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晋军”主力作家的上述两种创作路向上看，我们可以看到“山药蛋派”作家对他们的深层次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也或许是山西这块深厚沉重的黄土地使然？总之，这是山西文学的一个传统，一个特色，一个挥之不去的存在。山西的“山药蛋派”与“晋军”这两代作家的创作，与其时代的前沿都有着一个不算远的距离。“山药蛋派”作家与延安的都市文化与根据地文化的冲突，“山药蛋派”作家与“五七族”作家对新时代矛盾的敏锐感受之间的距离已如前述。“晋军”作家的创作不要说与其时京沪种种文学时尚话题文学新潮有着不算远的距离，就是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冲突、融合的前沿话题上，也与“京味”作家、陕西作家有着不算远的距离。但这不算远的距离，正是山西这两代作家创作的优势之所在。正是这不算远的距离，虽然使山西的这两代作家并不活跃在时代的最前沿，但却使他们在汲取时代前沿资源之时，滤去了前沿的“躁气”，去除掉了“观念”的“游戏”，“观念”对“事实”的“遮蔽”，从而将一个时代的前沿资源扎实地有机地融入、消化到自己的切实存在的体内——对农民生存、存在形态的深度展示与剖析，以结实、厚重的成就引起国人的刮目相看。这或许是山西这两代作家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因为说到底，传统中国最深层最切实分量最沉重的变化形态，还是体现在对农民生存、存在形态的揭示中。
三
山西小说创作的第三次高潮是所谓的“晋军后”的小说创作，对全国小说创作的影响，与前两次有着明显的不同。
自新时期“晋军”崛起引起中国文坛的高度关注之后，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始，随着“晋军”整体性创作高潮的过去，山西小说界被一种深深的隐隐的唯恐山西小说创作强劲势头失去的焦虑及对新的小说创作高潮的期待所缠绕。1996年，《山西文学》开办了“中国乡土小说特辑”，意在着重推出乡村小说，并同时开展过关于乡村小说的理论研讨，试图来造成一种声势，打出一个旗帜。从对“乡土小说”的命名上看，举办者是试图发扬山西小说创作一贯注重写山西农民生存形态的创作优势，同时，不再用曾经长期用过的“农村题材小说”这一政治意识形态意味较浓的称谓，而改用文化意味较浓的“乡土小说”这一称谓，也可以看出举办者试图将山西传统的注重写山西农民生存形态的创作优势，通过一种现代性转换，使其成为在现代性语境中，能够展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都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的互渗形态，并由此构成与现代都市文化的对话，在现代性语境中发出自己特定的声音。这一小说特辑，可以说是如期举办，如期与读者见面，理论研讨也曾认真地进行，但效果却未能如期实现。在这之前的1989年，《钟山》杂志举办了“新写实小说大联展”，虽然在理论上尚处于朦胧模糊之中，但却凭着良好的艺术直感，敏锐地把握住了时代社会与精神的脉搏，引领了文学潮流的转向。两相比较，虽然一南一北，但效果却天壤之别。究其实，还是在于在上世纪末的时代的整体的根本性的社会转型中，山西小说界未能找准自身的位置，完成自身创作优势的转化。
在这之后不久，山西省作协举办了山西青年作家创作研讨会。一批创作年龄及生理年龄均小于“晋军”的青年作家，如吕新、王祥夫、田澍中、谭文峰、曹乃谦、房光、常捍江、张行健、唐晋等，虽然在创作上程度不一地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其作品也时时在《人民文学》、《收获》等国内权威性的文学期刊上发表，有时甚至是作为头条来刊出，但不被国内文坛关注。面对前些年“晋军”崛起在全国文坛上的震动，面对同时期新的一代青年作家的活跃，如韩东、朱文等南京青年作家群的兴起，陈染、林白甚至是卫慧、棉棉等青年女性作家的夺目，山西上述青年作家内心的焦灼及山西文学界对他们的殷殷期待可以说是不言而喻的。对这批青年作家的重视与研讨，可以看做是山西文学界试图重新组织新的创作队伍，试图以新的创作雄姿展示于全国文坛的努力。研讨固然认真，也确实尽了力，但效果并不见佳。我以为这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这批作家没有走出“晋军”的创作版图，在新的时代格局中，未能找到自己与新的时代的对话位置，却是一个最为根本的原因所在。山西文学界常常将这批作家称为山西小说创作的第四代作家，但细究下来，这批作家中的王祥夫、田澍中等，与“晋军”骨干作家的创作历程并无大的前后之分，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是同步的，只是创作成就、影响不及“晋军”骨干作家而已。