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张国焘的清算
1936年12月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转发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关于扩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的命令，决定以******、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7人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随朱德和张国焘到达保安的红四方面军高、中级指挥员，多数进入保安红军大学学习。
12月间，******在红军大学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系统地讲授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问题。但是不久，“西安事变”爆发，******没有功夫再讲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及其他问题。在讲到革命战争时期所犯错误时，他指出：“1935年至1936年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发展到破坏了党和红军的纪律，使一部分红军主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然而由于中央的正确领导，红军中党员和指挥员战斗员的觉悟，终于也把这个错误纠正过来了。”（《******选集》合订本第169页。）消息传到张国焘耳里，他感到极度不安。两个月后，中央机关由保安迁到延安。
1937年2月6日，张国焘向党中央作了《从现在来看过去》的书面检讨，并且申明：“我觉得我现在与党中央完全一致，原则上没有丝毫分歧”。他列举了自己的五种错误观点：一是没有充分估计到五次“围剿”中的客观情况，过分估计了五次“围剿”的主观错误；二是抹杀了中央红军万里长征的英勇奋斗和布尔什维克的坚强；三是过分估计了五次“围剿”所受的损失，因而怀疑中央提出的战略方针。虽同意北上方针，但却理解为长期大规模的运动战和游击战，提出在比较更西北地区创建根据地的战略；四是不接受和误解了中央同志根据中央苏区党、苏维埃和红军各方面建设工作经验所给予四方面军的错误和缺点提出的批评；五是在左路军北上受阻的条件下，以为北上既然会成为大规模运动战，倒不如乘虚南下。因此成为北上和南下的对立，红军分开行动，发展到对中央路线不正确的了解和组织上的对立。关于四方面军南下的行动，他在检讨中写道：“南下虽然是发扬了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获得了创造川西赤区、红军扩大和迎接二方面军北上的胜利，但在与北上对立和形成党和红军不正常的关系上说来，是错误的。假若南下没有发生党和红军组织上的对立，那么南下和北上不过是军事策略上的争论。如果认为南下是失败的，那是不应当的，南下在战略上虽然有它的不利之点和在左路军北上受着阻碍的条件下执行的，可是在党员群众英勇奋斗的基础上获得了相当胜利。”
2月27日，****中央宣传部部长凯丰发表了《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从13个方面系统地总结了张国焘与中央的分歧，历数了张国焘从进入鄂豫皖苏区到三军会师期间的种种错误，由此拉开了延安批判张国焘的序幕。
为了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进行系统的揭发和批判，肃清张国焘错误在党内和军内的严重影响，以此教育全党全军，特别是教育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中央于3月27日至31日在张闻天的住地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凯丰、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贺龙、董必武等中央委员以及候补中央委员和红军军以上干部共56人。会议开始后，张国焘首先汇报了四方面军的工作，并做了检讨。他一方面承认自己“路线的错误，是退却逃跑的错误，是****中央的错误”，另一方面却在一些具体的错误事实上进行狡辩和抵赖。接着，******、任弼时、朱德、张闻天、秦邦宪、凯丰、林伯渠、董必武、贺龙、彭德怀等30余人先后发言，从政治、组织、军事、苏维埃问题、肃反政策、群众运动等方面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张闻天、凯丰等从理论上系统地批判了张国焘****反中央的种种谬论和他的错误路线的性质。