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苏联人，一九三○年受第三国际派遣来华）的支持下，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
四中全会认为，立三路线的实质是“右倾”，是用“左”的方法遮盖了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全盘否定了一九三○年九月党为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而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全会认为李立三是“一贯的富农路线”，应坚决地无情地展开反富农斗争。会议还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认为“在革命危机迅速成熟的时候，这些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因而“要以主要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
四中全会强调，目前主要危险还是右倾机会主义，为保障国际路线的执行，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全面彻底地改造党；特别要以反对三中全会、反对调和路线的“新干部”和“工人干部”来代替旧干部。决定有系统地向全国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关和新的领导干部。在四中全会后，中央即派夏曦等到了湘鄂西根据地。
红二军团注定要命运多舛，先是来了一个邓中夏，左的不得了；现在又来了一个夏曦，是左的要命。这两个人几乎决定了红二军团的的悲惨命运。
一九三一年三月初，夏曦到达洪湖。二十七日，以夏曦为书记的中央代表机关——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此时，洪湖苏区的反“围剿”斗争正处在胜利反攻阶段，根据地人民在特委及联县政府的领导下，正在恢复和整顿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夏曦利用这一时机，开始贯彻和推行第三次“左”倾路线。
四月十五日，在周逸群缺席的情况下，夏曦主持召开了湘鄂西特委会议，批评湘鄂西党执行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的错误，作出了接受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决定自下而上地改造湘鄂西的党组织。六月二十四日，又召开了中央分局扩大会议，成立了****湘鄂西临时省委，崔琪为书记，杨光华、万涛、彭之玉为常委。不久，崔琪因病离职，杨光华代理书记。为坚持贯彻四中全会决议，按照新的“左”倾路线进行工作，中央分局还先后作出了关于苏区党的组织问题、关于湘鄂西苏维埃政仅及群众组织问题、关于农民土地及反富农斗争问题、关于职工运动及关于兵运工作等决议。
通过上述会议，夏曦等在反立三路线和反“调和路线”的旗帜下，全盘否定了湘鄂西党经过长期艰苦斗争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认为：“在政权工作上，党没有正确的领导苏维埃工作”，“没有真正的苏维埃”。把湘鄂西的土地革命说成是“富农路线”的，提出坚决与富农斗争是目前党在土地问题上的主要任务，要求“彻底平分一切土地”，“加紧反富农斗争”；而在反富农斗争的政策上，又混淆了富农与中农的界限。在经济政策上，他们确定把一切税收落在富农、资本家身上，完全免除贫雇农及城市贫民的负担。
这些政策贯彻执行的结果，严重地侵犯了中农利益，破坏了同中农的联盟，扩大了打击面，缩小了团结面，孤立了自己，并且严重影响了群众的生产情绪和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对苏区的各项工作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湘鄂西的红军和革命群众在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殊死斗争的同时，还为“左”倾路线的贯彻付出了重大代价。