这批作家中的吕新、谭文峰等人，虽然创作成就、影响的高峰期略略晚于“晋军”骨干作家，但从以山西农民生存形态为其创作本体而言，依然是可以将其视为是“晋军”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是我在上一节中，将他们归入“晋军”阵容给以论述的原因所在）这批作家中的曹乃谦、房光等，则与“晋军”骨干作家的创作大同小异。曹乃谦的“温家窑风景”系列小说中的某些篇章，如果抹去作者姓名，放在李锐的《厚土》中，几可乱真。如果从创作成就的大小，创作时间的前后，将这批作家概括为山西小说创作的第四代作家也无不可，但其实他们是以自己的创作扩充了“晋军”的阵容。他们与“晋军”骨干作家成长于同样的时代、社会、地域背景下，汲取着大致相似的思想、文学资源，有着质素相似的文学成果，在1990年代整个中国发生历史大变局之后，当“晋军”作家的整体性创作高潮成为过去时，又怎么能够希望仍在“晋军”版图的山西小说创作的第四代作家，作为一个新的创作群体，以一个新的创作姿态屹立于新的时代、社会、文学格局之中呢？这批作家与“晋军”的创作命运，有点类似于“山药蛋派”第三代作家韩文洲、义夫等与第二代作家马烽等的创作命运，只有在新的时代、社会大变局中，以自己的声音参与到其中，才有可能如“晋军”一样，作为一个既对“山药蛋派”的文学资源有所汲取，又全然有别的新的创作群体，形成一个创作高潮并傲然于世。
又是几年过去，上世纪90年代末，山西省委宣传部文艺创作研究中心组织课题组对山西的文学创作做了认真的调研，结合张平小说在当时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在全国所形成的巨大影响，以在太原召开的全国性的张平作品研讨会为契机，发出了山西小说创作第三次高潮正在形成的预言与结论。［7］但距离这一预言与结论又是数年过去了，这一高潮的形态、特征是什么，仍然是一个让人值得言说的话题。
相较于以“山药蛋派”、“晋军”为标志的山西当代小说创作的第一、第二次高潮，山西当代小说创作的第三次高潮，并没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创作群体作为标志。所谓的“晋军后”，与其视为一个创作群体，莫如视为一种状态、时态。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随着山西相对封闭的历史格局被打破，当山西还不能重新形成、积淀出一个新的相对稳定的地域特色时，在山西形成一支相对独立的新的创作群体，也许还需要一个不短的历史时间，我们也许更多的不应该期待这样一个新的相对独立的创作群体的出现，而应该欢呼一个文学多元化在山西的形成与到来。那么，以“晋军后”为标志的正在形成的山西当代小说第三次高潮，主要的创作力量、形态、质素及可能的发展前景又是什么呢？让我们试举几个有代表性的个例。
张平的《抉择》、《十面埋伏》、《国家干部》与柯云路的《新星》，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其在今天文坛上的成功及在社会上的巨大反响，说明有着深远的历史文化根基的在根据地、十七年中形成的红色经典，在今天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在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社会转型期，当传统的社会结构在今天仍然有着存在的合理性、生命力及对现代社会的弊端构成互补性的时候，作为与社会结构有着“严格的同一性”的文学形态、文学结构，就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与可观的发展空间，惜乎人们对此研究不多，也就对张平小说的成功，解说总是不能到位。
李锐、成一、蒋韵等人的小说，如李锐的《银城故事》、成一的《白银谷》、蒋韵的《栎树的囚徒》等，执著于对偶在的个体生命在必然的历史运行中的存在形态的揭示与“去弊”，执著于对有生命的文明形态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衰落的揭示与“去弊”，是对中国现代化起跑线上的“五四”时代“人的文学”的纵深开掘与延伸，在市场经济大潮将个体生命浮出水面的今天，在市场经济大潮将一个时代留在后面的今天，无疑给今人以深刻的现实启迪。语言是人的存在的根本性的外化形式，李锐的小说，曾经试图通过语言来对人的存在形态的独特性给以本真化的揭示，例如他的《无风之树》、《万里无云》，但这种努力与其所达到的效果有着相当的距离。近期，他的“农具”系列小说，试图通过“农具”这一“语言”形式，来继续他的努力，在这种努力中，我们得以体会到了“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又一含义。在这里，“民族的”不是“走向世界”，而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对山西小说创作如何面对全国文坛，有着本体论与方法论的意义。
