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短促突击”，即以一部防御吸引敌人，同时将主力埋伏在附近，当敌军出现在我前沿阵地时，以埋伏之主力部队“施行短促的突击及袭击，以便于堡垒前瓦解敌人”。李德具体规定了这一战术的几个主要原则：“向敌人运动中的部队进行短促的侧击”；“在敌人后续梯队或堡垒内来的增援队未到达前，迅速解决战斗”；“要最坚决的使用最高度的主力作战，以便确实的避免延长战斗”；“迅速转变自己的突击方向，主要的是利用敌人诸纵队的内翼侧，在其诸纵队间执行机动。”简言之，就是要吸引敌人于堡垒之外，集中优势兵力，迅速对敌人实施包围、速决歼灭，“他不是一个正规的攻击战，也不是一个正规防御的战斗，他是混用着各种复杂的战斗方法”，包含了这一时期****用兵的几个基本原则：迅速、突然、机动、集中兵力。这一战术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不久，在实践中得到运用。1933年10月中旬，项英就硝石战役发出指示：“三军团应力图在十三、十四两日，向西及西南以个别的短促的打击在一师以内之先头部队，不应与敌之大兵力作战，不应向硝石作任何攻击。”11月底，项英再次提到：“对敌各个部队不大于一师（的），给以短促迅速的突击……要避免与敌人的兵力过早开始决战。”周恩来、朱德则在致****、聂荣臻电中，就截击国民党军吴奇伟师指示：“这一截击应是迅速突然短促的，绝对不应正面强攻”。11月27日，“短促突击”已出现在红军指挥员的日记中，红五军团13师师长陈伯钧写道：“我军有集结主力，以‘短促突击’侧击该敌之任务”。“短促突击”战术在实战中运用已较经常。
应该说，对“短促突击”战术作出最集中阐述的是代表共产国际驻中央苏区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总结了国民党军新一轮“围剿”中所取战略，指出敌人在战略上放弃了过去的坚决的突击，而采取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面对这一新形势，红军像以前那样采取诱敌深入的大规模运动作战已不太可能，短促突击的方法应是相对可行的选择。短促突击主要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利用支撑点的防御以吸引敌人。支撑点的防御不是目的：“不是为要顽强扼守阵地或消灭敌人，而是为征取时间及诱引敌人（诱引敌人远离其堡垒以便我突击队隐蔽的突击之）；因此运动防御只应同敌人的先头部队（侦察、前卫游击队等）作战，并迫使敌人的主力展开，当执行了这个任务时，即有计划的转移到后一个地区……运动防御是为着保证我们主力在有利条件下施行突击的机动，如过早的退出战斗或顽强的战斗，都不能保证这些条件的构成。”“发展游击战争，支撑地域的防御及进攻敌人的堡垒，为革命战争的辅助方式。这些战争方式，应协助造成战术的环境，使我们能实现基本的原则：即是以主动的机动，于堡垒外，消灭敌人的有生兵力。”二是对被诱引的敌人在运动中实行突然的集中打击，歼灭敌人。这是短促突击的关键所在：“主力的机动和突击是有决定意义的”，“作战时应使用全力以便一举而迅速地解决战斗”。实际上，红军一贯的诱敌深入的运动战战术其关键词也不能离开短促、突击，从这一点上说，短促突击在战术原则上并不具有多少新的内容，只是在国民党军新的作战原则下运动战的策略调整。
总体来看，短促突击战术，作为持久防御总方针下的一个战术原则，着眼于防御战中尽可能发挥红军善于集中力量打运动战的优势，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而不以单纯保有地域为原则。这一战术要求尽量机动掌握兵力，避免与敌人过多地消耗，还要尽可能地减少自己的牺牲。中革军委强调：“在我们的条件之下，战斗的胜利不是占领地方，而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及夺取其器材。”“要以最高度的保持有生力量，物质基础及我们新的原则为出发点。”李德也谈到：“如遭遇的突击未成功，而敌人又已构成‘战斗正面’时，则不宜继续强攻固守的敌人，而应当退出战斗，争取其他方向的先机之利。立于主动地位，决心和实现决心的灵活性，在这里是有重大意义的。由已得的胜利争取全部胜利的顽强性与在不利时勇敢退出战斗，并不是矛盾的，而是相互辅助的，这就在乎良好（沉着与坚决）指挥员的适当运用。”在这一精神指导下，最大限度地杀伤对方而尽可能保持己方有生力量仍然被视为红军极其重要的战斗原则。
