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川陕大肃反，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封建军阀势力、豪绅地主、土匪恶霸十分惊恐，一方面加紧军事围攻，另一方面隐匿在根据地内的各种反动武装也疯狂打家劫舍，甚至杀害苏维埃干部、红军战士和群众。镇压根据地内这些公开或隐蔽的反革命分子，事关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土地革命的进行，势在必行。根据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定的《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根据地设立了政治保卫局和革命法庭。随后，各级政治保卫机构和革命法庭、裁判机构相继建立，组成了川陕苏区镇反肃反领导和执行机构。张国焘常在根据地报刊上发表镇反文章和指示，强调只有在根据地内坚决镇压反革命，才能战胜敌人，工农群众才能获得土地，苏维埃政权才能得到巩固。
红军部队采取深入侦查、搜山清剿等方法剿灭了根据地部分反动武装。苏维埃政府采取开现场会、公审、当场处决的办法对根据地内公开或隐蔽的反革命分子、恶霸地主给予了极为严厉的打击。
但是，在镇反工作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没有严格执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政策，以致杀人过多。甚至有的地方还宣布“是罪魁、是国民党员、区正、团正、甲长、侦探、坐探要一律斩尽杀绝”；“甚至巫师、妓女也被杀不少”；有的“连反动的亲戚朋友、小男幼女都被牵连到反动身份上去而遭残杀”。（姚金果、苏杭《张国焘传》第268页。）由于当时对各阶级的经济拥有量没有明确的标准，很容易触犯到中农和富裕中农的利益，对地主实行肉体消灭，引起富农恐慌，便和地主联合起来反抗，加上中农又动摇，红军的敌对面就扩大了。由于执行“左”的肃反政策，杀了很多人，使一些人上山为匪，并结合“圣灯会”、“哥老会”、“把把柴”、“大刀会”、“红枪会”等向苏维埃进攻，甚至阻断了巴中到南江的道路。红军部队前往清剿，抓住就杀，越杀越多，以致成为大问题。对此，群众意见很大。1933年8月，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公布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肃反执行条例》、《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关于反革命自首条例》。9月，又公布了《川陕省革命法庭条例（草案）》，并且召集各县革命法庭主席开会，专门讨论纠正镇反工作中的错误，在《川陕省革命法庭联席会议总结》中提出了一系列比较正确的镇反政策。
红四方面军建立川陕根据地初期，在发动群众建党建政进行土地革命的过程中，对地方情况缺乏深入调查了解，一些地主、豪绅等反革命分子乘机混入苏维埃政权和党内进行破坏。1933年长胜县观音河发生反动武装暴乱，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反革命分子混进了县苏维埃政府而造成的。另一方面，一些经不起考验的干部在敌人进攻时叛变了革命。1933年初，混入江口党内和苏维埃的反动分子暗中探知红军活动情况，乘夜报告民团头目，致使两个村苏维埃遭血洗，村苏干部3人、红军战士十余人被民团杀害。赤江东三区刘团正之子混入苏维埃机关，进行反革命活动，乱捉乱打群众。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使根据地的领导者们认识到，消灭革命内部和外部的敌人同等重要！
