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军进攻襄北苏区
一九三二年六月，蒋介石不顾“九·一八”、“一·二八”以来日益深重的民族灾难，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淤沪停战协定”之后，随即召开了“庐山会议”，决定成立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蒋自任总司令，调集五十万大军向中国工农红军发动空前规模的第四次“围剿”。为了解除对武汉的威胁，国民党军首先以主力向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进攻。
六月底，将向湘鄂西苏区进攻的军队划为左路军，以何成浚兼任司令官，徐源泉为副司令官兼总指挥。划入左路军序列的有洪湖地区及其周围的全部鄂军、湘军和长江上游“剿匪”代总指挥王陵基所指挥的川军，包括第十三师、第十九师、第三十三师、第三十四师、第四十一师、第四十四师、第四十八师、第五十一师、第八十二师、新三旅、新七旅、独立三十四旅、独立三十七旅、独立三十八旅、第二十一军第一师第一旅、第三师、第四师、教导师第三旅、独立一、二团等部队，总共约有十余万之众。除了军事部署，蒋介石还特别强调政治进攻和经济封锁，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在政治上重新划分了“清乡”区域，以大地主、大豪绅担任各区正副“清乡委员长”和各县“清乡委员”；设立行政督察专员“综理辖区内各县、市行政及剿匪清乡事宜”，直隶蒋的总部。那些专员又都兼任各区保安司令，指挥区内所有反动地方武装。国民党通过这些人积极组织、整顿民团、保安队，构筑土寨、碉堡、望楼，推行“十家联保”、“连坐法”、“通行证”制度和各县联防等。在经济上，他们严禁各种生活必需品和可供军用的物资，特别是食盐、布匹、煤油、医药等物输入苏区，违者以“资匪通敌”论罪，也不准从苏区购买或运出物资，违者以“通匪利敌”论罪。同时，他们还加强了对军队的法西斯控制，除普遍设立政工机构，颁行“通匪治罪条例”、“连坐法”而外，还以蒋介石名义直接向各军、师派出联络参谋和巡察参谋，加强内部监视。
七月初，徐源泉拟订了“左路军第一期剿匪计划”，强调“步步为营、稳打稳进”，企图首先集中主力“肃清”襄北，并占领襄南之潜江、荆门一部分地区，将红三军主力歼灭或压迫至长江、襄河之间。据此，他们以第十三师六个团，第四十四师六个团，第四十八师五个团和第四十一师一个团，独立三十七旅三个团共二十一个团编为四个纵队，另以六个团编为总预备队，向襄北苏区进攻，令川军第一纵队（教导师第三旅郭勋部和第九旅主力共五个团的兵力）、第二纵队（第四师四个团和第九旅一个团共五个团的兵力）向襄南苏区进攻。其余部队，担任游击、堵截、佯攻、牵制任务。六月二十一日，****中央通过了《中央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与我们的任务的决议》。决议要求，“必须向敌人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消灭敌人在一方面的主力，以根本击破敌人的‘围剿’计划。各苏区的红军必须更有计划的互相呼应，互相配合，坚决执行中央最近军事计划，以造成占领南昌包围武汉的形势”，并提出了“一寸苏区的土地不被国民党军队蹂躏”的口号。
在国民党军“围剿”即将开始之际，红三军主力再次进至京山、应城、皂市之间地区。七月二日，以红八师围攻京山城，红三军主力集结于京山东南地区待机。
七月十五日，襄北敌第一、二、三纵队由景家墩、皂市、白马庙之线出动，自东南向西北齐头并进，寻找红三军主力决战。次日，敌第四纵队由岳口向张截港、泗港推进，企图控制渡口，敌机轰炸灰埠头、张截港的浮桥，协助地面部队。为避敌锋芒，红三军撤离京山，向西转移。敌跟踪西进。红三军掉头向东，一部撤至襄南，一部转至敌侧，一部进至京山、应城、皂市、安陆之间地区，以牵动敌人。