然而可谓祸不单行，正当洪湖根据地进行各项恢复工作的时候，发生了严重的水灾。一九三一年六、七月间，由于大雨连绵，江河湖泊水势猛涨，长江、汉水等河道的堤防相继溃决。国民党军乘此机会决堤水淹苏区，并枪击抢修堤防的群众，企图置根据地军民于死地。洪湖根据地除华容东山等少数地区外，监利、沔阳、汉川、江陵等地深受水害，一片汪洋。在水灾和敌人围攻破坏的双重摧残下，根据地困难重重。灾区群众一部移往堤上，靠鱼、虾、野菜勉强维持生活；一部外出逃荒，至七月份，全区外出逃荒人口达七十余万，监、沔等县个别地区外逃人口多达当地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以上。许多党员亦随群众一起逃荒，全区党员人数由三万余降到一万三千余人。不少工会、贫农团、赤色教导军、少先队等组织陷于涣散状态。因湖水不断上涨，芦林柴山被淹，敌人乘机“清湖”。洞庭特区游击武装连续在武岗洲、杨家荡等地遭受损失，难以坚持斗争，不得不撤回江北。
面对严峻的形势，党组织、红军和游击队严密注视敌人的动向，武装掩护群众抢修堤垸，保护秋收的顺利进行，防止了敌人对苏区的骚扰。同时，还组织水上游击队，积极拦截敌人的粮食和物资。因江北到处是水，敌人不便行动，红九师即不断出击，筹措给养，以解燃眉之急。六月十二日，在普济观歼川军第二十一军教导师第三旅郭勋部二百余人，缴枪五十余支；二十九日在郝穴复歼该旅一个营，缴枪一百余支。七月在普济观重创郭旅第九团，缴枪三百余支；不久又歼灭了进入苏区扰乱的土匪四百余人。党组织还发动群众积极寻找蒿根、螺蚌、鱼虾等，以弥补食品之不足；同时组织群众造船捕鱼、抢种杂粮，开展生产自救，并号召党、政、军、民各机关、团体极力节约各项开支，与群众同甘共苦，渡过困难。
严重水灾，不仅给群众生活带来极大困难，也使红军和地方政府的供给十分匮乏。为了减轻根据地的困难和打破敌人的围困，八月二日，中央分局作出了《关于九师最近行动的决议》，规定“九师目前唯一任务就是（在）巩固和扩大苏区的原则下，（在）保存红军基本实力的条件下，图军事上的发展”，决定以红九师主力向襄北出击，发展潜江、天门游击战争，使潜江、天门与监利、沔阳、汉川苏区联系在一起，并尽可能占领天门，巩固这一区域。同时，考虑红九师向北行动，有可能与红三军主力取得联系，湘鄂西临时省委又补充决定：“在能与三军取得联系时，则须与之取得联系，但这是次要任务。派万涛同志转变三军政治路线，接充三军政治委员。”
红九师主力，实际只是师直属连队和第二十六团，却要执行几项重大任务，足见任务是很艰巨的。该师的第二十五团则奉命留在苏区，应付突然情况。
万涛、段德昌根据分局和临时省委决定，八月十三日率红九师主力北上。途中，首先歼灭了周家矾、黄家场一线敌军；继又于十七日攻克沙洋，歼敌新三旅旅部及其第二团全部，共二千余人，击毙敌旅长徐德佐，缴获甚多。
沙洋战斗后，以缴获的武器组成了第二十七团（实有三个连）。留守苏区的第二十五团为掩护主力行动，八月十四日歼灭了直路河守敌，继又乘胜攻占了莲花寺进逼潜江城；八月十五日在杨家场歼灭新三旅一个营，据守潜江之敌弃城北逃。第二十五团于十八日占领潜江县城。二十四日，新三旅残部会合第三十四师一部进行反扑，第二十五团诱敌深入，并设伏于潜江城下，又歼灭其一部，从而巩固了胜利，恢复了潜江苏维埃政权。
由于湘鄂西党、军队和人民的一致努力，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特别是红九师连续出击得胜，因而部分地解决了根据地的困难，为苏区人民最后战胜水灾、坚持对敌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中央分局由于夏曦的错误领导，在救灾问题上也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他们为了解决粮食困难，没收了富农的一切生产工具和粮食，又以惜贷为名平分了中农的粮食，严重地损害了中农利益。在这一错误政策的影响下，逐渐发展到灾民所到之处，不分贫富抢吃一空，致使许多基本群众的利益也受到了严重损害，还加剧了赤白对立，在政治、经济上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反第三次“围剿”