但是，在肃清党和红军内部隐藏的反革命的同时，张国焘却借机排斥异己。红四方面军解放通南巴后不久，张国焘即以个人名义发表告同志书，妄称从鄂豫皖到四川完全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战略转移，把取得建立川陕根据地这一胜利看做是自己路线的胜利，把反对他放弃鄂豫皖根据地，无休止逃跑，实行军阀主义统治的那些干部都污蔑为“托陈取消派”，进行报复打击，疯狂迫害，以巩固个人地位。1933年2月7日，川陕省第一次党代会召开，当时正值红军反田颂尧三路围攻的紧张时候。张国焘在会上发动了所谓“反右派”斗争，说“在红四方面军脱离鄂豫皖赤区过铁路西征的艰苦斗争中，右派就开始形成起来。”他污蔑曾在城固县小河口会议上批评过他的逃跑主义错误的曾中生、余笃山、朱光等人，“这些同志就在脱离鄂豫皖赤区的艰苦斗争中，惊慌失措起来，结果滚到了右派的怀抱。”“右派就散布一种‘往哪里去’这种动摇军心的口号。在紧急关头，散布‘群众不满领导’，‘领导内部不一致’以及种种瓦解红军的口号，来助长悲观失望的心理。······右派又与托陈派、改组派、****、第三党联合起来，形成小组织的活动。”（成仿吾《记叛徒张国焘》第87—88页。）“现在是托陈取消派起主要的反革命作用了。”“红四方面军中托陈派的主要领袖，也就是整个反革命的领袖，就是余笃山、赵箴吾、王振华、徐永华、王振华、杨白等。他们利用红军过铁路西进和此次收紧阵地的机会，大大活动，说什么‘红军要垮台’，并且说：‘看呀，红军和苏维埃快要失败了，到底托洛茨基对，快快开小差，投降国民党’。”（于吉楠《张国焘和》第180—181页。）陈昌浩在《反对托陈取消派与右派》一文中列举了这些所谓托陈取消派的13条罪状，其中第8条说，托陈派和右派“运用托洛茨基组织阴谋斗争手腕，以反对个人来掩饰其反对革命，到处活动宣传党的领导不正确，所谓‘个人独裁’、‘军阀投机’、‘家长制度’，企图以推翻党的领导来间接推翻红军。”（《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上）第458页。）
1933年在反田颂尧三路围攻紧张战斗的时候，三四月间，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继2月间川陕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中发动的所谓反“右派”的斗争后，又借口部队“不纯”，在红军中开展“肃反”。他以“托陈取消派首领”的罪名杀害了原鄂豫皖军委总经理部主任余笃山。接着，“肃反”又在军队的一些高级干部中进行。逮捕了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朱光、总政治部宣传科长李春林、红10师参谋主任吴展、红12师政治部主任韩继祖、红73师政治部副主任赵箴吾、参谋主任杨白以及工作人员王振华、、王占金、徐以新等多人，其中大部分被杀害。
红73师在入川作战时因丢失甑子垭阵地，张国焘就以“肃反”的手段，将218团大部分排以上干部逮捕，并对团政治委员陈少卿严刑拷打，逼其承认是“反革命”。这次肃反株连所及全师，被捕的有第73师217团政治委员闻盛世、第218团政治委员陈少卿以下干部和老战士400多人，其中被杀100余人。
1933年2月22日，红军独立第1师奉命转移至赶场溪。在这之前不久，打入独立师的间谍将一封策反信交给政治机关，从此，师长任伟璋开始受到怀疑。后来，敌人又四处派遣奸细活动，多次向红军投递策反独立师的信件。这件事引起了张国焘的高度重视，他认为独立师的成分严重不纯，“干部都是资产阶级”。独立师移至赶场溪时，张国焘先是借口独立师部队纪律涣散，普遍抽大烟，抢劫老百姓等，将独立师师部所在地的两个团调走，并以通知“开会”为名，下令逮捕了师长任伟璋和一批团、营干部，后又撤销了独立师建制，将原属部队分别编入其他各师。独立师师长任伟璋、参谋长张逸民、政治部主任李载溥也被杀害于南江之大河口。
在对待杨森统战问题上，原川陕省革命委员会主席旷继勋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与一些军阀搞统一战线，以分化瓦解和击破主要敌人，与张国焘“决不妥协”的政策发生意见分歧。4月下旬，他被调回通江改任通江县军事指挥长。6月，张国焘先将旷继勋污为“改组派”加以逮捕，继而又以“通敌”罪名，派保卫局人员用绳子把旷继勋秘密勒死于通江县洪口场，弃尸郊外。旷继勋死难时年仅38岁。1937年在延安批判张国焘左倾错误时，******亲自指示：“旷继勋同志是好同志，被张国焘错误迫害，应作烈士待遇。”（温贤美《旷继勋烈士的革命事迹》）