王祥夫及去年涌现出来的青年女作家葛水平的小说创作，为“晋军后”创作增添了另一种可能。他们二人的创作都因对乡村的出色描写，而为占据强势位置的都市文化、文学所“它者化”，并在这种“它者化”过程中，名重一时。在这其中可以分明地体会到，弱势区域的文学是如何被强势区域的文学所“命名”的。但究其实，他们的创作自有独特的魅力所在，而这一魅力，是颇具山西特色的。王祥夫的《上边》等小说，执著于将社会底层卑微人生个体日常生存置于创作的“本体性”存在，当今天现代都市人生引领着整个社会的人生潮流，占据财富、资本的人及其人生形态作为人生成功的范例而被仰慕，资本物欲将社会底层卑微人生的个体日常生存“放逐”与“冷落”之时，王祥夫却通过创作对社会底层卑微人生个体日常生存的关注，将其又拉回到我们的面前，成为我们重新观照个体人生意义的一面镜子，而这种观照，对于我们今天处于大多数的底层民众，赋予自己卑微个体人生的日常生存以生命本体性的意义存在（其实，相对于历史的永恒、社会的广阔，又有哪一个人不是卑微的呢）无疑是十分及时的。葛水平叙写山西乡村生活的小说，滤去了“观念”对“生活”的加工，无论这种观念是政治观念还是文化观念。就前者而言，政治观念的介入，容易使写乡村的小说，仅仅在政治文化层面上显示其意义，所谓的“农村题材小说”即是。就后者而言，文化观念的介入，容易使写乡村生活的小说，成为满足现代都市文化价值需求的、在现代都市文化想象中的乡村生活。葛水平的小说不是这样的，她的小说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真实”，在这一点上，她的小说是深得赵树理小说创作精髓的。赵树理的小说，在经历了“庙堂”从政治观念上，“广场”从思想观念上对他的毁誉之后，仍然焕发着艺术的魅力而为今人所重新认识，这正是其作品“真实”的力量所在。这种“真实”，不是生活层面上的，事实层面上的，而是存在层面上的，本体层面上的。葛水平的小说，也具有这样一种“真实”。类似葛水平的小说作者，近两年在山西省作协《黄河》杂志的扶持下，正在成为一支新的创作力量。但这里仍然有着需要注意的地方：人们往往看重赵树理对乡村的执著，却忽视了他未能走出乡村而给他的创作带来的局限。但不管怎样，赵树理毕竟在解放前，生活在革命的政治中心——根据地，解放后，则长期居住于北京，而这些，都是葛水平这样的作者所未能意识到的，她们还在单向度地扎向乡村，而忘记了“都城”另一向度的存在。
在山西独特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历史与社会结构的无形制约下，形成了山西当代小说的底色与传统。无论怎样的风雨，落到这块深厚的黄土地上，都将被吸收，长出那独异的大树小草、花卉林丛来，形成了与众不同的一方景观。回望山西当代小说创作所经历的三次高潮，或许有助于山西的小说作者们，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站位，看清楚自己的优劣短长，从而以新的身姿活跃于中国文坛。
注释：
［1］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赵树理研究资料》第177页，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2］戴光宗：《“山药蛋派”质疑》，《山西文学》1982年第8期。
［3］张恒：《一道消失的风景线——“山药蛋派”文学的回眸与审视》，《山西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4］席扬：《多维整合与雅俗同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5］以上所引席扬之论述，参见上书《20世纪“山药蛋派”研究的几个问题》第一节。
［6］李锐在他的《一种自觉》中说：“尽管对《厚土》的评价有高有低，有褒有贬，但在这些评价的背后，我看到的却是一种不约而同的文化决定论的视角。我得承认，这多少叫我感到一种遗憾。”《厚土》第229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7］参阅《面向新世纪的山西文学》，《新批评文丛》第4辑，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获全国文联第六届文艺评论奖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