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取泸定桥的当天晚上，****中央在泸定城召开政治局会议。陈云说，会议主要决定了两件事：一是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二是派他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就是那次会议后，他离开长征队伍，在当地地下党组织的护送下，经成都、重庆前往上海。事实上，陈云去上海的任务，还有一项是寻找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的决定。
当时，****中央虽然已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但中国共产党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要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遵义会议决定撤换领袖，改变指导思想，这是非常重大的问题，需要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恰好在遵义会议以后，****中央从任弼时来电中得知，****中央离开上海后留在上海的机关，一直与共产国际保持联系的****中央上海局，于1934年8月遭到破坏。因此，当中央红军第二次打下遵义的时候，就决定派富有地下工作经验的潘汉年前往上海，去寻找地下党组织和共产国际的代表。红军占领泸定城以后，又决定派参加了遵义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前往上海。在地下党员的护送下，陈云经重庆到了上海。然后，他在宋庆龄的帮助下，与陈潭秋、瞿秋白夫人杨之华等，于8月5日离沪赴苏。当月下旬，潘汉年也乘船前往苏联。他们到达莫斯科以后，向共产国际汇报了遵义会议的情况，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和支持，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苏联期间，陈云还以廉臣的笔名，以一个被俘国民党军医的口吻，写成了著名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于1936年发表在中国共产党在巴黎创办的《全民月刊》上，并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记述自己在长征中的经历，宣传了红军在长征中的英雄事迹，扩大了红军长征在国外的影响。
中央红军占领泸定城以后，即沿河南下，然后分路向东北方向的天全、芦山进发。5月31日，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奉命攻打飞越关。这是位于泸定县东南、汉源县西北的飞越岭上的一个垭口，海拔2800多米，山路陡峭崎岖，犹如鸟道蛇盘，极难攀登，是一个天然的军事要隘。红四团决定派第二营第六连连长黄霖，率140多名战士从侧翼选道而上，出奇制胜。他们从左翼迂回攀援而上，爬上了飞越关北侧高达3001米的桌子山，然后从云端里猛然跳下，占领了敌方侧翼的警戒阵地。敌人惊恐万状，立即疯狂反扑，战士们坚决把敌人顶住，最后各自手握仅剩下的一颗手榴弹，端着刺刀冲了上去，一下子把敌人打垮，乘胜占领了敌军的主阵地。与此同时，从正面仰攻的红军部队也奋不顾身地冲上去，一直激战至深夜，将守敌全部歼灭，从而为全军打开了通向天全、芦山等地的通道。
6月2日，中革军委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作出了兵分三路迅速夺取天全、芦山，实现同红四方面军会合的部署。具体内容是：以红一军团(欠第五团)及红五军团为右纵队，归****、聂荣臻指挥，取道胡庄街、牛屎坡、石坪、小河场及其以西平行路，向芦山前进；红三军团、军委纵队及红五团为中央纵队，以战备姿势取道化林坪、大林头、水子地向天全前进；红九军团为左纵队，由泸定直向天全前进。6月3日，中央红军各纵队继续北上。
这时，敌杨森所部正在荥经、天全、芦山一带防堵红军北上。他看到中央红军势不可当，为了保存实力，便授意其第五旅旅长杨汉忠出面与朱德联系，由杨汉忠派人送来信函、部队番号和联络信号，提出互不侵犯的要求。朱德总司令接信后，即决定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为红军北上创造有利的条件。于是，他立即复信杨汉忠，并通过双方的接触，杨汉忠部只朝天放枪以掩人耳目，红军也尽量避免同其接触，比较顺利地通过了荥经县。
然后，红军直趋天全、芦山。6月7日，红九军团先头2个营，在红三军团的策应下，占领天全；红一军团在始阳坝击溃川敌第六旅1个团，于8日乘胜进占芦山。
