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深入生活一词就被隆重提出来，当时的附庸者都是些年轻力壮的人。
新中国成立过渡而来的中老年作家，如果响应不了这个口号，便是落伍，按今日的说法是老土。
新中国刚刚成立那阵，沈从文即受到冷遇，偶尔北京文联有些会也让他去参加一下旁听。有一次，一位下厂下乡的青年作家大谈创作经验，主持者在会议快散时，硬要代表老派的沈先生说几句奉承话。
沈从文只好说：“我不会写小说了，我不懂下乡几个月，下厂几个月，怎么就会写出小说来，我不懂，怎么好搜集小说材料，搜集了来又怎么好写小说，我不是谦虚，我真不懂……”
到了“文革”前后，深入生活这个概念已至高无上，所谓的生活，当然特指工农兵的，就好比今日大学里之定向培养，只培训这种技能或只培训要到某处去的工作人员。
依照那时划定的范围，工农兵而外其他阶层的人的生活皆不能算生活。知识分子是臭老九，自然不算；民族资本家是五毒俱全的东西，也不能算；地富反坏右，更不能算；连党员干部也属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不能算。生活被简单化、幼稚化。
笔者曾结识一位老作家，年轻时也曾写过不错的作品，“文革”时深入武汉钢铁公司，十几年如一日，虽然他竭力要与工人老大哥打成一片，无奈感情进不去，于是，长年不回家住公司招待所，反被工人指成精神贵族，花十年功夫写成一部长篇，记得题目叫《月涌大江流》，随路线斗争的不断转向而不断改变主人公的形象。好容易熬到定稿，“四人帮”倒台，用以支持整个框架的紧跟时代的理论一下子过时，后来更成了揭批查的材料。自己哀叹，没想到辛辛苦苦十几年，写了一本反动标语，最后抑郁而死。
深入生活究竟有没有用，或有多大的用，甚或是否是反作用，现在已有不少作家见仁见智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种突击式的、定向性的并非十分可取。
新中国成立后，不少紧跟形势向前走的知名作家皆有下生活之举，茅盾、巴金、老舍、草明等都有不少这方面篇什。可是除了巴金弄了个《英雄儿女》，其他人皆无什么建树，而《英雄儿女》则是沾了电影的光，严格说来是一部集体创作的结果。大概如此，“文革”中才出现不少写作班子，且不说那八个样板戏，连中长篇小说也是集体所为，记得最突出的是《虹南作战史》。
有人会说《龙须沟》就是深入生活之作。可要知道，老舍先生本来就一直住在那些人之中，他只是写他身边的生活，城市赤贫的景象。况且，里面既无工，又无农，更无兵。《茶馆》更是如沈从文先生总结自己创作时那句名言：“只是写回忆。是以前生活老底子，不是突击进行的，是一种长期积累，是自己身边的所见所闻。”
应该说，深入生活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是具有一种朴素的、恳切的接触工农大众的崇高思想的。绝不似后来那么急功近利、立竿见影。
柳青离开首都，全家下到陕西那黄土地上，几十年日晒雨淋，一般都以他作为深入生活的典范，写出了杰作。可是，《创业史》也是几易其稿，这里所指的易稿绝非为艺术，而是因政治风云变幻，农村一些做法的改变。尽管柳青也因此得了不少实惠，如稿费惊人，但现在再看此书，仍觉里面人物设置之政治化是那么可笑。
浩然更不用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贯穿了他所有长篇小说，除了一些儿童文学尚有“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那么美好外，其余皆使人沉闷，似乎从新民主主义时期到社会主义时期都四伏杀机。现在再版《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之类，实在可以作为深入生活时不断随政治气候转变而转变的中国文学可悲的例证。他不是写出了真实的时代，而是被时代之假象所改写。
曾经写过不少优秀散文的碧野，生活在丹江水库十几年，据说与工人们感情好到每次一下车，就有成群结队的欢迎人群，可能间或还有敲锣打鼓的动人场面。可惜其生活所得的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丹凤朝阳》成了他一生创作的最大败笔，枯燥如嚼蜡，内容幼稚可掬，现在没有任何人能提起这部“巨著”来。
曾经盛行一时，且曾经行之有效的下生活，在市场经济动作较好的广东遭到百姓抵制。
最近，广东青年文学院组织一帮各路好手要进基层，结果大都遭企事业单位作“退货”处理，搞得那些志得意满的“知名作家”好不尴尬。这当然也是文学已不复往日贵族之戏的原因所致。但认真检讨一下，文人们至今仍死抱旧时虎皮，拒不接受新时代之风，也真可谓“文革”语言所指是“榆木脑袋一个”了。
在内地一些经济不太发达之地，文人仍被作为领导者一个行之有效的宣传棋子，按惯例还要下乡下厂，甚或高人一等，还要挂点闲职。
今天，一大帮后现代们又矫枉过正，一概拒绝大众生活，甚而公开提出“私人生活”的主题，写身边琐碎，写个人苦悲，写柴米油盐，这也许是另一个极端。
但谁又能说，这不是“深入生活”的反作用力所造成的新灾难呢？政治“左右左”的时代大概过去了，可文学“左右左”的现实还将进行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