同时，襄北的游击队、赤卫队和少先队积极配合红三军作战，有力地发挥了侦察、牵制、扰乱、迷惑敌人的作用，加上广大群众的坚壁清野，给敌军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和威胁。敌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在给何成浚的报告中承认：“军队经过时，几至人烟绝迹，问留少数妇弱，凡有询问均盲无所知。军队过去，赤卫队复出而滋扰，避难良民（按：指外逃地主、豪绅等）纵欲回乡组织铲共团体又恐军队他调无所保障，亦多畏缩不前。”面对这种情况，敌军以一部继续进攻，于二十四日占领潜江。主力则一面追寻红军，一面在团防和土豪、劣绅的配合下，分区“清乡”——挨家挨户清查户口，搜捕、屠杀革命干部和群众，诱骗胁迫党、团员秘密自首，建立保甲，组织“铲共义勇队”、“民团”、“保安团”，以期建立反革命的血腥统治。
到七月底，留在襄北的红三军部队鉴于敌人兵力强大、密集且注重构筑工事掩护，很难寻得在野战中歼灭敌人的机会，决定转到襄南打击川军。他们由马良附近渡河，突破了敌第十三师一部和均州南漳保康“剿匪”司令张连三部的阻扰，进到了荆门东南地区。三十一日，在军委警卫师配合下，在曾家集、范家集、沈家集、半边街一带与川军郭勋部接触，激战到八月三日，因敌援军赶到，未能达到歼灭敌人的目的，遂撤退到熊口、莲花寺之线，与在该地的红三军其余部队会合。红军撤退时，川军跟踪追击进占浩子口、周家矶一带，控制了西荆河，切断了洪湖中心区与荆南苏区的联系，形势极为不利。
军委警卫师是新沟嘴战斗后，七月间由鄂西北独立团和军委警卫团编成的，下属两个团，共五个营兵力。该师曾在马良、沙洋附近活动，后转至周家矾、熊口一带继续对川军作战。
红三军向南转移后，在襄北活动的红军只剩下了天汉、天潜、京山、钟祥等县的几支游击队，国民党军基本上控制了钟祥、京山、皂市、天门、沙洋之间地区，并且在襄南占领了一个新的进攻出发点。
在鄂军大学进攻期间，川军除配合襄北敌军行动外，还纠合当地团防对处于其后方地区的荆门、当阳、松滋、枝江、宜都、公安等县进行了残酷的“清乡”，当阳、荆当、公安、松枝、枝宜等县的革命斗争，除荆门北山地区外，均于七月份先后失败，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牺牲达五六百人。八月以后，在宜昌特委领导下，各地才遂步恢复工作，建立秘密组织。敌进犯洪湖根据地中心区，反“围剿”失败。
由于红军没有打破敌人对襄北的围攻，敌人的重兵从北面和西面逼近了洪湖苏区中心区域。红三军在辗转作战中伤亡很大，又在“肃反”中损失了许多有经验的干部，实力大为减弱。洪湖苏区内部粮食十分缺乏，不利大军作战。这些都给湘鄂西的军事斗争造成了严重的困难。但即使如此，局势也还没有到不可挽救的地步，只要坚决抛弃“左，倾的军事路线，停止错误的肃反，也还能把洪湖根据地的基本革命力量保存下来。可是，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此时在战略指导上，又由冒险进攻走上了单纯防御的道路，号召“不让敌人蹂躏一寸土地”，命令红军构筑碉堡准备固守，并打击怀疑这种作法的高级指挥员，要求地方党委带领地方武装在强敌进攻时固守市镇，处罚没有执行这种错误指示的地方党委。
国民党军在攻占襄北、荆南和潜江后，便积极准备大学进犯洪湖根据地中心地区，发动“第二期进剿”。八月十日，徐源泉将“进剿”军区分为左翼军和右翼军。左翼军包括由第三十四师、第四十八师、独立三十八旅、第十军特务团编成的第三纵队和由第四十一师、独立三十七旅、新三旅主力编成的第四纵队，由徐亲自指挥。右翼军为由川军组织的第一纵队和第二纵队，由王陵基指挥。第十三、第四十四两师在襄北“清乡”，并作为总预备队。此外，所有驻襄南的敌军及在华容一带的湘军第十九师等部均担任堵截任务。在长江，则有国民党海军军舰往返梭巡，防止红军南渡。