朱德深刻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罪行及实行的退却逃跑路线。贺龙揭露了张国焘企图在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以军阀的手段吞并二方面军的行为后说：“张国焘！你是知识分子出身，又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可以说是共产党出身。而我呢，则是土匪出身，又当过军阀，也可以说是军阀出身，我现在由土匪、军阀变成了共产党，而你则由知识分子、共产党变成了土匪、军阀。张国焘，现在请你和我比一比，你现在成了什么样的屁人物？”一些长期受张国焘压制和迫害的四方面军干部声泪俱下，愤怒地揭发了张国焘实行肃反扩大化，打击知识分子，排斥异己的种种错误。还有一些四方面军干部也积极揭发张国焘的错误，开展自我批评，主动肃清张国焘右倾分裂的影响。会上，许多人提出要给张国焘做组织结论，并开除其党籍、撤销其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委、军委副主席等职务。3月30日，******在发言中说：张国焘路线毫无疑义是全部错误的。我们欢迎他们转变，这是中央的干部政策。张国焘入党以来，还曾有若干阶段是在党的路线下工作的，但他的机会主义历史问题是必须要指出来的。我们应该用诚恳的态度要求张国焘转变，抛弃他的错误，今后应从头干起。3月31日，张闻天代表****中央作了总结讲话，要求在与国焘路线作斗争中应注意：（一）要无情揭发国焘主义来教育全党；（二）要把国焘主义和四方面军干部分开；（三）对犯错误的同志不应采取报复主义；（四）对犯错误的人也不要轻易相信，要有实际表现；（五）要加强党的教育；（六）对国焘同志本人目前还是帮助他，组织上是不做结论为好。与会的多数人同意了中央的这一建议。
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对张国焘的右倾分裂错误作了马列主义的分析，总结了历史的教训，指出了张国焘错误的性质和主要内容：
（一）张国焘同志在四方面军的领导工作中，犯了许多重大的政治原则的错误。这些错误在鄂豫皖苏区的工作中已经开始存在着，在川陕苏区中尤其在他的最后一时期中，已经形成为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从退出川陕苏区到成立第二中央为止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的登峰造极的时期。这是****反中央的路线。
（二）张国焘同志由于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估计（否认中国革命的高涨，两个高涨之间的理论），因此产生了对于敌人力量的过分估计（特别在蒋介石主力的前面张皇失措），对于自己力量的估计不足（对主力红军的突围表示悲观失望，对于全国人民抗日的民族命运表示不信任），因此丧失了红军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战胜敌人，创造新苏区，使苏维埃红军成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中心的自信心，而主张向中国西部荒僻地区，实行无限制的退却。这是张国焘同志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
（三）张国焘同志对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胜利中的决定的作用，是忽视的。因此他在他的工作过程中轻视党，忽视地方党的组织的创造，在红军中不注意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工作与党的工作的建立，相反的，他用全力在红军中创造个人的系统。他把军权看做高于党权。他的军队，是中央所不能调动的。他甚至走到以军队来威逼中央，依靠军队的力量，要求改组中央，在军队中公开进行反中央的斗争。最后，他不顾一切中央的命令，自动南下，实行分裂红军，成立第二“中央”，造成中国党与苏维埃运动中空前的罪恶行为。在同二方面军会见时，他曾企图用强制与欺骗的方法，使二方面军同意他的路线，共同反对中央，虽是这一企图遭到了二方面军领导者的严拒而完全失败了。他对于创造红军模范纪律的忽视，造成了红军与群众的恶劣关系。军阀军队中的打骂制度与不良传统在红军中依然存在着。这就是张国焘同志的军阀主义的实质。