这时，国民党军薛岳部第一、第二纵队正由西昌北进，李抱冰部第五十三师已到冕宁，杨森部第二十军集中于雅安地区，原驻天全的1个旅已调往荥经，奉命加强芦山防御的邓锡侯部第二十八军尚未到达。
根据上述情况，****中央、中革军委为迅速完成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任务，于6月8日致电各军团首长，提出了分路突破敌芦山、宝兴防线，夺取懋功，控制小金川流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任务。中央红军坚决响应****中央、中革军委的号召，纷纷展开了革命竞赛活动，决心以英勇战斗的实际行动，战胜敌人，克服困难，实现同兄弟的红四方面军会师。部队还展开了热烈的捐献活动，募捐了许多慰问品，准备送给红四方面军的战友们。
6月8日，中央红军一举突破敌人芦山、宝兴防线，歼敌一部。随后，经宝兴的盐井坪、崔店子，进到夹金山脚下的大硗碛地区。
大硗碛位于宝兴县北部、夹金山以南，地处偏僻，气候寒冷，贫困落后，是藏民聚居区。6月11日，寨内的藏汉人民听说红军将至，在小街上挂起三道欢迎的红额(当时居民叫“天花”)，街头摆起了“吉露”，用红布围着大方桌，桌上放一个盘子，盘内放着10样果品(谓之“十样锦”)和长颈水壶，家家门前放着开水，迎接红军的到来，简直像过节一样。中午时分，红军先遣队来到寨外，顿时，喇嘛吹起莽筒唢呐，群众放起鞭炮，敲锣打鼓把红军迎进寨内。红军进寨后，十分注意宣传工作，贯彻党的民族政策。随先遣队来的杨参谋向额德姆等20多位喇嘛和群众当场宣布了红军纪律：一、不进老百姓的住房；二、保护寺院；三、不随便吃群众的东西；四、不拿走“夷家”一点财物，等等。还给红军战士定了一条纪律：不准任何人进入喇嘛寺的经堂。临走时，他还把寺后土司占据的一大片土地划给喇嘛寺经营，并写了一张字据，盖了红军的印章，作为土地归寺院的凭证。
在开始爬雪山前，中央红军在大硗碛附近头道桥的大空地上，召开了动员大会。然后，红军指战员经过简单的准备，如用柏树皮、干竹子扎起一个个“火照”，砍来竹竿、树条做成拐杖，把从天全、芦山一带买来的干海椒发给每个人御寒，便向夹金山前进。
夹金山，是中央红军长征中跨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道路，没有人烟，气候变幻无常，时阴时晴，时雨时雪，忽而冰雹骤降，忽而狂风大作，有“神山”之称。有首歌谣说：“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人不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来自南方衣着单薄的红军指战员，要越过这人迹罕至、禽兽无踪的雪山之巅，困难是难以想象的。
红军于6月12日从大硗碛地区出发，在“征服夹金山，创造行军奇迹”的口号鼓舞下，开始向夹金山进军。红军先头分队边开路边行进，稍有不慎，就会滑下雪崖，葬身雪窟。红军广大指战员冒风雪，战严寒，手拉手，艰难地向前迈进，饿了就啃点干粮，渴了就抓把雪解渴，累了也不敢休息，因为一坐下来就有再也站不起来的危险。为了不使战友们掉队，指战员们发扬阶级友爱精神，互相搀扶着，一步一停，一步一喘地向上攀登。在快接近山顶时，忽然天空乌云滚滚，刹那间，狂风大作，大雪夹杂着鸡蛋大的冰雹，没头没脑地向指战员们袭来。有的伤病员倒在雪地上再也没有站起来，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长眠在雪山之巅!中央红军广大指战员就这样怀着必胜的坚定信念，发扬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以坚韧不拔的顽强毅力，同心同德，团结互助，战胜风雪严寒和高山缺氧等重重险阻，终于征服了“神山”，跨过了第一座大雪山，真是“天空鸟飞绝，群山兽迹灭，红军英雄汉，飞步碎冰雪!”r>对于爬雪山的艰难情景，老红军谢良（五五年少将）在回忆中说：
越往上爬，气温越低。寒风吹在身上，冷飕飕的；雪粒打在脸上，像刀割似的疼痛。我们身上穿的都是单衣，几乎和没穿衣服一样。有的同志把毯子裹在身上，也无济于事，仍冻得浑身哆嗦，牙齿打战。特别是一双脚，长时间在冰雪里行走，草鞋浸湿后冻上了冰，硬帮帮的，磨得生疼。很多同志的脚被冰渣划破，鲜血直流。……
再往上走，空气更加稀薄，胸口就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一样透不过气来，两条腿也像灌了铅似的沉重。每向前迈出一步都要花费很大的气力，连着走几步心就跳得格外厉害，甚至头昏目眩，仿佛整个雪山也都晃动起来。……
……
快接近山顶时，山势更加险峻。风大，路滑，经常有人跌倒，甚至从雪坡上滚下去。不少同志已精疲力竭，走几步就呼呼直喘，只想坐下歇一歇。……但是一坐下来后，就再也起不来了。……
……
在路的两旁，可以看到一个个隆起的雪堆，使我们感到沉痛，同时又使我们警惕起来，仿佛那些牺牲的战友对我们说：可不能松劲呀，一定要拿出身上所有的力气，咬紧牙关，坚持到底，战胜这冷酷无情的大雪山!