除李德外，红军主要指挥员朱德、彭德怀、****等也曾撰文论述短促突击战术。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谈到：“在敌跃进和推进时，灵活的运用攻击的战术动作——侧击和短促的突击，来取得敌人资材，根据自己的特长和敌情，是有可能的；而且也只有这样积极动作，争取每次战斗的胜利，才能展开战役上的胜利，完成持久战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在总结高虎脑战斗时指出：“突击队能英勇与适时施行短促突击，守备对能坚决与顽强地抵抗互相配合，是有很大意义的。”林、聂早在1934年2月致朱德要求实施运动战的电文中就提出：“我主力所在地域如附近有敌，则诱敌和放敌大踏步，以便我主力在敌运动中消灭之，如我主力不在某地而该地有敌前进时，则应以一部兵力进行运动防御战，滞敌前进……我主力军到达后，如见敌工事尚不坚固，则以主力攻击之，如敌堡垒已极坚固，但联络堡尚未做好，则应佯攻与围攻其堡垒，而打击敌来作联络堡之部队或增援队。”这一思路在****关于短促突击的文章中进一步得到发挥。
虽然，高级红军指挥层对短促突击战术有相当程度的认同，但在总体战略受制于人的情况下，短促突击尽管可以发挥一定的效果，其成绩仍是有限的。首先，在国民党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推进战略的背景下，要抓住对方突进部队实施突击机会十分有限，如李德自己所说的，国民党军大胆前进，“一下子离开其基本堡垒十里十五里至二十里”的情况，往往发生在“二0至三0里的地域上集中十个师以上，而在十里以内的地域内有三个到四个师的突击队”的前提下，在对方兵力如此厚集时，红军要想抓住其一部取得歼灭战的战果，困难重重；其次，国民党军“推进的距离更加短促，力求避免其翼侧暴露缘着其预定的道路两侧推进，其正面很窄狭，以极大纵深集团推进”，红军突击即使抓住其部分部队，也难以形成歼灭战，****、聂荣臻当时就谈到：“在敌人堡垒外的近距离或从堡垒间隙中去求运动战，结果仍变成堡垒战，以大部队在这种场合想行短促而突然的突击，结果打响之后仍然不易摆脱”；再次，红军在兵力、武器均处严重劣势情况下，短促突击在短兵相接这一作战阶段，损失和牺牲仍嫌过大，红军难以长期承受。因此，短促突击战术可以说是在战略被动的大背景下一种无奈的战术选择，它虽有其成立的背景和合理性，但不像中革军委和李德所期望的那样可以发挥出巨大的效能。正如****所指出的：“我们在战略战术上，是一方面要极力利用革命战争的各种辅助方式（游击战争防御等）；但最基本是要用巧妙的机动，以主力寻求在更宽大无堡垒的地域，进行正规的，大模范的运动战，大量的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短促突击虽然也是运动战的一种，但我们如完全束缚在这种战斗方式中则是非常错误的。在另一方面，如果不相信这种短促突击的战斗有消灭敌人的可能，有造成战役上胜利的可能，而忽视这种战斗，则更是危险的损害的。”****的这一段话，颇值重视，其以主力进到更宽大无堡垒抵御进行运动战的设想，和******的想法是一致的，但在当时情况下，现实的可能仍是在堡垒线内寻找运动作战的机会，这是他支持“短促突击”的基本理由，也是该战术成立的不容忽视的背景。
其实，不应否认，当时****军事指挥者一直也在探索更多的应对方略。他们要求各级干部：“在任何情况下，不应呆板机械的执行指示和命令，而应深刻了解其意旨，并依所受命令的意旨及实际的情况，勇敢机断地专行起来。因此，必须经常地估计敌情、我军、地形和时间，当每一情况变移中，应即速定下自己基本的决心。”李德还特别提到：“最危险的就是简单化的及机械的应用战术原则。敌人和我们的战术都是在发展中变更中成就中，若果以这些原则引以为足时，那就要在目前的战斗环境中算落伍了。”强调：“革命军队的基本优点，高度的机动性独断专行以及勇敢的突击。”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在长征尚未出发前，周恩来、博古、李德组成了所谓的“三人团”，决定着长征的一切大小问题。一般所有的问题都是由博古、李德提出建议，而就周恩来的为人而言，他虽然对一些建议有异议，但在非常时期也不便说什么。而且所有的事情博古、李德说罢就算了事，具体实施起来还得落在周恩来的身上。
李德、博古还做出一项荒唐的决定，就是红军长征不许带一个女同志，他们认为女同志在长征中是累赘。为此，******找到周恩来，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长征中没有女同志，沿途不利于做群众工作；而且有些女同志在党内、军内负有很重要的责任，有的身体又很不好，人为地把她们和丈夫分开，是很不妥的。其实，在李德、博古提出这一建议时就遭到了他们夫人的反对。博古的夫人刘群先、李德的中国妻子肖月华都十分不满，而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当时正大吐血，被确诊为肺结核，如果留在苏区，周恩来的心里就更放心不下了。