（四）张国焘同志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在他的一切工作部门中表现出来。在群众工作中，他不从政治上去教育群众，启发群众的积极性，组织群众与武装群众，而以军队威临群众，造成脱离群众的现象。青年团、贫农团、工会等群众团体，事实上完全没有工作。苏维埃工作方面，他没有正确的实行土地政策与经济政策，没有建立苏维埃的代表制度，实行苏维埃的民主。他在少数民族问题上以大汉族主义代替了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在同反革命斗争中，他以恐怖代替了明确的阶级路线与群众路线。他对于白区党、团、群众组织没有信任心。他以无原则的方法与派别观念团结干部，把个人的威信与党的威信对立。他发展党内的家长制度，以惩办与恐吓来代替布尔塞维克的思想斗争与自我批评。
（五）张国焘同志的南下行动，不但在****反中央、分裂红军上看来，是根本错误的，而且南下行动本身也是完全失败的。不管四方面军在南下战争中，如何由于红色指战员的艰苦斗争而得到了一些战术上的胜利，然而结果还是不能不被逼放弃天全、芦山，深入西康，使红军受到损失。而且由于南下的行动，使红军远离抗日前线阵地，削弱了红军在全国的影响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建立的力量，也使中国革命受到损失。
（六）张国焘同志从口头上同意中央前年十二月决议起，到取消第二中央，与率领四方面军北上，最后同中央会合止，是他向党中央路线前进的表示。但是必须指出，推动张国焘同志前进的还是由于党中央路线的胜利与中央对于他的耐心的劝导，也由于当时的客观形势，广大红色指战员的要求，红二方面军的推动，一部分领导同志坚决拥护中央与反对他的错误的斗争。张国焘同志始终对于北上与中央会合是迟疑的，对于中央的路线的正确性，是不了解的。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七）中央必须指出，张国焘路线是农民的狭隘性、流氓无产阶级的破坏性、及中国封建军阀的意识形态在无产阶级政党内的反映。长期的离开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长期的在经济落后的农村中活动，使张国焘同志不但不能以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无产阶级的组织力量去领导农民群众，改造流氓无产者提高他们到自己的水平，战胜军阀的意识形态，反而作了他们的俘虏，自己拒绝了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张国焘同志的这种错误，对于全党应该是一个严重的教训。这教训又一次指出，没有无产阶级先锋队马克斯列宁主义的领导，不论是民族革命或是土地革命，必然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的。这一教训也使我们明显的看到，张国焘路线是同他过去大革命时代陈独秀主义（民族资产阶级的意识在无产阶级政党内的反映）的错误如何紧密的联系着。
（八）中央对于在国焘同志领导下的四方面军的干部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不畏险阻，英勇苦战，献身于苏维埃事业的忠诚，表示深切的敬意。对于四方面军的干部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所获得的极大进步与对张国焘路线的正确认识，表示极大欣慰。过去四方面军所犯的错误，应该由张国焘同志负最主要的责任。一切把反对张国焘主义的斗争解释为反对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的斗争，把四方面军的干部同中央对立的企图与阴谋，应该受到严重的打击。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中央号召四方面军的及整个红军的全体同志在开展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中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来完成当前的伟大任务。
（九）中央更号召全党同志，同张国焘路线作坚决斗争，在这一斗争中教育全党同志，如何在各种环境下坚决不动摇地为布尔塞维克的路线而奋斗到底。只有共产国际与中央路线的胜利，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彻底的最后的胜利。中央在估计到张国焘同志错误的重大性质之后，同时亦估计到他在党内的历史，以及对于自己错误的开始认真的认识，与以后绝对忠实于党的路线的声明，认为暂时应该把党的组织结论问题保留起来，给张国焘同志及少数国焘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彻底发展自我批评，揭发自己的错误，同自己的错误作斗争，并在实际工作中表现自己的机会。（《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12页。）