营渠战役打完杨森后的一天，方面军参谋处长舒玉章和参谋、警卫员与徐向前、陈昌浩等一起吃饭，大家又讲起了打杨森的事。舒玉章和陈昌浩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舒玉章反对一方面和杨森搞统战，一面出兵营山和渠县，消灭杨森，认为这样不利于团结中间力量以打击首要敌人，陈昌浩说，我们消灭了杨森那么多部队，取得了那么大的胜利，不对吗？舒玉章说，不管你怎么说，我们和人家说的是互不侵犯，打人家没有道理，我保留意见。接着又两人吵起来，还互相拍了桌子。论说，舒玉章是共产党员，有提出意见和保留意见的权利，他的意见正确与否，都可以讨论；但是陈昌浩容不得，他大发脾气，当场下令把舒玉章捆起来。徐向前怎么劝陈昌浩都不行。（《川陕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444页。）接着，陈昌浩向张国焘作了报告。由于舒玉章曾经反对过张国焘，张国焘借此诬陷舒玉章是间谍，下令把他从前线扣押回来，并且亲自审问他，连续刑讯几个晚上，没有任何结果。舒玉章理直气壮地说：“我是参谋主任，履行参谋条例，向首长提出参谋建议，并无不可。”但是张国焘根本不听，竟以舒玉章出身于日本（其母是日本人）为借口，强加上“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罪名，下令就地处决。（寇庆延《在川陕苏区保卫总局的三年》，《四川党史研究资料》1985年4月，第6至7页。）徐向前后来回忆说：“舒玉章同志，东北人，在日本留过学，很正直，他是我们的参谋处长，不同意打营渠战役。这人也是中央派到鄂豫皖来的。行军打仗可辛苦啦，每次行军都是他督促······当时政治委员是决定一切的，能擅自逮捕人、处罚人，对同级军事指挥要有监督权，搬的是苏联红军的一套做法。权利大得吓人哪！陈昌浩这个同志很能干，有才气，但就是有点盛气凌人。他又是留苏回来的，有时连张国焘也得让他几分。人家和他争论问题，他就把人家押起来，的确不应该。后来，就在‘肃反’中把舒玉章同志杀掉了。这是个好同志，死得冤枉，很令人惋惜。”《川陕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444——445页。）
红33军转战川东数年，在四川人民中有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对待红33军，张国焘不仅不信任，反而处处歧视。红33军人多枪少，不仅得不到总部必要的武器弹药补充和及时指导，反而多次承担较重任务，负责过长防线，使红33军多次与主力失去联系，数次处于孤军奋战、被敌包围的困境，一有所失，张国焘则以军法从事。1933年11月中旬，张国焘在宣汉县双河场召开党代表大会，他以“审查代表成分”为借口，逮捕杀害了红33军干部黎时中、龚勘庸、龚勘彦、王树澍、牟永烙等70余人。与此同时，陈昌浩也在宣汉清溪场冉家垇口，趁点验时，借口295团吴团长、邓副团长和5个连级干部当过保甲长，将他们冤杀。接着，张国焘又以调动工作为名，把宣汉、达县及红33军中的知识分子干部郑廷璧、修焘、王心敏、王心正、任俊卿、高继升等五六十人，分别押至各县保卫局处决。红33军98师师长冉南轩、99师师长蒋群麟任职不到一个月，就被张国焘以参加军事会议为名从前线通知到巴中，随后惨遭活埋。在反刘湘六路围攻的激烈战斗中，军政委杨克明（1905——1937），四川涪陵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与组建川东游击军，1932年任****梁（山）达（县）中心县委书记与王维舟一起领导和发展了川东游击根据地。他反对张国焘搞火线肃反扩大化，被张国焘撤销了军政委职务，调任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内务部干事。杨克明在去后方赴任时说：“这次到后方去，尽管凶多吉少，我已把生命交给了党。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川陕革命根据地英烈传》第1卷第134页。）同时被张国焘从前线调回后方的团、营、连、排干部共计50多人，只有杨克明、杨正坤得到营救幸免于难外，其余全都下落不明。对军长王维舟，张国焘不仅不信任，反而肆意排斥。1934年11月，张国焘通知王维舟去清江渡参加军事会议，不久便被调到红四方面军总部做一些参谋性质的工作，实际上他是被解除了军长职务。在张国焘实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和肃反扩大化的过程中，红33军被错杀干部300余名。
1933年8月1日，张国焘以“右派首领”、“与托陈派、改组派等联合起来形成的小组织活动”等罪名，逮捕了西北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曾中生。接着，张国焘在《干部必读》上发表《右派的根本错误》，污蔑反对过他的曾中生等在小河口时“公开组织开小差”，“公开开会，在中生指导下，托陈派、右派、改组派们一致联合反对党的领导，提出其政纲，并分配其反革命党羽到各师去活动，图其反革命组织”，是“以反对个人来掩盖其反革命，到处活动，宣传党的领导不正确。所谓‘个人独裁’，‘军阀投机’，‘家长制度’，企图以推翻党的领导来间接推翻红军。”（于吉楠《张国焘和》第181—182页。）随后，张国焘宣布撤销曾中生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职务。然后，他下令对曾中生施以严刑拷打，强迫承认上述指控，并强令写“自首书”，交代小河口会议和鄂豫皖时期所犯错误。曾中生据理驳斥，拒绝强加给他的种种罪名，并以大量事实，陈述了他从鄂豫皖以来的主张是正确的。于是，曾中生被长期监禁起来。
