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以前，有朋友就说过我的文字不合适写小说。
因为我不善于白描。什么叫白描？就是没有作者个人的议论在小说中，要让读者完全感觉不到作者的影子，像《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为什么流行到今天，就是这些小说的作者白描功夫了得。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流行文学载体，20年前，不会写小说，尤其是不会写长篇小说的作者是很难成为被人公认的作家的。
自从出了个余秋雨，作家的形象似乎有些变化，小说家开始式微，一个写小说的如果不能被导演看中，几乎是没有什么读者的。按照我的说法，就是卡拉OK，自己唱歌自己鼓掌。
其实余秋雨们的崛起，我以为是目前中国人集体浮躁甚至烦躁所给予的机会。人们不愿意再去认真地阅读，主要是不愿意在纸上阅读。
但是他们也好像想集体文化一下，那么最省事的就是听老师讲课。学生时期听老师讲课并不是什么舒服的事情，因为听完了还要回答问题，甚至还要考试，这听老师讲课就成为一种负担。
中国人传统上大概就不是喜欢回答问题的，即便是哲学家，深入了还必须浅出，讲道理之前首先要讲故事，如果不把道理放在故事里面，是没有多少人愿意听的。所以中国不是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的地方。不像西方经常产生像黑格尔这样的系统论的哲学巨人。
后来被余秋雨自己定义的所谓文化散文，我认为其实就是读后感而已，和以前的说书人没有什么两样。这是余秋雨的自我拔高，他的作品叫文化散文，换言之，别人的散文都没有文化了？
中国文人自古就是读后感的专家。讲究传承，句句要有出处，八股文就是这样的，后学也多喜欢吃别人嚼过的馍，在别人的田里种自己的庄稼，于是成为文化的传统。
现在，中国经济发展而文化滞后，需要文化一把的老百姓自然把那些读后感派当做文化的代表。
很多人问，为什么易中天、于丹超过了余秋雨？有人如此衡量他们的价值：于丹一本书就卖了400万册，版税超过千万元。他们在电视上的说书效果使我想起了近30年以前刘兰芳在广播电台说话本的盛况，一个刘兰芳，就把成千上万的作家气得要中风。
人民需要什么你就给什么，这就是大众化。作家们却老以为自己高人一等，一定要引导老百姓的文化消费，结果自己的小日子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易中天、于丹比余秋雨更受欢迎，是因为他们比余在娱乐化方面走得更远。
余秋雨和其他读后感派一样，喜欢掉书袋子，只是他的掉书袋子有自己许多想象的空间，他甚至在散文里面加入小说的成分，把自己考察的细节强行变成历史的细节。
到了易中天那里，想象的东西更加变成不少戏说，甚至后来他更走了极端，干脆歪批起来。他在武汉大学教书时就喜欢把严谨的历史加入现代的解释，甚至解释时用的语言也是后现代的，那种波普的成分让他的同事不以为然，信口开河的他，使他的同行认为他不是个做学问的人。甚至有人现在还说他是因为这样的讲课风格而不能被武汉大学的管理层见容，只有跑到厦门大学去了。
《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当年也是这样不受任教大学的理解，认为他不是真正的学问，甚至认为他连断代史都算不上。
易中天说自己是个“大萝卜”，是草根，营养丰富，而且药用价值高，怎么炒作都可以，不过他还忘记一点，萝卜水分多。
最近，我在访问另外一个读后感派傅国涌的时候，特别问他易中天有“灌水”的嫌疑吗？或者这样问，易中天有“灌水”的需要吗？傅国涌显然不想正面回答，他干脆说：我没有看过他的书，无法就他的作品本身进行评价。如果从娱乐角度看，即使“灌水”也没有什么不可。至于他是不是“灌水”，我想时间会作出最准确的结论。
我又问傅国涌自己喜欢“灌水”吗？傅就索性不回答了。
我没有机会当面采访易中天、于丹，但是我觉得从他们的同行那里也许可以更加透彻地了解他们。我就问傅国涌：现在的有些读书专家喜欢作秀，您觉得读书是读给自己看的还是读给别人看的？作秀可以成为明星，明星可以赚大钱，您希望成为公众人物吗？物质对于您这样的读书人来说诱惑有多大？
傅国涌直截了当地说：读书当然是给自己读的，而不是读给别人看的，否则就失去了读书的意义。在这样一个娱乐化的时代，娱乐细胞完全匮乏的我，不可能成为公众人物，也无意成为这样的公众人物。物质对于我这样的读书人来说，如果说有什么诱惑的话，那也只限于一家人能过上最普通的日常生活这个层次。一日三餐，读书写作，平平淡淡，于我足矣。庆幸的是我的家人对物质生活也没有很高的要求。
可能别人的葡萄永远是酸的，而自己的葡萄却永远是甜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