徐源泉的企图是，以左翼军集中于杨树峰、沔阳、唐家场地区，由东北向西南进攻，逼近洪湖；以右翼军首先推进到莲花寺、上车湾一带堵截，等左翼军三面控制了洪湖附近地区之后，再从西面配合，合力围攻洪湖，将红三军和湘鄂西领导机关消灭在洪湖、长江之间。
八月十一日，敌人开始调整部署，向进攻出发地区集结。在敌尚未部署就绪时，夏成为取得粮食、物资，以便在洪湖根据地中心区内部作战，命红三军七、八两师向沙市、草市进攻，警卫师和红九师在熊口地区防止敌人进攻。据此，红七、八师于夜间绕道穿过郝穴、资福寺之间地区，八月十三日猛扑沙市、草市。王陵基一面要江陵、沙市地区的两个团和当地保安团固守，一面急令驻岑河口、资福寺、丫角庙、后港、拾回桥等处的三个团火速增援。红八师顺利袭入草市，毙伤敌五百余，缴枪数百支，后留少数部队在草市打扫战场，主力进至市区南部并向江陵派出警戒。红七师进攻沙市，因敌工事坚固，火力强大并有电网掩护而没有成功。下午，敌人援军赶到，配合守敌在军舰和飞机的支援下猛烈反扑，隐蔽在草市市内的一部分残敌也同时出击，红军再战不利，当日夜间退出战斗，撤回龙湾、熊口地区。
此次向敌人设防城市的进攻本没有什么胜利的把握，尽管消灭了一些敌人，牵动了部分川军，但于大局毫无补益，相反，红三军遭受了相当的损失，搞粮食的目的也未达到。战后，川军很快加强了对沙市、江陵的防护，也加强了对红军的封锁。
敌左翼军八月十八日开始动作，至二十日，控制了白庙以西的整个东荆河北岸地区。同时，由鄂东调至蔡甸一带的敌第三十三师也进入了汉川、汉阳境内，控制了侏儒山及其西南地区。这时红军在东荆河以南的部队只有监利、沔阳两县的警卫营和军委警卫营，湘鄂西根据地首脑机关所在地受到了直接的威胁。
面对这种情况，红三军的领导同志提出了集中主力转到外线机动作战、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的正确意见。贺龙指出，只要我军主力转往外线实施机动作战，就可能迫使进攻苏区之敌后撤，粉碎敌人的“围剿”。但是，夏曦从单纯防御的思想出发，不同意这个建议，认为防守与钳制敌人应兼顾，决定两路分兵：以地方部队在根据地内分兵把口，并急调红七师和警卫师主力固守东荆河南岸地区，归夏曦直接指挥；以红八、红九师和警卫师一个团，由贺龙、关向应率领到敌后去，先给川军以打击，然后转到襄北打击鄂军，以钳制敌人。
正当红七师遵照夏曦的决定向东南调动时，八月二十四日，敌人第三纵队占领了东荆河以南的要点峰口和府场等地。红七师仓忙向府场和预备堤之敌进攻。由于敌人已经作好工事，进攻失利。同时，敌人的第四纵队先头部队也进到了西面的渔洋镇。夏曦又令该师与警卫师主力占领新沟嘴、杨林关的既设阵地，抗击敌人，以掩护翟家湾一带的分局和省委等后方机关。红八、红九师穿过川军的封锁线进至万里镇、么口地区，威胁川军后方，致使进到周家矶、浩子口一带的川军不敢继续东进。徐源泉为保障侧后安全，乃改变原定计划，调第四纵队主力从莲花寺附近西渡东荆河进入了原划归川军作战地带内的直路河、老新口之线。八月三十日，红七师一个团夜袭老新口之敌，但没有成功。
敌第三、第四两纵队造成了对新沟嘴、杨林关的包围形势后，三十一日晨，即以第四纵队两个旅由西向东进攻新沟嘴，以第三纵队之第一四四旅由东向西进攻杨林关。红七师主力和警卫师主力在新沟嘴与敌激战，敌人在猛烈火力掩护下突破红军阵地，红七师因伤亡过重不得不撤退，第二十一团在杨林关撤退不及被敌合围，大部牺牲，少数分散突围。红七师主力退到周老嘴后，仍奉命协同警卫师主力作固守“决战”。部队新败，士气不高，当日下午再次被强大敌人击败，在退往分盐的途中，被敌骑兵追击，又散失了很多人。红七师在三十一日这一天的苦战中，共损失了一个多团的兵力，师政治委员鲁易、三个团长和一个团政治委员英勇牺牲。这是红七师在单纯防御作战中受到的最严重的损失。警卫师也损失很大。
在夏曦单纯防御、固守决战的原则指导下，留在洪湖中心区的部队第一仗就碰了钉子，但是他丝毫不觉悟，尔后便完全陷入了应付主义。九月二日，将警卫师主力和军委警卫营大部在柳关并入红七师，重新编成三个团，仍令该师在福田寺、太平桥、柳关，沔阳警卫营在小沙口、翟家湾等处分兵把口。