这次会议后，张国焘又于4月6日向中央写了另一份检讨书《关于我的错误》，对自己的错误有了一定的认识。接着，批判、揭发张国焘路线错误的运动在全党全军开展起来。4月24日，中央在《党的工作》副刊上发表了《反对国焘路线讨论大纲》。4月间，延安召开了反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大会，中央团以上干部和红四方面军连以上干部参加了会议。很多发言人都以铁的事实和亲身经历，揭发了张国焘的错误。在镇原、平凉地区的红4军和红31军，在援西军党委的领导下，也参加了反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但一开始并不顺利，干部战士中对此有很大抵触情绪，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发动，又由于西路军幸存官兵辗转归队后对西路军情况的叙述，才使指战员的认识有所提高。7月12日，红4军在《四军四五六三个月政治工作状况的报告》中说：“这主要的表现在对国焘路线恶果有了深刻的认识（大家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了西路军失败血的教训，以及在工作中时常遇到国焘路线作怪的障碍特别深刻），因此许多干部战士主观上都是努力来肃清国焘路线遗毒的。再也难找到像开始反国焘路线时那样反对国焘路线的不了解，不满，甚至反对的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西路军余部在新疆也开展了这一斗争。
抗大出走事件
在反国焘路线的斗争中，曾经一度发生过火行为。徐向前回忆说：记得抗战开始前后，因清算张国焘的错误，株连红四方面军不少同志，弄得大家灰溜溜的。抬不起头来。“最突出的，抗大搞出个‘反革命事件’，关押了许世友等数十名高级干部，罪名是‘组织反革命集团’、‘拖枪逃跑’、‘叛变革命’等。”（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566页。）
批判张国焘路线运动在抗大开展后，四方面军学员被说成是“张国焘的人”，“张国焘的应声虫”，整得灰溜溜的。许世友非常生气，他不同意那些说张国焘是逃跑主义的观点，更不能容忍那些对四方面军的无理指责。他带着情绪发牢骚说：“我们是中央的干部嘛！为啥把我们说成是‘张国焘的人？’”“在延安呆不下去，没啥了不起的。回鄂豫皖或川陕根据地，打游击去！”在一次批判会上，有人又把张国焘的问题和四方面军扯在一起。许世友忍无可忍，走到会场前大声说：“怎么能说张国焘是逃跑主义呢！中央就没逃跑？中央红军不也从中央苏区撤出来了吗？如果说逃跑，应该都叫逃跑。中央有，中央红军有，四方面军有，所有红军都有！打不过敌人了，换个地方再打嘛，怎么叫逃跑呢！四方面军撤到川北去，部队不是发展了吗？这样的逃跑，有什么不好！有人说张国焘搞分裂，我不那么看，我就知道有人一夜之间走没了。怎么跑了的不是搞分裂，没跑的倒是搞分裂，真让人想不通……”当时，台下有人高喊：“许世友，你这是反对中央！”“你是土匪！”许世友当即气得暴跳如雷，口吐鲜血。随后，许世友住进了医院，但抗大的斗争会越开越厉害。四方面军营以上学员都来看望许世友，没有一个不哭的。詹才芳、王建安、洪学智等军、师级干部来看望许世友，认为有些人违背中央《决定》的精神，搞派性，搞山头主义，还说什么“我们中央”、“他们四方面军”怎么怎么，大家因此更加气愤。一天上午，詹才芳、王建安、吴世安等又来看望许世友，大家说到在抗大的遭遇，又是泪流满面。许世友激动地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们走！”“走？到哪里去？”“回四川找刘子才！他们还有1万多人，又是我们的老部下，巴不得我们去呢。在这里天天说我们是反革命，还要枪决。我们到四川去打游击，叫他们看看我们到底是不是革命的，愿去的就走，不愿去的也不要告诉中央”随后，大家举手一致赞成到四川去。他们在三天内秘密联络了2个营级干部、20多个团级干部、6个师级干部、5个军级干部。许世友制定了一个出走计划，并画好了路线图。当时他们决定于4月4日（当天是星期日）夜10时，从城北城墙下的一个下水道出城，计划步行7天7夜，到汉中靠巴山的地方会合刘子才后再作打算。决定不带张国焘、何畏、周纯全行动，因为他们要骑马。同时，他们写了一封给******的信。计划妥当，他们悄然采购食品，准备行装。许世友也从医院回到抗大，并选派了吴世安和两名警卫员携枪出城，准备夜间接应。
