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剑翘被关进监狱后，曾受到典狱长虐待，不许和家属见面。施连翘感冒，病了，监狱里的医生、看守主任和她自己一连写了3张呈文，请求让她享受病人的待遇，典狱长不许。施剑翘气极了，写了一封信，请她的律师胡学骞来会见她，要求把她的呈文转交法院。过了几天，法院院长邓哲熙亲自到监狱看她。她向邓面陈在监狱里受虐待的情况，请求对她的生命安全予以注意。邓说，你安心养病，我们会处理好这里的问题的。又过了些天，在冯玉祥等人的活动下，南京政府鉴于全国舆论对施剑翘的同情和支持，于1936年10月14日对她做出特赦的决定。
中国历史卷帙浩繁，光是那些明面上的历史就足够人们好好琢磨了。而有一些历史档案，它们尘封已久--或是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或是被人为地束之高阁，或是刻意地掩藏在表面光鲜的文件背后。打开一封封绝密档案，让我们重读那些难得一见的绝密往事。
西施：中国第一美艳杀手传奇
战国时代西施的身世，可以说是扑朔迷离，充满了难解的疑团。《吴越春秋》记载说，为了向吴王夫差进行“性贿赂”，越王勾践派使者在本国遍访美人，最后在诸暨苎萝山找到两个卖柴的女人，天生丽质，貌若仙女。这个勾践的使者显然就是范蠡，他用前代著名美人“西施”的名字去重新命名他所遇到的乡间美女之一，借此完成了政治包装的第一步。从此，这个卖柴女悄然死去，而一个崭新的西施经过范蠡的“克隆”，“重生”于吴越江湖，并且注定要成为灭绝吴国的美艳杀手。
尽管诸暨村姑窃取了前朝美女“西施”的名头，但她卖柴的形象仍然过于粗鄙。唐宋以来的世人，则多倾向于她是一名浣纱女，也即从事织物洗涤的女工。王维的《西施咏》向我们表明了唐代知识界的立场：“当时浣纱伴，莫得同车归。持谢邻家子，效颦安可希。”明代梁辰鱼的《浣纱记》也支持这种叙事，它叙述西施本为浣纱女，和范蠡在溪边邂逅，眉黛含春，梨花带雨，范蠡一见钟情，不能自拔。此后越国危急，范蠡出于爱国大义，这才将西施进献给吴王夫差。浣纱不仅是一种美女的柔软职业，而且也是西施和范蠡定情的信物。溪水和丽纱构成了美女“诞生”的优雅场景，其间清晰地浮现着西施的倩影。但西施和范蠡的关系，却始终是暧昧不清的悬谜。
当年吴国大兵侵入，即将灭绝越国时，越王勾践感到了深深的绝望，他本打算杀死妻子，焚毁财宝，然后用兵器自杀成仁。据官方的《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大夫文种劝阻了他的自毁之举，并且劝告说：“吴国的太宰伯嚭贪婪成性，不妨诱之以利。”勾践看见一线政治生机，便备下美女和大量珍宝，派文种带去交结伯嚭，结果吴王在伯嚭的劝说下收兵回国，给了越国休养生息、卷土重来的契机。司马迁的著述虽然提到了美女，却无姓无名，跟范蠡和夫差也没有直接关联。《越绝书》沿袭《史记》的说法，也认为献美是文种所为，但却明确指出了被献者的姓名：“越乃饰美女西施、郑旦，使大夫种献之于吴王。”
而东汉民间史学家赵晔的《吴越春秋》，其观点则与此截然不同，它暗示越国的相国范蠡才是该事件的主谋。他下令让两位村姑穿上罗缎锦衣，学习优雅步态和歌舞技巧，以期把她们改造成合乎宫廷礼仪的贵妇，但它也刻意疏漏了一个重大细节：在此期间曾经发生过一段危险的插曲，那就是主持女间谍训练的范蠡本人，不仅偷偷爱上了西施，而且违反朝纲，擅自与之私通，两人双双坠入情网，差点儿酿成惊天大祸。
