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颂尧率残部退守嘉陵江沿岸，不得不电呈蒋介石：“请予解除川陕边区剿匪职务，另简贤能接替。”
这期间，****南充中心县委于4月初发动农民在七宝寺武装暴动，组织了一支200余人的游击队，队长何德明，政委何宣昭。不久，游击队被军阀杨森镇压。4月22日，****四川省委和苍溪县党组织为支援红四方面军的斗争，于五度山正式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组织了一支400余人有200条枪的红军独立营。到7月，又扩编成2个独立团。10月，县苏维埃政府领导人率独立团1200余人开赴万源，编入红四方面军第30军。6月26日，上川南抗捐军在邛崃王店起义。****四川省委派于洪文到抗捐军加强领导，改抗捐军为川康工农红军游击队。后来，游击队发展到上千人，先后转战于邛崃、大邑、浦江、名山、洪雅等县，领导群众开展抗捐斗争，并建立了游击区，声威震动川西。1934年下半年，游击队在敌人多次围攻和叛徒出买下，领导人余洪文、曾海云等先后被捕牺牲，游击队遭到失败。
活动于陕南的红29军不断同“进剿”之敌战斗，扩大了游击区，控制了从陕南到川北的一条通路，牵制了敌人一个旅的兵力，积极配合了四方面军在通南巴的斗争，部队发展到2000余人。3月间，红29军收编的一些“神团”、土匪头目和骨干，趁军部派部分部队外出剿匪，以及政治部主任刘瑞龙率2个排到通江四方面军总部领取武器弹药的时机，发动叛乱，袭击红29军军部驻地马儿岩。在战斗中，军长陈浅论等领导以及一批骨干猝不及防，或在战斗中牺牲，或被俘后遭杀害，队伍大部被叛军打散。红73师闻讯后即派部队增援，但为时已晚，只得半途而归。刘瑞龙返回马儿岩后，在红10师29团的配合下找回120余人，与从通江返回的2个排合编为陕南游击队，配合红军主力，开展游击斗争。粉碎田颂尧围攻后，陕南游击队编入红四方面军。
红四方面军粉碎田颂尧三路围攻后，除恢复了原有地区外，还开拓了大块新苏区。川陕革命根据地北起陕南镇巴一部分和西乡、宁强一小块；南至仪陇兴隆场以北一小部分及江口；东达万源，并延伸到巴中的土地堡（今属平昌县）；西抵广元和苍溪嘉陵江东岸的广大地区和阆中的三庙、老观、鹤峰等地，面积23000平方公里，全区人口达140余万。
此时，国民党第20军第1混成旅旅长夏炯向杨森建议：最好派人与红军秘密联系，要求双方不打，不仅可以保存实力，还可让红军集中兵力专打刘湘嫡系部队，以发泄刘湘扼制20军发展的恶气。杨森采纳了夏炯的建议，并派他具体负责与红军的联系事宜。1934年初，夏炯派其副官长王一鹗化装潜往通江，会见了张国焘、陈昌浩，达成了“双方都不进攻”的协议。（《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第136—137页。）
1933年春，党对国民党驻陕第17路军的地下秘密工作正加紧进行。****党员、国民党军第38军少校参谋武志平根据党的指示，通过进步人士杜斌丞（时任西安绥署参议，素为杨虎城所倚重）等的联系，就红四方面军与17路军停战议和问题取得了谅解。5月，武志平正式受孙尉如的派遣，从汉中秘密前往川北苏区。张国焘、陈昌浩、曾中生、傅钟、徐以新等在苦草坝接见了他，并决定派徐以新为代表赴汉中与17路军谈判。6月，双方达成秘密协议。其要点是：（1）互不侵犯；（2）如果红军去甘肃打胡宗南，孙部愿接济部分武器弹药；（3）红军可以在汉中设立交通站。在谈判过程中，武志平购得军需物资20多担。会后，他利用公开身份，通过孙军的三个步哨，把物资运到凉水井，开辟了这条比较安全的交通线。它北起南郑城（今汉中市），南抵川陕根据地北缘，长达200余里。沿途设立了若干交通站，配备了交通员，还建立了预备线，供主要交通线发生万一情况下使用。徐以新回到总部后，西北军委召开会议，听取汇报。军委认为今后应该利用这条交通线加强对外往来，通过孙尉如的关系交换情报。在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中，陕南党组织又开辟了由南郑城到万源北端滚龙坡全长500里的新交通线。自1933年夏至1934年秋，一批批物资通过这两条交通线源源不断地运进川陕根据地，为粉碎刘湘的六路围攻和打破蒋介石的封锁发挥了重要作用。
6月底，红四方面军总部在徐向前主持下于南江县木门村召开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曾中生、王树声、曾传六、傅钟、舒玉章、李先念、余天云、张广才、詹才芳、王宏坤、周纯全、张琴秋、何畏（抗战时期叛变）、袁克服、余洪远等百余人。徐向前在会议上就作战和建军等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会议不但总结了粉碎田颂尧三路围攻的经验教训，而且检讨了红军过去的肃反问题，认为红军中许多经过那样艰苦的征战都表现得非常坚决的干部战士，为什么还说是反革命呢？于是决定坚决停止在部队中的肃反，但实际上在张国焘领导下后来并未停止肃反。会议做出了加强部队政治工作，大力开展军事训练，总结作战经验和恢复彭杨军事学校等重要决定，还讨论了开展地方工作等问题。会议还决定将红四方面军员4个师扩编为4个军。7月下旬，各部队完成了扩编任务，其编制如下：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为川陕根据地最高军事领导机关，主席张国焘；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参谋长曾中生。下设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总政治部（兼西北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彭杨军事学校直属军委领导。