徐以新曾对成仿吾说过：“曾中生同志可以说是党在鄂豫皖、川陕根据地的正确路线的一个代表。在政治上，他关于建立根据地政权和进行土地革命的主张都是正确的。在军事上，他是主张收紧阵地，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反对和敌人硬拼，主张把军事斗争同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结合起来。在经济上，他主张要发展和繁荣根据地内的经济，来支援战争。在工作作风上，他很讲民主，联系群众，平等待人，不搞肃反扩大化那一套错误的斗争。”（成仿吾《记叛徒张国焘》第89页。）
曾中生在铁窗囚禁中，忍受着战伤和刑伤的痛苦折磨，帮助看守人员学文化，讲革命道理，鼓励他们坚定革命信心。同时，他还以惊人的毅力，回顾和总结了鄂豫皖红军历次反“围剿”和入川作战经验。凭借一盏小桐油灯，夜以继日地写成了《游击战争要诀》和《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等著名军事著作。早在红军入川之初，他就号召红军指战员努力学习军事理论，提高军事指挥能力，创造新的战术。他在《干部必读》上发表了不少文章，介绍军事知识和实战经验。1933年7月初，曾中生写的《与川军作战要点》，以通俗易懂易记的四字口诀为主配以具体解释的写法，对四川敌情、地形和红军的作战要领作了详细的分析和精辟而很有见地的解释，找出了川军的弱点和红军对付的办法。他在分析川军情况时说：“编制甚老，兵器不好，系统混乱，战斗力小”；对此提出红军的相应战术要点是“红军作战，群众力量，处处配合，声威大壮，”“乘敌矛盾，利敌冲突，各个击破，此为上着”；“敌情不明，不可妄动，敌情既明，先发制人”；“主力迂回，包抄背后，歼敌之效，以此为最；前进包围，后进包围，胜利之后，必须穷追。”10月8日，《干部必读》发表了曾中生为红四方面军起草的《游击战争要诀》。他在文中指出了游击战争的性质、任务和具体条件，阐述了游击战争的通则，特别详细地解释了******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以及具体运用的方法，提出了开展游击战的十六条规定。（《川陕革命根据地英烈传》第21页。）1934年初，张国焘还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把曾中生在狱中写的洋洋三万余字的《与“剿赤”军作战要诀》印成单行本，发给部队。张国焘承认“此书甚有价值”，并且加了批注。曾中生的这些军事著作，受到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对提高红军干部指挥能力和战术水平以及反六路围攻的斗争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曾中生被捕不久，张国焘又下令逮捕了原独立师政治委员刘杞，并开出了他的党籍。在曾中生被捕前夕，张国焘还以突然袭击手段，要原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琴秋揭发检举曾中生等人的所谓“右派”活动，并要求她交代与曾中生等人的关系，还勒令她写出《申明书》，公开承认错误。张琴秋没有屈服于张国焘的高压，坚持真理，事事求实地摆出事实真相，开诚布公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她在《我的声明书》中写道：“我曾经同李特同志谈过，我们总觉得这样将部队开跑，领导上总是不正确的。”（《川陕革命根据地英烈传》第62页。）张国焘碍于张琴秋是鄂豫皖省委书记沈****的夫人和她在红军中的威望，未敢贸然加害。1933年春，张国焘竟借故撤消了张琴秋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职务，调任红江县委代理书记。至此，所有在小河口会议上反对张国焘错误领导的干部，被杀害、关押、打击、排斥殆尽。
