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不是目的，拿作为文体的小说为正史逻辑所用才是宗旨，即所谓变废为宝，于是又“拉”。拉的方式大抵是鼓励作为文体的小说中与正史逻辑里所包纳的世界感相重合的那部分，并力图使它发扬光大。班固曾提醒正史逻辑，小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62〕。为什么？应声虫桓谭回答道：“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63〕这“可观之辞”当然是戴上正史逻辑的老花镜，在作为文体的小说中找到的。虽然“小说者，乃坊间通俗之说，固非国史正纲”〔64〕，但可以“为正史补”〔65〕，可以作为“正史之余”〔66〕，可以为“信史”之“羽翼”〔67〕，可以“辅正史也”〔68〕，可以“与正史参行”〔69〕。因此，小说可以“资治体，助名教”〔70〕，于是，就有有心人鼓励小说努力听从正史逻辑的醉人召唤：“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71〕——当然是在正史逻辑的框架内进行议论。而小说在正史逻辑的挤压下要争得活命的口粮，不如此，也许还真有麻烦哩。
打和拉的结果使作为文体的小说长期依附于正史逻辑。正史逻辑实际上就是以儒道互补为基本精神内容的统治阶级的世界观，目的是为了说明自己的统治有绝对的合理性、合法性，其教化就是免不了的。小说在饱经棍棒之后，终于成为孝子。且听凌濛初说自己的创作：“说梦说鬼，亦真亦诞，然意存劝戒，不为风雅罪人，后先一指也。”〔72〕静恬主人也毫不含糊：“小说为何而作也？曰以劝善也，以惩恶也。”〔73〕但更重要的是为正史逻辑所表达的中心内蕴歌功颂德，并指出它的合理性。明人沈德符在其大著中，就记载了一个为嘉靖皇帝找到了他必然要当皇帝的“野对联”〔74〕，不仅龙心（天理）大悦，正史逻辑满意，也为孝子画了像。
几乎所有的中国小说最终都逃不脱正史逻辑的规范，连一向以笑傲江湖、快意恩仇为务的武侠小说也不例外〔75〕。对金庸小说中的正史世界也应当作如是观（当然，在金庸的小说中，正史世界只是他构筑出的多种世界之一种）。这一方面体现了正史逻辑的强大，一方面大概正体现了金庸的聪明：他用自己的创作揭示了这一真相。正是在正史逻辑对中国小说又“打”又“拉”的基础上，形成了小说中的正史世界。无人称真理作为正史逻辑的说教的后果之一，自然也忝列其中。
欧阳锋算得上一个独来独往的人，但在金庸笔下，他是个受到鄙夷的家伙，因为他与正史逻辑所要求的人格不合；作者于是乎给他安排了一个连自己姓名都记不清、我是谁都搞不明白的结局（《射雕英雄传》）。隐喻的含义正在此处：对欧阳锋这种长有反骨和逆鳞的正史逻辑叛徒，正史逻辑有权拒绝为他命名；即使命名，也迟早将会收回。采花贼田伯光也算得上独来独往之人，他随意纵酒，处处采花，想杀就杀，何等逍遥自在！但好景不长，被假和尚不戒大师抓住一刀割了生殖器，遂取名为“不可不戒”，投诸不戒大师门下，再也不是孤魂野鬼。也就是说，他失去了在正史逻辑看来最可能抵触正史逻辑的那条尘根，从而走上了无人称真理的老路。基督教有“为天国而自阉”的说法，用在这里，正好可以互相参照。田伯光以后要做的事情不再是处处留情，不再是纵酒，而是为师父到处传信，成为正派人士中的一个暗探，专事情报工作——他成了正史逻辑的消息树和探子。在正史逻辑的感召下，再强大的人也只有如此。
正史逻辑、正史世界在金庸的小说里有很大比重，尤其是在其早期作品里。这也带来了若干问题。其中最大的就是正史逻辑的内在矛盾，形成了金庸在叙事上的内在紧张感。金庸在正史逻辑的小池塘内作过很多试图从中逃逸出来的努力，但并不全见功效。这很容易理解。要想从自己的体系内开出“茯苓首乌丸”那样的“解药”救治自身带来的中毒症，一般来说是不可能的。
欧阳锋只有倒立行走，连自己是谁也搞不清楚，这是从正史逻辑出发对违背正史逻辑之徒的必然惩罚；田伯光也只有割掉那条尘根，在正史逻辑的法庭上，曾经高高昂起的阳具成了鲜血淋淋的祭品。如果仅就构筑正史逻辑和正史世界而论，金庸与许多武侠小说家并无太大区别，甚至与《水浒传》《三侠五义》也没有本质上的界限，特殊之处仅在于，他在表现正史逻辑和正史世界的方式上与别人有异。一个真正的作家，特别是一个被称作“大师”的作家，仅仅依靠这一点是绝对不够的。
维特根斯坦（L. Wittgenstein）对哲学作了一个惊人的评论：“一个人陷入哲学的混乱，就像一个人在房间里想出去又不知道怎么办。他试着从窗子出去，但窗子太高。他试着从烟囱出去，但是烟囱太窄。然而只要他一转过身，又会看见房门一直是开着的。”〔76〕金庸也找到过他的窗子，找到过他的烟囱，但都是在正史世界那间屋子内部寻找抽身而出的通道，显然不会有太大的功效。正史世界里还有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一直开着的“房门”吗？
注释
〔1〕鲍戈莫洛夫等主编：《现代资产阶级哲学》，郑开琪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470页。
〔2〕此处使用“基本上”一词，是想说明如下事实：a.武侠小说有可能突破传统文化的藩篱而引进新兴的异质文化，这在金庸处也不例外；b.已经有一些新武侠小说作家在明显地这样做了，比如古龙作品中就有海明威笔下的硬汉形象、尼采鼓吹的超人形象。
〔3〕儒道互补对下层百姓的实际影响是很小的，我们切不可夸大儒道互补对一般民众的影响。总的说来，儒道互补是一种理想化的统治哲学，它排除了“恶”的存在；而“恶”与对“恶”的限制才是真正的人性根本。民间下层文化是对后者的天然体认和遵从。参阅本书《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等章节。
〔4〕参见《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44页。
〔5〕对此当然也有不同的看法，苏渊雷先生就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统治文化最主要体现在儒（家）法（家）并用上。（参阅苏渊雷《钵水斋外集》中的相关论述）
〔6〕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7〕《庄子·天下》。
〔8〕《庄子·天下》。
〔9〕刘小枫曾经认为，道家是一种反价值；但我以为，道家在中国文化逻辑构成中是不可能单独存在的，它必须要从儒家或至少要从儒家的维度去看待才有意义。实际上，道家已隐隐体察到“恶”（私心）的重要性和现实性。比如老子就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老子》第三章）而这种私心和恶正是杨朱要宣扬的。因此，当道家至少从儒家的维度去看待的话，其反价值云云就很难说了：这正是本书所说的，道家是正史逻辑的重要一极，它与儒家一起共同为正史逻辑的合理性鼓吹。
〔10〕《荀子·天论》。
〔11〕《荀子·解蔽》。
〔12〕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第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