4月3日，王建安觉得不应该采取这次危险行动，认识到党内矛盾应该在党内解决，不应使用暴力，况且还要杀死******，这不是叛变革命吗？同时，他认为这样做，不但政治上没有前途，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保障。于是决定留下来。上午，许世友问他准备情况时，他谎称有病走不了。但是，许世友等坚决要求他必须走，否则采取强制措施！在两难之中，王建安经过仔细考虑，不得不向第2队党支部书记、校党总支委员谢富治报告了许世友等人的计划。谢富治即将此情况报告了学校党总支书记邓富连（现名邓飞），邓富连又反映到学校政治处主任莫文骅那里。莫文骅即要邓富连继续了解情况，观察动静，随后亲自向抗大校长****报告了此事。****指示莫文骅回校密切注意新动向，并暗中做好防备。事关重大，****径向******和党中央汇报了抗大学员许世友领头，有王建安、洪学智、陈再道、詹才芳、詹道奎、朱崇德、刘世模等十多名军师级干部参与，密谋带领每人身边武装警卫员共20余人，携枪逃跑。准备于当日午夜举事，杀死******，然后从北门墙角下的水沟爬出去，到山中去打游击。随后，****回校，马上召集刘亚楼、傅钟、莫文骅、邓富连、谢富治及保卫科负责人开会，宣布了党中央、******主席的决定，立即逮捕许世友等人！当日下午4时，学校将学员集中到各自教室开会，陕甘宁边区保安处长周兴随即派人将高干第一、第二队教室包围起来。傅钟、谢富治分别向第一、第二队宣布了许世友等人密谋拖枪逃跑和中央的逮捕决定。各队把参与密谋的人叫了出去，被保安处的人员捆绑起来押走了。同时，邓连富带人到学员宿舍收走了所有的手枪。6月6日上午，陕甘宁边区最高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公开审理许世友等人拖枪逃跑一案。各机关团体代表约150人参加了公审大会。审判长董必武，书记周景宁，陪审员雷经天、周兴等4人。国家检察机关代表傅钟报告了被告人许世友等人的犯罪行为。许世友等人供认：因对抗日统一战线发生怀疑，企图拖枪逃跑，去打游击，承认这是一种反革命行为。法庭经过审理认为，许世友等人过去对于革命有过功劳决定从轻判决：判处许世友一年半徒刑，其余分别判处一年、八个月或六个月徒刑不等。当时《新中华报》曾对此事作了公开报道。没过多久，党中央又决定特赦所有参与事变的人员，予以释放，并且重新安排了工作和生活。（参见衡学明《许世友蒙难记》，《追求》1992年第2期；莫文骅《许世友在延安受审真相》，《炎黄春秋》1993年第7期；詹扬《战将的足迹—詹才芳将军的故事》。）
“不久，张国焘叛变投敌，这些同志的日子就更不好过。朱德同志力主公道，把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和张国焘严格区分，视为党的宝贵财产，充分信任，大胆使用，温暖如春，使许多同志深受感动和鼓舞，在开展华北敌后游击战争和日后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徐向前《民族的骄傲，人民的光荣——纪念朱德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四川日报》1986年12月1日。）
随后，******在听取抗大的工作汇报时说：张国焘的路线错误应当由他本人负责，不能责怪下面，不能反到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头上去。因此立即决定只批张国焘的错误，不能批对张国焘路线错误本来就不应负责的四方面军干部，更不能去批战士。******还从几个战士的不满中，发现并纠正了反国焘路线的扩大化错误，团结了四方面军的全体干部战士。（薄一波《回忆片段》，《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在党中央和******、朱德等领导人的关怀、教育下，陈昌浩等一些跟着张国焘犯错误的四方面军干部，明辨了是非，总结了教训，进行了自我批评，并在实际工作中拥护党中央的领导，拥护和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陈昌浩在以后的长期革命工作中，还继续为党的事业做出了新的贡献。
张国焘投蒋
1937年上半年，张国焘站在受批判的位置上，不得不一再检讨自己的错误，硬着头皮接受包括过去追随他的人的批判和控诉，体验着他过去整人的苦楚。他的心情坏透了，变得少言寡语，很少出门。他后来在《我的回忆》中写道：“我决心搬出延安城，再也不愿问党内的事。我在延安近郊，游山玩水，并寻觅适当的住所。结果，在延安北面的山上，找着了一所破庙，其中有一个石头的窑洞，可供居住。我督率我的卫士们去修理，不仅使窑洞焕然一新，而且在庙的左侧，还开辟了一个小广场。不到两周，我就迁到新居去了。”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方针》，会议期间，张国焘表示拥护党的政治路线，愿意为党工作。不久，他担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他首先改组了原边区政府，接着又着手整顿财政。张国焘根据陕北及其他苏区以往的征粮办法，拟具了征收救国公粮法规，使征粮有法可依。他还为建立政府工作制度、规定政府职能和工作方针等方面作了不少有益工作。
政府工作刚刚起步，张国焘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同中央发生了冲突，他再次怨恨中央和******干涉政府的权利，企图使他成为一个有职无权的政府主席。于是他以消极的态度对抗中央，将政府工作交给秘书长伍修权，真的做起了挂名主席，同时产生了脱离****的打算。