红军一边同敌人浴血战斗，一边在部队“肃反”中浴血。总指挥徐向前当时痛心疾首地打电话质问负责“肃反”的陈昌浩：“同志，你们想干什么？我们的部队从鄂豫皖打到四川，是拼命拼过来的，哪来那么多‘反革命’嘛！现在弄得人心惶惶，仗还打不打呀？命还要不要呀？”（注：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97页。）但陈昌浩唯张国焘之命是从，根本听不进徐向前的意见，继续“奉命行事”。当时部队意见很大，层层抵制张国焘的肃反扩大化。红30军政委李先念在红11师就没有按照保卫局所列的名单抓人，总是说：“打完了仗再说！”保护了一些干部。红262团在严家铺战斗中，子弹打光了，石头也砸光了，打退了敌人数次冲锋，伤亡很大，可是敌人仍然蜂拥而至。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团长陈家柱不得已率部撤出了前沿阵地的一个山寨子。张国焘不问原由，打电话到师部，按当时红四方面军丢失阵地杀主官的规定，要枪毙团长陈家柱。军政委李先念恰好在师部，他接过电话，要求调查清楚后再做处理。经过深入调查，几经周折，李先念终于保护了一向英勇善战的陈家柱。王宏坤在《我的红军生涯》中回忆：他向倪志亮要干部战士，倪志亮竟将在肃反中由被捕干部组成的“劳改队”共400余人交给了他。王宏坤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改组派’，对以前的事一概不问，你们都是革命的，都是好同志！大家的工作，我们将迅速安排。”所有获救的人都禁不住痛哭起来。原红33军秘书长、政治部主任魏传统曾回忆说，那时由于张国焘的错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干部危险很大，由于我们的副军长罗南辉保护了我，才没被杀头。红33军99师师长王波也回忆说：1933年12月底，由于张国焘的错误干部政策，我也几乎被诬陷为什么四川“清风派”的领袖而有被逮捕杀害的危险。对此，罗南辉副军长了解真相，根据事实予以抵制，才使我幸免于难。1933年6月，在木门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虽没有安排议项讨论是否继续肃反，但是，以徐向前为代表的广大干部强烈要求停止部队内部的肃反。“有个师政治部主任，搞刑讯逼供，杀人不少，在会上挨了批斗。陈昌浩的头脑清醒了些。他在讲话中虽肯定前一段部队中‘肃反’的必要性，但承认错抓了些人，同意停止‘肃反’，将错抓的人放回。木门会议，在抵制张国焘的罪恶‘肃反’上，取得了胜利，意义非同小可。”（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298页。）1934年11月1日，徐向前在通江县毛浴镇党政工作会议上，又一次提出纠正“肃反”中“左”的倾向。会议决定把川陕省保卫局看管的1000多名干部放回部队充实营团领导，尽力保护了一批党的干部。1935年3月19日，川陕省委召集7县委书记、保卫局长的联席会议及3月23日各级政治部政务科长与各县保卫局长联席会议上，彻底的检查了过去工作的缺点，尤其是肃反、征发及没收工作中的错误，一致认定过去错误的迅速转变，是今后改善与群众联系的主要前提。作出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肃反四大约法。（《川陕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3——244页。）
张国焘为了竭力把川陕革命根据地搞成他个人的独立王国，还对中央和白区地下党派来的许多干部加以宗派主义的打击迫害。1933年10月，川陕省委常委、川陕苏区工会秘书长、反帝拥苏大同盟委员长廖承志和川陕省委常委罗世文，对张国焘先后杀害旷继勋、余笃三等一大批党和军队、政府的高级干部，以及冤杀大批知识分子和无辜杀害大量富农、中农等错误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希望张国焘能够回到党的正确原则立场上来。但是，张国焘不思改过，反而对他们予以歧视和排斥打击。1934年，廖承志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罗世文任川陕苏区文化委员会委员长及省委党校校长。不久，张国焘借口有人提出廖承志的父亲廖仲恺是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母亲何香凝是原国民党妇女部长，廖承志又是和罗世文一起来苏区的，指令保卫局对廖承志和罗世文进行秘密审查。