九月三日，敌第三、第四纵队四个多旅分三路进攻，小沙口、瞿家湾、柳关相继失陷。由新任命的红七师政治部主任、代理师政治委员朱勉之率领防守柳关的红七师二十团大部损失。以夏曦为首的分局和省委领导人当天跑到了红七师主力那里。
敌人占领小襄河南岸要点后，立即进攻洪湖沿岸地区。整个洪湖中心地区，除了红七师主力所在的福田寺、太平桥和白露湖附近地区，以及朱河周围四五十里地区外，到处都是敌军。苏区后方机关和人民群众因为没有应付这种严重情况的足够准备，在敌人灭绝人性的烧杀、破坏之下，损失惨重，仅伤病员就有二三千人落人敌手，隐藏在洪湖苏区的数千支枪和数十门迫击炮均被敌军搜去，所有医院、兵工厂等全被焚毁、破坏。
被敌军四面包围着的夏曦，感到在此狭小地区很难立足，于是决定：（一）令在襄北活动的红三军部队开回洪湖中心区域或在襄河边牵制敌人；（二）于最短期间发动游击战争；（三）由他自己带红七师突围到另一县扰乱敌人，留监、沔两县警卫营（都扩编为警卫团）、各区游立队和省委机关在洪湖湖区坚持。
这个决定曾报告苏区中央局。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中央军委和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同志接到这份电报时，当即复电，指出：“敌以重兵围紧鄂西苏区，红三军应立即集结全军力量机动的选择敌之弱点，先打击并消灭它的这一面，以地方武装及群众的游击动作牵制其它方面，然后才能各个击破敌人。如因顾虑苏区被敌侵入而分一部兵力去堵，不仅兵少堵不住，对于决战方面减少兵力，损失更大。上次将三军分两部行动是不利的。尤其在目前国内战争条件下，红军与敌人作不能消灭他们的持久战，更不利。现在中心区只有四五十里，七师与八、九两师都应迅速设法利用黑夜、小道避免战斗，偷出敌人重围圈外集结一起，选择适当地点，准备相机打击敌人，一面并发展新苏区。中心区内外线应广大发展游击运动战，困扰敌人，而不应照分局计划，八、九师回来，七师到另一县。分散与持久硬打是给敌人各个击破我们以及分进合击的最好机会。”这个指示所阐明的思想与夏曦的指导是完全不同的。但是，这个重要指示，两个多月以后，即到了十一月间，红三军已经转移到陕南的竹林关时，夏曦才告诉了贺龙和关向应。
夏曦在作出上述三项决定后，因情况紧张，即令湘鄂西省委书记杨光华和红七师师长王一鸣带红七师主力先行出发，向西转移，他和省委的一些领导人留在当地处理“改组派罪犯”和安排打游击。九月四日晨，红七师主力行至监利、毛家口、观音寺之间，遭到由监利到陈沱子口、鸡鸣铺的川军一个营阻击，驻习家河之监利保安团也闻讯出动参与战斗。红七师一部被迫折返，一部（约二个营兵力）转到了江陵的张金河。九月七日，敌军第四十一师占领了朱河。夏曦率军委警卫部队、红七师的其余部队和一批地方干部也转到了江陵的张金河。在转移途中，由于车湾及监利之敌出击，又受损失。渡河时有不少人落水，到达江陵地区时，总共只剩下了一个多团兵力，枪不满千支，而且由于将无线电台丢掉，从此就与中央和友邻根据地失去了电讯联系，以致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及时向中央报告、请示工作，也得不到中央指示。幸好这时江陵苏区尚属安定，使红军在这里得到了一个体整的机会。
到敌后去牵动敌人的红三军主力，八月二十二日夜从浩子口、高家场之间沿小路穿过西荆河到达万里镇，进攻么口未得手，即深入荆门境内。这时，川军以一部兵力固守周家矶、么口、后港、荆门及江陵、沙市，集中八个团追击红军，鄂军第十三师和第四十四师亦配合堵击。红三军为了设法分散川军力量，击其侧背，以达到调动进攻洪湖中心区敌军之目的，在荆门地区活动了十多天，并在黄金殿歼灭了归川军指挥的土匪崔二旦部七百余人，但未能给川军以有力的打击，遂决定以本军四个连和当地地方武装编成荆当远独立团，继续坚持该地区的斗争，主力渡过襄河到鄂军的侧后活动。九月中旬，红三军主力转到京山地区时，襄北的革命力量已经被敌人摧毁殆尽，鄂军主力已经进入了洪湖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其第十二师和第四十四师则占据了襄北的主要城镇，打击鄂军的有利时机已经错过。夏曦采取两个拳头打人的结果是，一个拳头精疲力竭、消耗殆尽，另一个拳头也没能牵动敌军主力。