12月初，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9日至12日，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王明在会议上发言说：“联共内部有大量的托派和****分子，难道****内部就太平无事吗？****内部必然暗藏着许多托派和其他****分子，只是我们两条路线的斗争，不够彻底，没有发现出来罢了。因此，现在决不是与陈独秀恢复合作，而是加紧反托派。在抗战时期，必然有些叛党或离开党的分子，企图再行混到党里来，我们决不能宽容他们。现在党内有过****行为和思想不纯正的同志们，党对这些人也不应该轻轻放过。”王明的讲话，使张国焘如芒在背。
不久，王明又亲自找张国焘谈话，询问毛尔盖会议争论的焦点何在？张国焘回答：“除批评党中央政治路线外可以说是争夺军事领导权。”王明说：“这不尽然，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李特、黄超就是托派，他们在迪化经邓发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张国焘说：“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以说被指为托派。”王明说：“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424页。）这次谈话后，张国焘认为王明是在向他暗示什么，因此越想越害怕，更加坚定了他脱离共产党的决心，但事关重大，他连妻子也未表露半点心迹。
1938年清明节前夕，****中央决定派张国焘代表陕甘宁边区政府去祭黄帝陵。张国焘认为脱离****的时机终于来了！4月2日，他带着秘书和警卫班乘一辆大卡车从延安出发，经甘泉、富县、洛川，前往黄帝陵。4月4日，张国焘与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一同祭陵完毕，便借口要去西安找林祖涵研究事情，要秘书和警卫班乘车回延安，说完就钻进了蒋鼎文的汽车。负责保卫张国焘安全的警卫员张海也急忙挤进西安公署宪兵队的汽车。来到西安，张国焘和张海被蒋鼎文安排在豪华的西京招待所。随后，国民党官员会见了他。
4月7日，国民党方面安排他乘火车去汉口。临上火车之前，张国焘派张海给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兼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打了电话，要求在火车站面见林主席。见面后，张国焘简单地向林伯渠诉说了在延安遭受批判的事和要去武汉的打算。林伯渠劝他放弃去武汉的打算，先回八路军办事处再商量。张国焘决心已下，执意不从。林伯渠只得赶回办事处，向****中央和长江局报告了张国焘的去向。
中央即刻给在武汉的周恩来等人发电，要求他们设法找到张国焘，并促其觉悟，回党工作。时任****长江局副书记兼****中央代表团负责人周恩来十分震惊，即刻叫****中央长江局秘书兼机要科长童小鹏把电报给****长江局书记王明和组织部长博古送去。随后，周恩来叫来长江局秘书长李克农和副官邱南章、吴志坚，指示他们立即到火车站，接张国焘，并要以礼相待。一定要把他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来，不能让国民党特务接走。4月7日晚7时，李克农等人在每日一次西安至汉口的列车上未见到张国焘。接连3天都不见张国焘乘火车来汉口。4月11日晚7时，李克农等人终于在火车上见到了张国焘，并十分客气地对张国焘说明是他们是王明同志和周副主席派来接他的。张国焘当时十分惊恐。护送他的两个国民党特务亦不敢做声。张国焘坚决不去办事处，一定要在外边住。李克农只好将他安排在江汉路一个旅馆，并留下邱南章和吴志坚负责他的安全。随后，李克农、童小鹏带着张国焘的警卫员张海去见了周恩来。当晚，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李克农来到旅馆，同张国焘谈了一个通宵，批评他不应该私自出走。张国焘则认为，中央对他的批评和处理太过分，要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是不公道的。大家对他的这种思想再次提出了批评，并希望他住到办事处去，有什么问题可以商量解决。张国焘却坚持不允。周恩来只好要求张国焘给中央发报，承认私自出走的错误并请示他今后工作的指示。张国焘被迫起草了一份电文：“毛、洛：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国焘”周恩来等人回到办事处，即向中央报告并请示处理办法。12日，中央书记处回电：“为表示仁至义尽，我们决定再给张国焘一电，请照转。”其电文是：“国焘同志：我兄去后，甚以为念。当此民族危机，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能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弟******、洛普、康生、陈云、刘少奇”。