红四方面军总部直属单位有总经理部、总医院、警卫第1、第2团。方面军共计4个军，11个师，29个团，40000余人。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参谋长曾中生。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兼），副主任傅钟、曾传六。
第4军由原红10师与赤江、赤北两县独立团和万源、江口两县独立营合编。军长王宏坤，政治委员周纯全（后张广才），副军长刘世模，政治部主任徐立清。下辖第10、11、12师及特务营、担架营、医院、修械所、迫击炮连等。第10师，师长王乃贵，政治委员甘良发，副师长张新褔，政治部主任张世谦。师辖第28团，团长罗华学，政治委员程儒金；第29团，团长李兴隆（后刘先润），政治委员徐高金；第30团，团长张吉厚，政治委员徐学渊（后陈再当）。第11师师长陈再道，政治委员叶成焕，副师长叶成湖，政治部主任袁宏彦（后彭瑞珍）。师辖第31团，团长李则堂（后周光策），政治委员李发意；第32团，团长程启光（后方耀南），政治委员陈伯稺；第33团，团长钱远彬（后熊德臣）政治委员曾宪洪（后胡奇才、吴诚忠）。第12师，师长刘世模（后张才千），政治委员徐长勋，政治部主任吴世晋。师辖第34团，团长朴家庆，政治委员陈隶华（后张传成）；第36团，团长高绍先（后王忠诚），政治委员张子翼。
第9军由原红12师与巴中市、巴中县、恩阳、仪陇、阆中等县独立团（营）合编，军长何畏，政治委员詹才芳，副军长许世友，参谋长王学礼，政治部主任王新亭，下辖第25、27师及特务营、担架营、迫击炮连、医院、修械所等。第25师，师长许世友（兼），政治委员陈海松。师辖第73团，团长王祖营（后刘理运），政治委员张少槐；第74团，团长潘幼卿；第75团，团长韩东山，政治委员徐源强。第27师，师长王学礼（兼），政治委员陈修坤（后梅华樊），副师长武传圣。师辖第79团，团长林英俭，政治委员杨思畅；第80团，团长李兴发，政治委员胡山宗；第81团，团长胡宗万，政治委员郑维山。
第30军由原红11师与苍溪、长池、木门等地独立团和其他地方武装合编，军长余天云，政治委员李先念，副军长程世才（后升任军长）参谋长文建武，政治部主任张成同。下辖第88、89、90师及特务营、担架迫击炮连和医院、修械所等。第88师，师长汪烈山，政治委员王建安，政治部主任汪加申。师辖第262团，团长陈家柱，政治委员吴世禄；第263团，团长邵烈坤，政治委员陈锡联；第264团，团长杨秀坤（后李子成）。第89师，师长徐世奎（后柴洪儒），政治委员杜义徳，副师长王志凯，政治部主任裴寿月。师辖第265团，团长黄新友；第266团，团长周洪坤；第267团，政治委员金荣华。第90师，师长邹洪盛，政治委员程世才（兼），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师辖第268团，团长王徳元，政治委员徐梦书；第279团，团长丁纪才，政治委员罗登元。
第31军由原红73师与广元、嘉陵、南江等县独立团、营和其他地方武装合编，军长王树声兼任（后由孙玉清继任），政治委员张广才（后由詹才芳继任）政治部主任张成台，下辖第91、92、93师。第91师，师长朱德荣，政治委员林英安，副师长王友军，参谋长漆先玉，政治部主任胡青山。师辖第271团，团长王友军（兼），政治委员李成芳；第273团，团长潘子乾。第92师，师长陈友寿，政治委员杨朝礼，副师长张才千。师辖第274团，团长韩家松；第275团（待查）；第276团，团长王正昆，政治委员方应全。第93师，师长叶道志，政治委员王徳安，政治部主任冯秀之。师辖第277团，团长洪美田，政治委员闻盛世；第279团，团长洪礼。
红四方面军在整编中，进一步加强了政治工作的建设。首先在部队建立起团以上政治机关，配备了各级政治工作人员。第二，以军为单位举办政治干部训练班，提高政治干部的工作能力。第三，开办《共产党》、《****全川》、《苏维埃》等刊物，介绍工作经验，宣传革命思想。同时，还在排里设政治战士，协助连队政治指导员工作。在团以上政治机关设立敌军工作部门，对敌军加强政治宣传和瓦解工作。将俘虏组成补训师，经政治训练后愿意当红军的就补充到连队。后勤工作也积极开展起来，建立了小型兵工厂，负责翻造子弹、手榴弹，成立了被服厂，制作全军的被服装具。医务人员队伍也得到壮大。整编后，方面军开展了全面的军事训练运动，掀起练兵热潮。