红七师在江陵地区集结后，根据夏曦的指示，由浩子口、长湖之间的小路穿过敌人的封锁区转到了荆门地区，以后又与在襄北活动的红三军主力会合。
敌人控制洪湖沿岸地区后，便大举进行“清剿”。留在监、沔两县的地方武装和地方干部，因敌情日益严重，不得不分头突围。其中监利警卫团及地方干部共约二千人，在突围战斗中损失了一部，余部由省苏维埃主席崔琪率领突围至黄歇口一带。沔阳警卫团在突围中损失更大，由千余人减至百余人。该团向西转移途中，先会合了潜江警卫营的一个连，后又与监利警卫团会合于黄歇口附近，随即一起转到了江陵沙岗。此时，先后退到江陵地区的还有荆门警卫营、潜江警卫营、沔阳游击队、省军委警卫部队和江陵地方武装——江陵警卫营与各区游击队。在红七师转到外线之后不久，由湘鄂边退出之湘鄂边独立团及党政机关也于九月中旬到达江陵地区。这些革命武装的会合，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岑河口、资福寺等地的川军增加了，鄂军第四十一、第四十八师和独立三十八旅也陆续向白露湖附近移动，准备进行围攻。
看到这种情况，夏曦遂将江陵警卫营、沔阳警卫团、军委警卫部队等编为一个团，与湘鄂边独立团合编为下属两个团的独立师，并令其进攻郝穴和汪家桥等地。但这些战斗只是打了一些消耗战，都没有达到歼灭敌人的目的。十月上旬，各方敌军同时向红军进攻，很快就占领了龙湾等地。夏曦乃率独立师及潜江、荆门两警卫营沿着红七师走过的小路向西北突围，途中在三汉河附近与川军第四师十二旅三十六团遭遇，独立师歼敌先头营并乘胜追至浩子口附近，后因敌援军赶到，被迫退出战斗。在摆脱敌援军追击时，夏曦、王炳南（独立师师长）率领的独立师一团和二团一部（约一个营兵力），与卢冬生（独立师政委）率领的其余部队失去联系。以后王炳南部转到大洪山，在六房嘴与红三军会合，编入了红七师，卢冬生部在丫角庙附近安排了伤员后，组织随军撤退的地方干部和群众一同转往荆当远地区，其中一部分被吸收参加了红军。在独立师突围时，曾有大批群众和地方基层干部扶老携幼跟随红军。他们指望与红军一起行动，以免遭受敌人的蹂躏。但是夏曦对随军行动的群众和地方干部却采取了不负责的“卸包袱”的态度，既不把具备条件者吸收进部队，也不作任何安置，而是设法甩脱，使党和红军在群众中的威信受到很大的损害。独立师走后，其余部队在敌人的进攻下，也相继突围转移。一批地方干部和由沔阳、监利、江陵等县地方武装组成的独立营共七百多人，由崔琪率领转往华容东山。省委书记杨光华将省委警卫分队交给江陵县委书记李家芬，指定李代理省委书记，自己去了中央。其余部队，或分别转往公安、长阳、枝江地区，或留当地坚持斗争，后来均失败。
至此可以看出夏曦不仅不具备一个共产党员的品格，甚至连人品都很有问题。足见当时****中央负责人识人的眼光。
此时，由宋盘铭、贺炳炎率领的襄北独立团（八月中旬以后由襄北的几支游击队编成）一部到潜江、江陵、监利地区活动，因敌人正在“清乡”，红军一日数战难以立足，遂折返襄北。后大部编入红三军。
至此，洪湖苏区的革命武装除了少量分散的游击队外，均被迫退出了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失败。
湘鄂边、巴兴归、襄枣宜苏区和洞庭特区的丧失
一九三二年，国民党军在大举进攻洪湖苏区的同时，对湘鄂边、巴兴归、襄枣宜苏区和洞庭特区也频频发起攻势。这些规模较小的革命根据地，由于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工作严重脱离群众，打击了干部，丧失了战斗力，在洪湖苏区丧失前后，也相继失败了。