中午，部队终于登上了山顶，高高的大雪山被我们踩在脚下了!战士们欢呼起来。欢呼声响彻冰山雪岭，在山谷间久久地回荡着。……
爬雪山，最困难的还是那些年老体弱的同志、妇女、伤病员，以及肩负比较重的物资的战士。杨定华（即邓发的化名）在《雪山草地行军记》中说：
……夹金山的雪不但不能“赏”，而且会冷死人的。夹金山上每天下午则大雪纷飞，冷气遮蔽着整个天空，所谓“乌烟瘴气”的俗语，对于夹金山上是最适当的形容词。照例想来，上山走快一点，身上发热，就可以御寒，然而空气却不容许你这样想。因为山上空气异常稀薄，呼吸异常困难，因此只好慢慢地一步步来走。吃辣椒水的办法，结果只对身体强健的人起了作用，对身体弱的人则不生效力。这些体力弱的人竟有些冷得牙齿啪啪地响，有如机关枪发射的声音，甚至脸上也改变成黑黝的颜色。……有青年将军之名的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和总司令部的侦察科长胡底因身体衰弱，山上气压太低，几次晕倒，以后是在同志们的极力协助之下，才渡过了夹金山的难关。
当时，****等都不到30岁，爬雪山已这样困难，那些年过50或将近50岁的人，如徐特立、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朱德等年纪大的人，就更加艰难了。特别是朱德，他虽然有一匹马，却让给了伤病员，自己背着粮食和战士一样爬山。除此之外，他还要指挥军队，在爬山前他检查每一支部队，过雪山后又到各部队巡查。徐特立当时已年近60岁，头发斑白，牙齿都脱落了，但他的生活一如士兵，很少骑马。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等，也都已经50岁左右，仍和战士们一样爬雪山。董必武后来向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介绍爬雪山时的艰难情景说：
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出发了。简直没有路，……我们就对准峰顶附近那个缺口，笔直地向上爬。浓雾环绕，大风凛冽，刚到半山，就下起雨来了。我们越爬越高，又撞上了让人担惊害怕的冰雹。空气越来越稀薄，呼吸越发困难。讲话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冷得人连呼气都冻了冰，手和嘴唇冻得发紫。有些人和牲口一步没走稳，就掉在冰河中，从此诀别。那些坐下来休息喘喘气的，就在原地冻僵。……
到了暮色苍茫时，我们在海拔一万六千英尺的高度上翻过了大山，那天晚上，我们就在人迹罕至的山谷中露营。我们大家都筋疲力竭地躺下休息，朱将军却照往常一样，到四处巡查。他一路上和部队一同跋涉，疲劳不堪。但是他的例行巡查却是无论如何中断不了的。……
为了避开敌人的轰炸机，我们在半夜就起来了，开始爬第二个山头。天下着大雨，后来又变成大雪，冷风像刀子一样吹打我们的身体，又有很多人在严寒和力竭之中死去。
提起这座山的最末一个山头，真令人胆寒。我们估计，从山脚到山顶共长八十里地。我们的人在这里一死就是好几百。他们想坐下歇歇腿、喘喘气，就从此站不起来了。沿路，我们不停地弯下腰去，想拉他们站起来，可是发现已经咽了气。……
爬雪山时最困难的还是妇女。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参加长征的女干部有30人，她们是：蔡畅、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刘英、刘群先、李坚真、李伯钊、钱希均、陈慧清、廖似光、谢飞、周越华、邓六金、金维映、危拱之、王泉媛、李桂英、甘棠、危秀英、谢小梅、钟月林、吴富莲、杨厚珍、萧月华、李建华、曾玉、刘彩香、丘一涵、吴仲廉。到达扎西后，甘棠和李桂英被留下参加川滇黔边的游击战争；到达北盘江地区时，谢小梅又被决定随丈夫罗明去贵阳开展工作。所以，自始至终参加长征的中央红军女干部共27人。除此之外，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还有女战士蔡云香、刘钊等人。
女同志的身体本来一般不如男同志，加上她们有的已经体弱多病，有的刚生过小孩或正在怀孕，因此爬起雪山来特别困难。当时女战士王泉媛正赶上来例假，在风雪严寒的侵袭下，腹部痛得像刀绞似的难忍。战友们见她脸色苍白，忍痛咬牙，都关切地询问，她说：“没事，能走!”她和战友们互相搀扶着，步履艰难地向前移动，终于翻过了这座大雪山。[7]李坚真看到有的马夫、运输员都晕倒了，便和战友们鼓着余劲，咬紧牙关，跪着爬行，不但自己过了雪山，还把伤病员及担架、药箱等全部拉过了这座大山。
大雪山虽然难以逾越，但是，红军指战员们靠着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坚韧不拔的毅力，互相之间的团结互助，终于把这座人迹罕至的大雪山踩在了脚下。聂荣臻在回忆中即说：“就整个来说，我们全靠万众一心，群策群力，互相帮助，发扬了阶级友爱，胜利地越过了夹金山。我也和大家一起，因为想到我们盼望已久的四方面军的战友就在山脚下，自己也说不清当时是哪里来的那一股体力，硬坚持着越过了雪山。”萧锋在日记中也记述道：“一路上，大家发扬团结互助精神，看到年纪大身体弱的同志就扶护。真是阶级感情深似海!”
在先头部队翻越夹金山后，中央红军主力也于6月17日翻越夹金山，另一支小部队――红一军团第一师，在师长李聚奎、政委黄、政治部主任谭政的率领下，也沿着宝岭西河经五龙、陇东、中岗、土巴沟等地，于18日翻越了夹金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