1933年6月25日，****川陕省委在通江县新场坝召开了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到会代表200余人，代表1000多名党员（不包括军队党员）。会议讨论了粉碎田颂尧三路围攻后，对新形势的估计问题、新苏区的干部分配问题、即将在巴中召开的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的问题。会后，省委派出工作组，在红四方面军的协助下，相继新建立了****广元县委、英安县委、苍溪县委等，并在新解放的旺苍、广元、苍溪境内建立县级苏维埃政权6个，区苏维埃35个，乡苏维埃231个，村苏维埃1140个。
同时，为了加强苏区的经济建设，1933年2月，任命郑义斋为川陕省财政委员会主席。同年夏，郑义斋接替吴先保担任红四方面军经理部部长。
郑义斋（1901—1937）原名郑少文，河南许昌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调上海****中央机关做地下交通工作。1930年春任党在上海开办的“义斋钱庄”经理。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上海党中央领导机关遭到大破坏。郑义斋根据党的指示，认真处理完钱庄的善后工作后，于1932年春由上海前往鄂豫皖根据地，继郑位三之后担任民主政府财政委员会主席兼工农银行行长，并任红四方面军经理处处长。
郑义斋对苏区经济建设十分重视，他强调经济建设必须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经济来源要从建设中去寻找。他批评某些经济部门的负责同志只注意没收，不注意经济建设。他要求各级财经工作的领导干部认真抓好经济建设工作，并“在各种会议上提出讨论，使每一个工作的同志都了解，尤其是每个党团员把经济工作当作日常中心工作之一，务必达到苏区每个工农群众都知道经济建设的意义。”（郑义斋《我对财政经济工作之意见》，见1933年《干部必读》第22期。）
郑义斋看到有些同志把有钱人的贵重物品、高档家具、珍奇古玩看成奢侈品砸烂并付之一炬，不许加以利用，十分心疼和气愤。他在达县一次干部会议上说：“一切财富都是人民大众创造的。这些好东西，是过去地主老财们剥削掠夺我们穷人的。现在打倒了他们，好东西又回到了主人手里。我们为什么偏要打碎砸烂呢？我们是真正的主人，应当珍惜它们。只有劳动人民才有享用它们的权力！”（杨文局《好管家郑义斋同志》）以后，部队打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同地方党组织一起组织人力，迅速将战利品清点、归类、装运、入库，为革命积累了大批财富。
在军事工业方面，郑义斋不但具体领导了搬运刘存厚兵工厂的工作，而且还同达县党组织一起向兵工厂的工人、技术人员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动员他们参加革命队伍，为红军制造枪弹。这批军工在党组织和郑义斋的动员下，愉快地进入了根据地，壮大了苏区军事工业队伍和技术力量。郑义斋还指示供给部门将这批军工的家属全部搬迁到后方，使军工们深受感动，加倍努力工作，成为红四方面军兵工厂的一支主要技术力量。在郑义斋的亲自领导下，红军很快在通江苦草坝、德汉城，苍溪县文昌场等地建立了红军纺织厂、被服厂、修械厂、子弹厂、炸弹厂、造币厂、火药厂、斗笠厂、造船厂等。两个男女被服厂有缝纫机数百架，工人四、五百人，一天可以生产上千套军装，使数万红军穿上了整齐划一的军装。兵工厂有机床138台，工人1400余人，每日昼夜不停地生产大批枪支弹药，供应军需。郑义斋同工人们一起研制了马尾手榴弹，后又改为麻辫手榴弹，上面刻着“消灭刘湘，****全川”字样。这种手榴弹杀伤力很大。郑义斋还同兵工厂负责人丁武选等带领职工研制出了一种射程很远的山地平地都能打的平射炮。在战斗中，这种武器发挥了不小的威力。在郑义斋的领导下，红军兵工厂职工在原材料极其缺乏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制造了大批枪支弹药，保证了全军的需要，为粉碎川敌的军事进攻，巩固和扩大苏区，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33年8月，嘉陵县张家坝乡的十几个铁匠组成“铁器生产合作社”，为红军和游击队铸造马刀、长矛、火枪等武器，支援革命战争。
在财政方面，郑义斋在《苏维埃》、《干部必读》等报刊上多次发表文章，针对财政工作中的问题，提出解决的措施、办法和建设性意见。1933年7月，他在《对于经济物资集中统一支配和彻底整理问题》一文中，列举了财经工作的保守思想和分散主义的各种表现和危害，提出了健全各级财委会、经理处本身的工作、切实执行预算和决算、经济财物要经常精确统计、坚决执行现金集中、发展对白区的贸易、加紧宣传累进税的意义、加紧宣传与普遍建立各种合作社组织等十条解决的办法。他的这些主张，对于加强根据地的财政工作，完善财经制度，加强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发展苏区经济建设，起到了十分重要而又非常实际的指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