但是，这些地区的党、政、军、民，在长期被敌人分割包围和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苏区虽然失败了，但武装力量有的转移了，有的潜伏起来了，革命的火种是永远扑灭不了的。
湘鄂边
一九三二年六月，国民党军长江上游“剿匪”代总指挥王陵基，一面配合徐源泉部“围剿”洪湖苏区，一面派第二十一军第三师七旅十九团团长赵鹤率所部及宣恩、建始、恩施等县团防共三千余人，从恩施等地出发，分两路进犯湘鄂边苏区，次第进占鹤峰之麻水、中营、北佳坪及鹤峰城等地。在敌人进攻前夕，湘鄂边独立团第三营曾袭击官店口，焚烧了敌人的给养，但未能达到阻敌进攻之目的。敌军进攻开始后，独立团为执行湘鄂西省委“不使一寸土地为敌蹂躏”的指示，即由第三营配合第二游击梯队第五大队共四百余人和少数赤卫队进攻水池子，因敌众我寡失利。此后，湘鄂边特委及独立团后方机关转移至桑植境内。
在敌人进攻的严重时刻，六月二十五日，原湘鄂边独立团团长贺炳南等因与特委有矛盾，策动第一游击梯队袭击特委，特委常委、桑植县委书记兼第一游击梯队政委杨英及特委干部十余人被害，桑植县苏维埃及游击队武器被缴，仅特委书记周小康率少数人脱险。这一事件不仅使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失，而且使特委不能继续依托桑鹤边界之四门岩、五道水一带山区坚持游击活动，给湘鄂边的革命斗争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局面。
七月十七日，独立团全部及第五游击大队共千余人袭击天星寨之敌。在向敌军接近时，因一营过早暴露，全团未能同时展开投入战斗，激战六小时，该团主动撤离，到燕子坪整顿。之后，独立团在留驾司附近的龙潭阻击向燕子坪进犯的敌人，再次失利。后又转到石灰窑击敌，虽歼敌两个连，但未牵动敌军主力，乃被迫转至堰垭一带。八月初，独立团掩护特委、联县政府等地方机关，转移至五峰、长阳一带活动。在五峰境内，独立团与罗效之部、赵鹤部先后作战多次，在百年关击溃川军赵鹤部一个营并攻占了渔洋关，但始终未能给敌人以致命打击，扭转被动局面。同时，由于频繁战斗，部队实力日渐减弱，加之敌人烧杀抢掠，以及执行第三次“左”倾路线造成的不良后果，对继续坚持斗争都极为不利。因此，九月六日，湘鄂边特委在五峰湾潭白果湾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放弃湘鄂边。九月中旬，在特委领导下，独立团与特委、联县政府等地方机关共千余人，经石门之大小金洲，松滋西斋、磨盘洲、公安马家嘴等地，北渡长江，退向洪湖苏区，在江陵沙岗附近与夏曦率领的中央分局机关和洪湖苏区的部分地方武装会合。
独立团转移后，留在湘鄂边苏区内坚持斗争的地方干部和党员，在敌人的残酷镇压下先后失败。只有贺英等率领的小股有组织的游击队，仍在坚持斗争。
游击第一梯队在袭击湘鄂边特委后据守在云头山，一九三二年十一月，被敌朱际凯团攻破，贺炳南被俘后自杀，梯队领导人贺佩卿、王湘泉突围后，收集少许人进入深山隐蔽。一九三三年一月，贺佩卿、王湘泉被贺龙召回，不久被处决。
巴兴归
一九三二年四月，以鄂西北独立二团三百余人与红二十五师、鄂西北苏区地方武装合编的红三军第四路游击队共千余人，在柳克明率领下，由兴山新六区东下，进入洪湖苏区。留在巴兴归苏区的县委书记胡荣本及宋文明、高云景等，集中留下的鄂西北独立二团人员及各区、乡武装共一百二十余人，枪二十余支，编成两个游击队，坚持斗争。后因环境更为险恶，乃决定向洪湖苏区转移。为迷惑敌人，将部队改名为川东游击队。从沿渡溪出发，途中，在茅狐岭与敌兴山保卫团及在叱溪与敌白带会两次作战，虽将敌击退，但游击队伤亡与被打散者亦很多，胡荣本、高云景均负伤，部队只剩五六十人。后敌兴山保卫团又发动进攻，川东游击队被迫折转，于八月回到了小龙。这时，根据地已全部被敌人占领，游击队弹尽粮绝，难以为继，胡荣本、宋文明等同志遂决定转至甘坪，再图发展。转移途中又遭敌人袭击，部队冲散，高云景牺牲。八月二十七日，胡荣本、宋文明被叛徒出卖，先后遇害，巴兴归地区的革命斗争遭到失败。