一九三一年九月初，湘、鄂两省国民党军为配合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利用江北根据地水灾严重，红军无暇南顾的机会，集中驻岳阳的第十九师，驻华容、安乡的新十一师，驻石首、调弦口的新七旅及反动团防、流窜于各地的反动分子组成铲共义勇队、割谷队等向华容东山根据地进行“围剿”（即洪湖根据地军民所指的第三次“围剿”）。当时在东山地区只有三百余人枪的游击队，在广大群众武装配合下，对敌人的“围剿”进行了顽强抗击，但终因力量十分悬殊，敌人步步深入，游击队即掩护政府机关及部队群众突围转至江北。敌人全部控制东山各要点后，即开始大肆抢割稻谷、掠夺粮食财物，到处挖地拆屋、砍树伐木。群众描述当时的情景是：
“唐伯寅（敌第十九师团长）铲共，草木遭劫，马昆山（敌新十一师副师长）清乡，掘地三尺。”被抢掠运往岳阳、华容等地的稻谷有十余万石之多。敌人在大肆抢劫的同时，还一方面组织反动政权，采取“四家连坐”、“家族连坐”等方法强迫群众“反水”；一方面组织铲共义勇军、保卫团等反复搜山、清乡，大肆捕杀革命干部和群众，仅二十四、二十五两日就在明碧乡屠杀五百八十人，不少人全家被杀绝。特别是对革命干部及红军家属，手段更为残忍毒辣。如塔市区矾湾乡工会主席刘曙堂被捕后，先被割去耳、鼻，然后挖眼、剐心，最后抛尸江中，并将其未满四岁的女儿用禾叉刺人肚中，挑起沿街示众。在这次“围剿”中，干部及群众被害者达一万余人。
为打击敌人的反动气焰，争取恢复江南根据地，十月上旬，第二十五团根据省军委指示，会同原江南游击武装渡江进入东山，二十一日拂晓以突然动作歼灭了九佛岗之敌，接着又乘胜击溃了石华堰、毛家巷之敌，并跟踪追击至华容城东的状元街，共毙俘敌二百余人，缴枪百余支。二十三日，第二十五团又在烟墩、大王厂、三郎堰等地，向正在抢谷及残杀群众之第十九师及新十一师各一部进攻。因敌占据高地，拼命抵抗，激战二日未能将其歼灭。
此次战斗红军伤亡较大，遂撤回江北，恢复江南苏区的意图未能实现。为了继续领导江南斗争，临时省委确定将石首、华容等县合并组成江南县，并划江北的监利县属尺八口、陶家市两个区作为江南县的后方基地，划洞庭特区归江南县领导；将东山游击队组成江南游击大队，由朱祖光任大队长，并以原监利县姜炳炎领导的游击队与之配合。到一九三一年底，群众又重新发动起来，江南苏区开始恢复，洞庭特区武装也发展到了三百余人。
红三军返回洪湖苏区后的党内斗争
一九三一年八月中旬，红九师攻克沙洋，从缴获的远安县长告急文书中，得知红三军在南漳地区活动。为迎接红三军主力返回洪湖苏区，万涛决定暂缓东渡，改向荆门发展以联系红三军。但部队进至荆门时，未能得到红三军的消息，遂又北上至仙居，并派人赴南漳与红三军主力联络。在仙居逗留一周，因联络人未回，部队病员不断增多，乃东渡襄河进入襄枣宜苏区，进行短期休整。
此时，红三军正在房县、谷城、保康地区活动，得悉红九师已沿襄河北上，即在青峰镇召开会议，决定主力返回洪湖苏区，留分散各地领导地方工作的各级政治机关人员坚持地方工作；以教导团为基础，吸收地方游击队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二十五师，以汤慕禹任师长，朱勉之任政治委员，辖七十二、七十四两个团共千余人；柳克明留在房县，统一领导鄂西北根据地的斗争。九月中旬，红三军主力自青峰镇出发，在保康附近击溃川军两个团的阻击后，经南漳、荆门等地向洪湖转移。
红九师得悉红三军主力到达荆门地区，乃西渡襄河，于九月二十八日与红三军主力在刘猴集会师。会师后，万涛根据湘鄂西中央分局及省委指示精神，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吸收红三军团以上干部参加，传达了****中央《关于军事路线问题给二军团全体同志的信》。信中要求红二军团：一、“立即撤销邓中夏同志机会主义的领导，坚决执行国际及四中全会的路线……中夏同志必须立即离开二军团”。二、“二军团必须立即回（向）湘鄂西原有苏区根据地的方向发展……，巩固与扩大湘鄂西苏维埃区域”。
红三军前委根据****中央及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批评了邓中夏执行“立三路线”的错误，作出了《关于反对邓中夏同志错误领导的决议》，随即撤销了他的职务，由万涛接任红三军政治委员。