范蠡先是在“土城”和“都巷”两处宫台开设训练课程，对西施和郑旦进行“素质教育”，继而奉命把她们送往吴国。为了延宕日期，范蠡借口要对她们做进一步培训，大胆放慢了行程。据说从会稽到苏州，短短两三百里的路途，美女护送队竟然走了整整3年，却始终没有到达目的地。《汉唐地理书钞》所辑《吴地记》甚至揭露说，他们在路上还生了个儿子，到达现今嘉兴南部100里处时，这个婴儿刚满周岁，能够开口说话，于是路边的亭子被当地民众叫做“语儿亭”，以见证这个秘密爱情的结晶。
范蠡与西施的私情无疑是在极度机密的情况下展开的。一旦走漏风声，他们将同时面临来自吴越两方面的杀身之祸。在这段长达3年的浪漫时光里，范蠡的焦虑想必在与日俱增。他必须承受一个无法规避的事实--把心爱的女人献给仇敌夫差。他的无奈和愁苦隐藏在历史的深处，仿佛在为这场雪耻复国的游戏增加价值筹码。
但范蠡和西施的爱情终于走到了尽头。3年之后，在吴国的都城，范蠡隐忍着巨大的痛楚，心如刀割、面带微笑地把西施和郑旦一起交给夫差，美人西施心中也一样充满了生离死别的哀伤。她是一件美丽而轻盈的礼物，被国际外交阴谋和间谍战推到了前台。她的悲惨命运，从与范蠡相遇的那刻就已经注定。
夫差不顾伍子胥的警告和反对，狂喜地接受了这两个来自于越国的尤物，并且发出了心满意足的赞扬：越国进献这样的美女，是勾践对吴国尽忠的表现（《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他开始尽其所能地宠幸她们，表现出对女色的狂热爱好。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出乎越国领导人的意料。
《史记》和《越绝书》都指出，离间计的主要执行者，实际上不是西施，而是吴国的大臣伯嚭。他在接受了勾践的大量贿赂之后，转而成为一个卑劣的内奸，开始施展浑身解数，力阻伍子胥的扩国计谋，在每一个环节上都与之相左，进而又挑唆夫差与伍子胥的关系，令他们君臣反目，直到伍子胥被夫差赐死为止。伍子胥的被逼自杀，是吴国转向彻底败落的标志，并为勾践的反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司马迁看来，勾践的“银弹”政策，才是吴国消亡的主要原因。
而在“银弹说”之外，“肉弹说”声音似乎更为嘹亮，它促使我们对情欲政治学的历史价值做出必要的判断。“粉色肉弹”西施和郑旦的伟大使命，就是千方百计离间吴王与伍子胥的关系，化解夫差对越国的警惕，并以性爱消磨他的体力与战争意志。《吴越春秋》称，文种当年向越王进献破吴七术，第四条就是派遣美女“以惑其心而乱其谋”。西施和郑旦进入吴国的宫殿，“性贿赂”就开始逐步产生功效，触发了吴国走向衰败的先机。这是中国情欲政治学的一个古代范例，它表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性已经成为政治阴谋的重要环节。
但奇怪的是，勾践没有命令他的女间谍使用毒药之类的谋杀手段。这是另一个令人费解的疑点；直到夫差生命的最后一刻，西施都没有向他下手。她看起来像是个纯洁无邪的间谍，手中没有沾染敌人的鲜血，同时又极其出色地完成使命，帮助勾践把夫差送进了地狱。
吴国被灭绝之后，西施重新回到范蠡身边，两人一起泛舟五湖而去。这个以喜剧告终的传说，比较符合中国民众的心愿，因此成为绵延最广的传说，漂浮在优美的历史风景之中。
西施的真切下落，应当与范蠡有密切关系。反观他的踪迹，倒是相当清晰，没有多少可怀疑的地方。《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范蠡认为勾践的为人，可与之同赴患难，却无法共享安乐，因此向勾践辞职，在遭拒之后便收拾细软悄然逃走，乘舟浮海前往齐国领地，同时更改姓名，自称“鸱夷子皮”，在齐国海边开垦耕地，艰苦创业，父子俩置下大宗产业，没有多少时间，就积贮了数十万银两。接着，他又拒绝齐国人的高官厚禄，散尽家财，随身携带少量珍稀宝物，悠闲自在地离去，在一个叫做“陶”的地方定居下来，自号“陶朱公”，过上了闲云野鹤的生活。但司马迁的叙述，只字未提包括西施在内的任何女人。人们只能假定西施就隐藏在他身后，成了他的空气和呼吸。
