汗如雨的季节里
我给它施的肥最少
这一点我从未忘记。
（敬文东：《如今》之二）
若干年后的今天，晚知晚觉如我者也终于看清楚了，当年的大话给予我的思维方式、观察角度、言说姿态，乃是一种宏大的、粗疏的、省略了若干细节的方式。它太高尚、太迂远了，我渺小的身份根本就配不上它；它太光滑、太剔透了，以致在它与我的日常生活之间根本就产生不了有效的摩擦力，无法让我通过语言稳当地行走在真实的生活之中，也无法让我通过语言的窗口，看见属于我的凡庸的生活细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成了一个准盲人，面对周遭的事物发出的议论可笑之极。大话组成的空间就像一张网眼巨大的渔网，只能捕获鲸鱼那样的猎物。而鲸鱼，如你我所知，经过人们千百年来的穷追猛打，差不多快要灭绝了。即便如此，我肤浅的经历还是可以作证，即使鲸鱼没有灭绝，即使它碰巧撞在了我的网眼上，也不会被我真正地把捉，因为我从来就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去把捉它——尽管在大话组成的令人眩晕的时空中，我似乎曾经有过那样的本事。
除此之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的胎教始终让我明白：通过大话提供的观察角度，一切事物无不是明晰的，一切事物都不具备任何神秘性。它们的身体、内脏、血液和神经，就像三角形的内角之和等于一百八十度那样清楚和毋庸置疑。事物身上的神秘光辉被大话有效地清洗掉了，唯一存在的光辉只是大话所允许的光辉。那是一种炫目的、燃烧着的、令我们心醉和心碎的光辉。我们穿行在事物中，就是穿行在朗朗白昼之中。其结果只能是：各种事物在大话中变得形象单一、口感寡味。除了把它们当作纯粹物理意义上的物质供我们利用外，就什么也不剩了，以致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周边的各种事物完全丧失了热情。秉承着大话的教诲，我坚决相信：土地就是用来种庄稼的，房屋的天职就是为我们遮风挡雨，而树木之所以长出来，就是为了让我们砍伐，否则，它们就是毫无用处的东西。
我非常热爱我的母语。在某一个下午，我还曾故意矫情地对一位挖空心思想出国的小娘儿们说过：汉语就是我的一切。但我仍然要说，在我粗浅的印象中，大话始终是汉语的一贯品德。诗人张枣把汉语界定为“在历史上从未摆脱过政治暴力的重压，备受意识形态的欺凌，怀旧、撒谎、孤立无援却又美丽无比的汉语”。张枣是对的。从《尚书》《周易》开始，几乎每一部正宗的典籍莫不是大话的演义。从那些令人肃然起敬的典籍中，我看到了天、天理、道、廖天一、爻、未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立志成圣则圣矣……却难以看到我们应该拥有的那块渺小却并不洁净的现实。倒是一些不入流的稗官、野史和笔记中，还残存着一些非“大话”的成分。但它们要么腐朽不堪、让人厌恶，要么根本就没有对付大话的任何力道。确实，在道听途说中，在较为广泛的阅读中，来自汉语深处的大话品质和我的胎教、原始图腾一道，上下其手，翻云覆雨，使我在大话的沼泽地越陷越深。我近乎行尸走肉般行走在街道、商场、立交桥和电视塔旁边，面带冷漠，思谋如何上吊或投河，以便告别太过清晰以至于无聊透顶的人生。
当我终于有一天发现自己深陷大话的泥潭而难以自拔时，我感到了彻骨的恐惧。但那时我还自以为年轻，以为凭着自己的努力就能从沼泽地中攀缘而出。事情过去很久之后，我才明白：在任何情况下，自我都是渺小的，都是不足为凭的。我们每一个人或许都需要脚手架。认识到这一点很痛苦，因为这证明了自我的微不足道；但现在我愿意相信，认识到这一点也足够美好和幸福，因为从此以后也许我真的有救了。感谢本雅明，他在我最需要帮助和拯救的时候，像个幽灵或半神一样，适时地来到了我身边——尽管这位软弱而又坚强的人生游击分子、彻头彻尾的失败主义者，也仰仗了许多人的救助，才成了我眼中半神一样的本雅明。
2
曾和本雅明一起流亡巴黎的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有一段关于本雅明的话，非常精彩也非常有名，即便在汉语读书界也差不多耳熟能详。阿伦特说：本雅明学识渊博，但不是学者；研究过文本及其注释，但不是语言学家；翻译过普鲁斯特和波德莱尔，但不是翻译家；对神学有浓厚的兴趣，却不是神学家；写过大量的文学评论文字，却不是批评家……汉娜·阿伦特目光锐利，见识非凡，品德近乎无懈可击，是我心目中在心、智两方面都堪称完美的人物。正因为如此，她的话或许可以证明：即使对于阿伦特这样优秀而不怀私心的朋友来说，本雅明也是难以理解的。
但我似乎更乐意赞同本雅明另一个朋友肖勒姆（Gershom Scholem）的看法。此人认为本雅明是一个“纯粹的形而上学家”。肖勒姆的理由是：本雅明的“学术活动贯穿了各个阶段，覆盖了所有领域。从表面看，他的主要论题是文学和艺术，有时也涉猎文学与政治之间的题目，并且很少涉及纯哲学的问题。然而，在他所有的研究领域里，他的兴趣和冲动都是从一个哲学家对世界及其现实体验中获得的”。但本雅明的全部著述却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他绝不是黑格尔那样的形而上学家。在我看来，导致这种分野的原因之一，是本雅明奇迹般地从一开始就掌握了一种袖珍式的观察方法。这显然和黑格尔所代表的德国形而上学传统所要求和使用的观察方式大相径庭。黑格尔说的是另一种大话，是一种和理性有关以及关于理性及其运用的大话。
在我所能阅读到的本雅明的文字中，无论是学术著作（比如《发达资本主义时期的抒情诗人》《德国悲剧的起源》），还是泛文学创作（比如《单向街》《驼背小人》），袖珍式观察方法始终是它们的稳固根基。本雅明通过这一手，将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大面值的货币，明目张胆地转换成了小面值的货币，将英镑弄成了便士。尽管他的前辈胡塞尔在这方面也来了一手，但他们的方式完全不同。1925年，痛苦、失意的本雅明有过一次意大利之旅，他在那里写了一篇绝妙的文章，题为“那不勒斯”，其中有如下一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