襄枣宜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中央派沈宗源到鄂豫边区推行四中全会路线。一九三二年一月，鄂豫边特委由南阳移至襄枣宜苏区，并在此召开****鄂豫边地区代表大会。一月二十五日大会开幕。当日，国民党军第五十一师三○一团进占耿集，会议所在地受到威胁。沈宗源当即解散了大会，并集中苏区内的红军和七百余名赤卫队员进攻耿集之敌。由于未从当时当地红军的情况出发，死打硬拼，结果两仗均失利，损失很大。沈宗源发生动摇，遂召集特委会议决定“总退却”，拟“向北游击，造成唐桐泌新赤区和与鄂豫皖直接取得联系”。这一决定作出后数日，苏区周围敌军并无大的动作，进至耿集的敌人且向东北之熊集、梁集开去。据此，二月二日特委又开会，决定停止“总退却”，并将鄂豫边特委改组为鄂豫边临时省委，沈宗源为书记。二月二十一日，敌第五十一师和独立三十四旅各一部进攻苏区，红二十六师在杏山作战失利。二十二日，鄂豫边临时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临时省委主要力量移至白区。会后，沈宗源把大批干部分配去白区工作，他本人不辞而别，转回中央。留下来的干部领导人民群众继续坚持斗争，先后歼灭敌第五十一师两个连、独立三十四旅一个连，攻占了敌人后方补给点——东津湾，开辟了唐河、枣阳边境的马武山和钟祥以北的新区。为了统一作战指挥，红二十六师改编为第一路游击军，五个地方游击队合编为第三路游击军，共有枪八百余支，一千三百余人，另有几支小游击队共三百余人，枪二百余支，统属边区总指挥部。四月，成立了山南、山北赤区游击队总指挥部，统一指挥山南（枣阳三区、襄阳二区、宜东、钟北）、山北（襄阳一、三、四区及枣阳其他各区）县、区游击队和赤卫军坚持斗争。
经过这些努力，局面得以初步稳定。但由于苏区内部的重要市镇，如枣西的璩家湾、黄龙裆，钟北的丰乐河、长寿店等均被敌人占领，斗争形势仍然十分严峻。
四月初，湘鄂西中央分局巡视员尉士均到了襄枣宜苏区，带来了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鄂北（襄枣宜钟）苏区及九军二十六师工作的决议》，并改组了临时省委，王君恩为书记。四月八日，临时省委召开第二次执委扩大会议，讨论了“彻底执行国际路线”，“检阅平分土地，向隐藏富农作斗争”以及“加紧肃反工作”等问题。会议要求第一、第三路游击军“争取大小的、继续不断的胜利”，指出“右倾机会主义是主要危险”，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在讨论发展方向时，长期在当地工作的领导干部主张向毗连苏区的大洪山地区发展，以便向南可与钟样北部新区连成一片，向北可以作为坚持老区斗争的依托。但尉士均认为这是丢弃原有苏区向山区退却，指责主张向大洪山区发展的同志是“邓中夏式的退却逃跑主义者”，坚持中央分局决议所指出的“二十六师的任务，目前是巩固苏区打击敌人，而不是向外发展”，“绝对不容许脱离根据地和分散游击”的错误方针。
为了贯彻“左”倾路线的方针政策，尉士均还坚决主张“改造党、改造苏维埃、改造红军”。他对贯彻第三次“左”倾路线不力的或非劳动人民出身的党、政、军各级主要干部，都看作是阶级异己分子，加以撤换。他指挥红军去硬攻强固白点峪山、王家集等地，白点未克，反使红军遭到很大伤亡。但尉士均不仅未从中吸取教训，反而吹嘘这是所谓“进步”，是“战斗力提高”，是执行不断进攻路线的“胜利”。事实上，这时第一、第三路游击军每人只有三四发子弹，与强攻硬打的战法根本不相适应，先后作战二三十次均无所获，部队伤亡达五六百人之多。