关于第一美女西施的下落，随着疑古风气的蔓延，“西施被杀说”近年来变得甚嚣尘上。一些学者援引《吴越春秋》的记载“吴亡后，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来证明西施的悲剧下场。这里的“鸱夷”，指的是一种皮革制成的袋子，整句话的意思是，吴国灭亡后，越王把西施投入江里，让她随着装她的皮囊一起漂浮着消失。西施在吴亡后被自己的祖国所杀，乃是民间史学家的基本判断。
西施被杀害的情形，与伍子胥之死有着惊人的相似。《吴越春秋·夫差内传》记载说，吴王夫差赐死伍子胥之后，又“取子胥尸，盛以鸱夷之器，投之于江中”。所以民间给伍子胥起了一个“鸱夷子”的别名，借此暗示他的悲剧性归宿。
我们不知道范蠡此时所持的立场。我们只能假定他满腹隐衷而无法言说，无力为西施公开抗辩，更不敢动用权力展开营救，只好眼睁睁看着越国女英雄、自己的秘密情人惨遭杀害。有人认为范蠡之所以自号“鸱夷子皮”，乃是为了纪念壮烈蒙难的西施，这的确是一种合乎情理的推断，而“子皮”很可能就是西施的真正本名，“皮囊里的子皮”这个名字，隐含着范蠡的无限伤痛和恨憾。在逃出勾践的势力范围之后，他才有了公开悼念西施的凛然勇气。
《越绝书》第十二卷记载，早在范蠡进献西施和郑旦的时刻，伍子胥就向吴王发出严厉警告，说万万不能接受这样的礼物，这两个女人就是危及社稷的妖女，与妹喜、妲己和褒姒一脉相承，必定会给国家带来严重危害，而好色的夫差对此置若罔闻。
许多年后，越王反攻获胜，在余杭山逮捕了吴王及其部属，不无讽刺地当面数落夫差的三大过失，说他不该放越国一条生路，更不该杀害伍子胥，并听信“谗谀之徒”的鬼话，说完便赐宝剑给夫差，逼迫其在10天后刎颈自裁。耐人寻味的是，为了向世人表明自己憎恨一切“谗谀之徒”，勾践下令杀掉了曾经为他立下汗马功劳的伯嚭。基于同样的逻辑，我们可以这样推断，勾践秉承伍子胥的观点，认为西施是亡国妖姬，所以尽管她功勋卓著，仍须坚决执行死刑，彻底终结其生命，以免越国步吴国的后尘。
这无疑是杀害西施的最冠冕堂皇的理由。但勾践之所以大开杀戒，还有一个更为隐秘的原因，那就是他可能已经得到范蠡与西施私通的情报，并且为此妒恨交集。西施之死是勾践向其旧部的一次血腥挑衅：虽然你已经逃走，但我可以轻易地杀掉你的女人！
与西施同时代的墨子，为此在《墨子·亲士》一文里发出了深切的感慨：“西施之沉，其美也。”意思是说，西施之所以被淹死（沉水），只是因为她的美丽啊。墨子言犹未尽，在“美”的感叹背后隐藏着某种深长的意味。是的，这个为国捐躯的美人，第一次捐出了美艳的情色，第二次捐出了美艳的生命。她是男权专制主义的最美丽的祭品。
作为一位罕见的情色烈士，西施生前是国家的工具和玩物，而后又被人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处死，但死亡消解了一切道德难题。她在死后成了众口皆碑的美人。她的容貌掩盖了幕后的政治阴谋。在关于西施的叙事中，既没有关于她的悲剧，也没有关于她的喜剧。她的生命被世人抽空，成了一个纯粹的符码，高悬于中国大众美学的潮流之上，仿佛是一面超越了所有意识形态的旗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