其实博古、李德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一本难念的经，如果长征带女同志的话，这可是一个庞大的队伍，因为不少指战员都在中央苏区结了婚。当周恩来提出带女同志时，博古没有作任何思考，就接着说：“可以，请有关单位先拟个名单，交由中央批准。原则就是：要少而精。”最后经过反复讨论，决定只带30人，她们中有：博古的夫人刘群先、李德的中国妻子肖月华、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的夫人贺子珍、李富春的夫人蔡畅、李维汉的妻子金维映、邓发的夫人陈惠英以及李坚贞、刘英等。
长征开始时，在军事指挥上依然由李德负责，他一方面强调保密，对战略转移没有进行应有的政治动员；另一方面在退却中采取了消极避战、逃跑主义，使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损失惨重。当红军长征渡过湘江时，只剩下3万多人。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李德在会上受到批评并被取消了军事指挥权。失去军事指挥权的李德决定虚心向******学习，他要求离开中央军委总部到红一军团去工作，中央满足了他的请求。但是红一军团长****对李德态度冷淡，所以李德只在红一军团呆了几个星期，又回到了中央纵队。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李德、肖月华夫妇住进了延安凤凰山麓的一个窑洞里，不久肖月华产下了一个男婴。由于长征旅途艰辛，每天还要面临死亡的危险，加上营养又差，所以参加长征的女同志到达延安后，大多不能生养，而李德却喜得贵子。为此，张闻天、博古、朱德夫妇都前来祝贺，******也派妻子贺子珍送来了礼物，邓颖超代表周恩来也前来看望，并说周恩来专门从南京发来电报：“中央迁居延安，李德喜得贵子，值得庆贺。”这让李德很受感动。
自从有了孩子，李德一家三口其乐融融。闲暇时，他们就抱着儿子出去玩，经过******的窑洞时，******也会出来逗他们的儿子玩。一次，李德开心地对******说：“我到中国赚啦！来时我是一个人，如今变成了三个人。”但这种和谐幸福的家庭生活只持续了一年，因为肖月华要工作，为此她把孩子送到一老乡家里抚养，每周六才接回家。后来，组织上又派她到抗大学习，因为抗大要求学生一律住校，这样一来，肖月华只有星期六才能回家。李德一个人在家倍感孤独，于是经常去学校找肖月华，有时还大发脾气，甚至动手拉拉扯扯，惊动许多学员跑出来围观。这让肖月华感到很失脸面，一向温顺的她不客气地挣脱李德的手，并厉声呵斥道：“这里是延安，不是你当太上皇的瑞金。”最后，肖月华干脆周六也不回去了。他们的夫妻关系就这样慢慢地名存实亡了。后来，边区政府民政厅同意了他们的离婚，孩子归肖月华抚养，李德给肖月华600元抚养费。
就在这时，一个名叫李丽莲的年轻女子闯入了李德的生活。李丽莲曾在上海“天一”影业公司当演员，在《社会之花》《梦里乾坤》等影片中扮演过角色，而且身材颀长，长相俏丽。她是1937年底与江青等一起从上海来到延安的。当时的延安每逢周末都有舞会，在舞会上，李丽莲用英语和李德打招呼，这让他感到吃惊，似乎找到了知音。此后，两人交往更加密切了。
不久，李德向李丽莲求婚，李丽莲也看中了李德的身份和他在延安还算优厚的待遇，便愉快地接受了他的求婚。李德马上找到中组部部长陈云，申请与李丽莲结婚，还提出把李丽莲转为****正式党员，陈云同意了他的要求。婚后，两人经常一起跳舞、散步和买菜，形影不离，幸福中的李德决定为了妻子在中国生活一辈子。
然而好景不长，1939年仲夏，共产国际发来电报，要李德回苏联述职，正巧有一架飞机要送骑马摔伤胳膊的周恩来去苏联治伤，党中央决定让李德搭机返回苏联。8月28日清晨，******、张闻天、邓颖超等100多人前来机场为李德送行。李德提出带妻子李丽莲一起走，但因李丽莲没有护照签证而未得到批准，从此他们二人再也没有见过面。
与李德有过婚姻的这********女人：肖月华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后曾任湖南省军区军法处长、省交通厅办公室主任、省政协委员，1983年11月3日在广州逝世。李丽莲后曾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任助教，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和对外联络部部长，1965年4月病逝于北京。
回到苏联后，李德受到了审查，被分配到苏联外文出版社工作。1941年，李德以红军军官的身份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民主德国成立后，李德返回德国，潜心著述。1973年，民主德国迪茨出版社出版了李德的《中国纪事》一书，在书中李德讲述了他在中国不平凡的人生经历。1974年8月15日，李德在德国病逝，终年7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