此时，红三军实力为：红七师辖第十九、二十两个团，每团有五个连，并各附先锋队（即“神兵”）一队；师部直辖特务营，有手枪连、步兵连、机枪连（重机枪三挺、迫击炮三门）各一。红八师辖第二十二、二十三两个团，第二十二团有十个连，第二十二团有九个连；师直辖特务营，有手枪连、步兵连、机枪连（重机枪两挺、炮两门）各一。红九师除第二十五团（约有枪一千一百支）外，第二十六团有十三个连，第二十七团有三个连；师直辖手枪连、骑兵连、机炮连各一个。军直辖手枪队，经理部监护大队，政治部政治保卫队一个分队。除第二十五团外，总计红三军共有枪五千支左右。此外军部教导团约有枪千支，留房县。
邓中夏被撤销职务后，在潜江总结了他在湘鄂西地区的工作。邓中夏在红二军团一年多时间里执行第二次“左”倾路线，主要表现在军事上。邓中夏总结这段历史经验时说：“虽然我们在冒进中曾有几次的警觉和动摇，终归不能并且不敢冲出立三路线的‘中心城市，论的圈圈以外。”他勇敢地承担了责任，说：“洪湖苏区的被摧残，第二军团削弱，都应由我负责。”邓中夏在湘鄂西苏区地方工作和部队建设中，也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较好地解决了根据地部分群众的反水问题，十分重视红二、红六两军的团结，参与指挥部队作战，打了许多胜仗，领导部队开辟了以房县为中心的根据地。
邓中夏从青年时代起就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是中国工人运动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曾领导了长辛店八月罢工，京汉路“二·七”大罢工，开滦煤矿罢工，上海二十二个日本纱厂罢工和省港大罢工，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一九三一年底，邓中夏离开洪湖苏区调上海工作，受到第三次“左”倾路线领导人的不公正对待。后被捕，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就义于雨花台。
红三军在前委会后，为继续完成开展潜江、京山、天门地区工作的任务，从丰乐河东渡襄河经洋样镇南下，十月二日攻克钟祥，歼守敌一部，留枪一百五十支，组成钟祥游击大队，三日到达京山的永隆河地区。当时，襄北的钟祥、京山、天门一带仅有国民党军第三十四师、第四十一师及新三旅残部，共约六七个团，配置分散，兵力较弱。红三军根据这种情况，一面积极着手开辟新区工作，以红七、红八师攻岳口，红九师攻张截港；一面建议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迅速派地方工作干部协同部队建立新区政权，并组织运输队，将缴获的粮食物资运回苏区，解决人民群众因水灾带来的困难。五日，红九师全歼张截港之敌约一个营，打通了与洪湖苏区的联系，达到了预定的目的。
但是，以夏曦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对于红三军在襄北的行动不仅未予以表扬和支持，反于此时制造矛盾，挑起党内斗争，打击军、师的领导同志，以便进一步贯彻第三次“左”倾路线。
从此时起，红二军团便开始在夏曦近乎变态的领导之下经历一幕又一幕腥风血雨。
当时，湘鄂西省军委主席团成员为夏曦、贺龙、万涛三人。在后方的夏曦不征求在前方指挥作战的贺龙、万涛的意见，窃用主席团名义，于十月八日发出了由夏曦和唐赤英（代贺龙）、彭之玉（代万涛）三人签署的给红三军的训令，训令武断指责说，“第九师出潜江后改变军事计划而冒进脱离苏区，以致江右（左）军不能抽调，而使南岸的苏维埃政权，除石首七区外全体被摧残”，公然推翻了八月初中央分局、省委关于红九师向北行动开辟襄北新区和迎接红三军的决定。还指责红三军在襄北的行动是“没有决心来巩固苏维埃政权和巩固的向前发展”，是“表现了第三军的领导脱离苏区，不要后方、不要群众的反国际路线的立三路线”。训令指责“第三军此次南下竟将各军师政治部及教导团留在后方（房县）”是无意返回供湖。接着又说，“第三军出发没有留下必需的部队来巩固和发展房县的苏区”是不要后方。他们以加强红三军为名，重新指定了红三军前委，把红三军政治委员万涛排斥于新的前委之外，同时迫令红三军立即返回苏区。十月十日红三军回到潜江，并于十二日再克沙洋。