保卫局负责人余洪远经过认真审查，向张国焘如实报告说，廖承志和罗世文没有问题。张国焘便迁怒于余洪远，将他调出了保卫局。1934年9月，张国焘又派杨立人审问廖承志和罗世文，给他们罗织了“蒋介石特务”的罪名，不容他们申辩就逮捕入狱，秘密关押于巴中县东山后一座破庙里。不久，张国焘同省委书记周纯全到庙里审问了廖、罗二人。浓眉宽脸、个头高大的张国焘审问廖承志：“中央为什么派你来？派你来干什么？”廖承志冷静地回答：“中央派我来接受川陕苏区党组织分配工作的。”张国焘又转问罗世文：“党中央是什么时候叫你来川陕苏区的？你们四川共来了多少党员？你们四川党组织与国民党有些什么关系？”罗世文义正词严地说：“我们四川党组织在党中央领导下，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下进行战斗。我们同国民党特务组织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国民党想搞垮我们，但是没能搞垮我们！”（《罗世文传》第87页。）张国焘见廖、罗毫不妥协，便下令长期关押他们，派人监视他们起草文件、刻蜡纸，写材料、做苦工。
这期间，张国焘还逮捕了对保卫党中央安全与钱壮飞一起做出过决定性贡献的胡底。据约夏在《一个通讯战士对长征的回忆》一文中说：“我们清楚地记得，过草地时，张国焘用毒药下在面内，把反对他的原红一方面军中央国家保卫局的部长胡底同志（胡是上海地下党组织派到苏区工作的）毒死了。”（《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25册147页。）张国焘还以各种罪名，借肃反之机逮捕了****四川省委派到川陕苏区工作的党、团员干部200余人，并陆续杀害了其中的100多人。他还在“改造苏维埃”的口号下，杀害了省委秘书戚应凤、戚应雪、马步旭；反帝拥苏大同盟秘书胡曼石、县委书记赵鲁平等200多人；诬害了陕南特委书记杨珊、省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余典章、省苏维埃副主席罗海青、赤江县苏维埃主席谭永寿、南江县苏维埃主席岳冠斗、巴中县苏维埃主席刘开贤等多人；杀害了陕西省委先后派到川陕苏区联系工作的几个党员。据温贤美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研究综述》一文中说，川陕根据地在肃反中被杀掉的干部群众约20000人。
关于张国焘在红军和地方党政内的多次肃反，徐向前指出：“张国焘1931年至1932年在鄂豫皖根据地工作时，就大搞军阀主义，反对党对红军的领导。他把红军当作实现个人野心的资本，立军为私，妄图用枪指挥党。他以家长制代替民主集中制，以‘书记最后决定’否定集体领导，以惩办主义代替思想政治工作，以恐吓手段维持军纪。他以肃反为名排斥异己，杀害大批革命干部，大树个人威信，造成一个‘张国焘个人的系统’。张国焘擅自决定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进入川陕后，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军阀主义统治，加剧了****活动。……由于张国焘长期推行愚民政策和高压政策，利用许多党员的无知以售其奸，致使革命的正义一时难以伸张。不少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好同志，遭到了张国焘的无辜迫害。张国焘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至今想起来还令人十分痛心和愤慨！”（徐向前《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张国焘在川陕苏区主持的肃反犯了严重的扩大化错误。****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纠缠在一起，使大批优秀的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处理而被诬害，造成了党内极可痛心的损失。”“在各次错误路线统治时期，和党的任何其他历史时期一样，一切为人民利益而壮烈地牺牲了的党内外的领袖、领导者、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都将永远被党和人民所崇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