五月上旬，敌第五十一师及独立三十四旅的部队共六个团另二个营围攻苏区。第五十一师从襄阳、宜城一线向东，独立三十四旅由枣阳之土桥辅、新集一线向西，两面夹击。这时苏区已缩小到只有方圆四五十里的一块，而且其中还夹有几个白点。尉士均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一方面命令红军分兵把口，作消极防御，不准向外游击一步；另一方面抓紧进行“肃反”，对怀疑这些政策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到六月上旬，苏区大部地区已为敌人严密控制，革命力量受到了空前削弱。第一、第三路游击军在消极防御中消耗到仅存一百七八十人枪，被迫撤到马武山一带游击。省委也丧失了在根据地坚持斗争的信心，一些同志逃到白区，尉士均返回洪湖苏区，在第一次“肃反”中被杀。
六月中旬，第一、第三路游击军返回原苏区，出敌不意地消灭了几个团防局，又收拢了一些敌人围攻苏区时被打散的人员，恢复到三百余人。六月在许多文件中，都称红九军指挥部，但实际上红九军的指挥机构从未成立起来。后来的总指挥部，实际上是鄂豫边省军委和具体负责军事指挥的一些同志的统称。
十五日，由于警戒疏忽，在枣阳朝阳寺被敌第五十一师一五一旅包围，原红二十六师政委吴首青、政治部主任马三光等牺牲，部队损失很大，剩下的一部撤到了钟样，与在当地活动的一支游击队会合，编为鄂北游击队（荆钟游击队）。至十月，与红三军一部及贺炳炎、宋盘铭领导的襄北独立团一个营合编为新的襄北独立团，在钟祥、随县、京山交界地区坚持斗争。该团一九三二年底在反敌“围剿”中受到重大损失，全团只剩下五百余人。接着，一九三三年二月，又受重创，锐减至一百六七十人，游击于京山、天门、应城等县境内。四月，该团转往洪湖地区，曾克周老嘴、熊口，消灭了两个保安中队和独立三十八旅一部，扩大到四百多人。下旬，该团拟转往江南会合红三军，在监利车湾附近被敌第三十四师、第十九师、独立三十八旅各一部和当地保安团队包围，被迫退入湖中，在敌炮艇轰击下，大部牺牲。团长陈天和率十五人突围至调弦口，又遭敌第三十四师部队袭击，全部遇难。
洞庭特区
当国民党军大学进攻洪湖地区之时，洞庭特区游击大队曾多次打退了敌第十九师与团防的进攻，胜利地坚持着洞庭湖地区的武装斗争。一九三二年六月，游击大队乘湖区水涨积极活动，岳阳受到威胁。湘阴、沅江、岳阳三处敌军进湖“清剿”，主力指向特区政府所在地五港洲一带。游击大队迅速转至苍梧台，隐蔽在墨山铺西南杨家当附近丛林中，准备沿墨山、大荆湖继续向明镜湖、碧云寺转移。这时，敌人从水陆两面夹击杨家当，游击大队英勇还击，歼敌数十名，夺船十二支，转往墨山。游击大队长李华在战斗中牺牲，胡友光继任大队长兼政委。就在反“清剿”斗争十分紧急的情况下，从江北传来命令，中央分局指出特区一些领导干部和党员是“改组派”，要求区委立即逮捕处决。一些被诬陷的同志为表示对党的忠诚，在征得区委同意后，冲人敌阵与敌人英勇搏斗，壮烈牺牲。退出洪湖地区的湘鄂西省苏维埃主席崔琪，率独立营由石首来家铺附近渡江，击退敌人阻击，经华容东山，于十月下旬转移到了洞庭特区，特区武装增至近千人，枪六百余支。崔琪抵洞庭特区后，在华容磨盘洲召开特区区委会议，决定大力加强组织，扩大武装，发展洞庭湖区的斗争。会议刚结束，敌第十九师即由华容等地分三路来攻，激战终日，部队向东洞庭区转移，途中崔淇不幸牺牲。区委收集部队数百人，由熊同寿、胡友光领导，继续在五港洲、杨林所一带坚持斗争。十一月，敌军一千五百余人“清湖”，围攻杨林所一带。游击大队经顽强战斗将敌击退，本身亦受重大损失，伤亡百余人，大队长熊同寿牺牲。此后，特区游击大队在与敌第十九师及地方反动武装作战中，又有两次失利，区委负责人吴文喧、孟庆友等同志先后牺牲。在一九三三年三月的一次战斗中，区委会和游击队损失极大，胡友光负伤被俘。战斗结束后，少数突围的同志重整旗鼓，坚持斗争，至四、五月间，又发展为有长短枪三十余支的一支队伍。后于八月中旬，在南县、益阳、沅江团防的大举“清湖”中，最后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