红三军回来后，夏曦即以违抗军委命令的罪名，撤销了万涛红三军政治委员的职务，给红九师领导人段德昌、陈培阴以警告处分。以加强红三军为名，重新指定了红三军前委，调彭之玉任书记，贺龙、唐赤英为委员。十月十五日，杨光华以湘鄂西省委书记名义致信****中央，说：“省委为要实际转变三军中的政治路线，加强三军的政治领导，要求湘鄂西中央分局派夏（曦）同志暂时去担任政治委员的工作。”夏曦给****中央的报告也说：“以现在的必要”，必须由我去红三军任政治委员。随后夏曦即亲赴前方接任红三军政治委员。这样，夏曦就先派万涛取代邓中夏，又派彭之玉代替万涛，然后自己委任自己当上了红三军政治委员，实现了其直接控制红三军的目的。接着又以红三军实力不足为借口，把各师师部撤销，将部队编为五个团。为了取消军部对部队的实际指挥权，还特别决定，军部要受省军委会指挥。这样就实际上撤销了红三军军部。这次改编，造成了指挥上的混乱，使相当多的干部降级使用，引起了红三军干部、战士的强烈不满。
夏曦对红三军的错误指责，目的十分明确：一是推卸东山反“围剿”斗争失败的领导责任。由于国民党吹嘘“围剿”东山的胜利，****中央来电查询失败原因，他便倭过于万涛、段德昌等红九师领导人。二是挑起党内斗争，打击军队领导同志，便于其直接控制红三军。按当时实际情况，红九师不走，也不可能避免江右地区的损失。何况红九师出击襄北和迎接红三军主力乃是分局、省委的决定。夏曦上述错误做法，加上他对湘鄂西党的工作的错误批评以及推行“左”倾路线所产生的恶果，引起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不满。贺龙、万涛、段德昌及潘家辰等同志曾反复据理力争，当面驳斥夏曦等人的无理非难，万涛曾先后两次向****中央进行申诉。但夏曦固执己见，一意孤行。为解决争论，湘鄂西省委于十一月初召开座谈会，十一月二十日又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这些会议，虽对夏曦进行了批评，但没能纠正夏曦的错误，而夏曦仗着四中全会所造成的政治和组织声势，继续坚持错误观点。为了解决问题，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省委派分局委员宋盘铭到上海向****中央汇报请示。十二月下旬，宋盘铭带着****中央给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省委的信返回苏区。****中央批评了夏曦在具体工作上的一些错误，肯定了红九师接回红三军的行动，认为红三军南下是向国际路线走近了一步，并且不同意取消红三军所属各师师部，指示把红三军整编为两个师和一个独立团，使红三军恢复了七、九两个师，但是在总的路线上，****中央却支持夏曦，说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以来，夏曦的领导一般是正确的，执行了国际和中央的政治路线，取得了重新分配土地、开展反富农斗争和改造苏维埃等成就。为了贯彻和维护“左”倾路线，指示强调指出：“在苏区阶级斗争更趋紧张的形势下，一部分敌人以至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立三主义者、邓中夏信徒，必然会利用中央分局的部分错误来作复仇的斗争，来攻击中央分局的整个路线，以至攻击国际与中央。”要中央分局对那些怀疑、不同意、不满和不坚决执行中央路线的同志，予以残酷的斗争和无情的打击。
对于根据地发展方向，指示指出，由于全国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和“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全国灾民斗争的发展，已使全国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要求湘鄂西党用最大的努力，向武汉近郊发展，以争取和鄂豫皖打成一片，会师武汉。
这些指示，虽然解决了湘鄂西党内争论中的几个具体问题，但却从更“左”的方面支持了夏曦，进一步肯定了夏曦在路线上的正确，同时把万涛、段德昌等人对夏曦的批评，提高到了反中央分局、攻击国际和中央的高度。由于万涛等同志不服，分歧仍然存在，分局和省委遂又根据万涛建议，派省苏维埃秘书长尉士均到上海冉次向****中央汇报，请求裁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