4月13日，周恩来拿着******等人的电报去劝说张国焘。但他却表示：“我感觉极消极，请允许我回江西老家做老百姓。我家里饭有得吃，我此后再也不问政治了。”周恩来回办事处后，立即召开长江局会议，讨论张国焘的问题。大家认为张国焘已决心投靠国民党，挽回的余地不大。
14日晚，周恩来、王明、博古、李克农再次到旅馆劝说张国焘搬到办事处去住。张国焘坚持不去。李克农只好连劝带拉地把张国焘推上了汽车。期间，张国焘在邱南章、吴志坚陪同下先后拜访过陈立夫、周佛海、陈独秀。
16日下午，在周恩来陪同下，张国焘渡过长江到武昌拜见了蒋介石。他开口便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接着汇报了边区政府的一些情况。回到办事处，周恩来批评了他在蒋面前的奴颜婢膝。当天下午，张国焘以配眼镜、看牙病为由上街，企图出走未遂。当晚拒不回办事处。周恩来等人考虑到张国焘政治态度悲观，行动反常，似已决心叛党。乃决定第二日与张国焘谈判。
17日上午，周恩来、王明、博古来到张国焘下榻的太平洋饭店。周恩来正式向他提出：第一，回到办事处，回党工作，这是大家所希望的；第二，暂时向党请假，休息一段时间；第三，自动声明脱党，党宣布开除其党籍。张国焘当即表示，可以在第二、三条中考虑，并请求容他考虑两日再于答复。周恩来等人刚走，张国焘就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约军统特务头目戴笠到饭店谈话，表示要投靠国民党。然后，他又和胡宗南司令部驻汉口办事处主任谈话。随后，张国焘给周恩来等人写好一张字条，放于桌上。内称：“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居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当晚，三名国民党特务来饭店控制住副官邱南章，接走了张国焘。
****长江局得知此情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向中央报告张国焘事件的全部过程。4月18日晨，王明、周恩来、博古致电****中央书记处，报告了张国焘脱党情况，建议中央公开开除张国焘的党籍，并迅速向党内军内进行解释。当天，****中央作出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并向全党公布：“张国焘已于4月17日在武汉自行脱党。查张国焘历年来在党内所犯错误极多，造成许多罪恶。其最著者为1935年进行公开的****反中央斗争，并自立伪中央，以破坏党的统一，破坏革命纪律，给中国革命以很多损失。在中央发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后，他始终表示不满与怀疑。西安事变时，他主张采取内战方针。此次不经中央许可私自离开工作，跑到武汉，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表示不信任，对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表示绝望，并进行破坏全国抗日团结与全党团结的各种活动，虽经中央采取各种方法促其觉悟，回党工作，但他仍毫无改悔，最后竟以书面声明自行脱党。张国焘这种行动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张国焘历来机会主义错误的最后发展及其必然结果。****中央为巩固党内铁的纪律起见，特决定开除其党籍，并予以公布。”（《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
张国焘投奔国民党后，蒋介石安排他到军统工作，任特种政治问题研究所少将主任。1938年5月，已有6个月身孕的张国焘的妻子扬子烈向中央组织部提出去汉口见张国焘的要求，随后又找******，提出要回家去养孩子。******当即给组织部写了一张便签：“让子烈同志回家吧！”随后，党中央派人将张国焘的妻子、儿子及妻妹用汽车护送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然后由汉口八路军办事处交给张国焘派来的人。
1940年至1945年间，张国焘任国民党参政会第二、三、四届参政员。1946年后，曾任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1949年冬寓居香港。1961年他接受美国肯萨斯大学邀请，花了4年时间撰写了一部洋洋百万言的回忆录，大量印行，流传海外。1968年，张国焘和妻子扬子烈移居加拿大多伦多。1979年12月3日张国焘在贫病交加中死于多伦多慈善机构办的老人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