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由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后革命”时代的革命历史影视剧研究》修改补充而成的。2007年9月，我从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毕业时，书稿已基本完成；这些年来由于心境欠佳，出版专著的事情一拖再拖，想起那些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我的师友亲人，实在感到有点歉疚。
2004年的春天，出于对当代文学开阔的文化视野与敏锐的学术眼光的崇敬，我跨学科从师于吴秀明先生。先生做人与作文的品格深深地影响着我，每当看见他逐字逐句为我批改的文章，便不由得想到鲁迅笔下的藤野先生。吴先生朴实生动的教学风格和平易近人的谈吐常常使人如沐春风，而坦诚深刻的批评往往令我顿然惊醒。我的学位论文的开题并不是很顺利，研究对象和总体框架几经变更，从章节设计到亮点开掘先生都倾注了不少的心血。山高水长，师恩难忘，先生的期望与警策是我不懈努力的坐标。
记得撰写博士论文的冲刺阶段，正是杭州酷暑难耐的时节，酸甜红嫩的杨梅上市又离去，花花绿绿的瓜果桃李随之成为我心劳神疲之际消暑的佳品。本书的写作对于当年的我来说，不论是资料的累积梳理还是理论的理解运用方面都可以说是一个质变过程，现在回想起来都余味无穷。毕业后从教这几年里，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文本又增加了不少，其中折射出来的社会文化内涵也几度变迁，基于此，我补充了第四章的第三节《解释学视野中“红色经典”文本重构的可能性研究》和第五章《“后革命”时代的影视剧进入革命历史的审美方式》，可以看做是近几年来对这一课题深化思考的结果。
在本书的起步阶段，师姐陈力君以自己的学术优势提出许多可行性建议，使我受益匪浅；师兄赵卫东、郝富强、郭剑敏、蒋青林，以及同窗学妹刘琴、郭传梅等都给过我不少的启发与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一部学术著作的写作好比一次长跑比赛，其间也需要别人喊喊“加油”，父母妻儿默默的关注与支持是我不竭的情感动力。好长一段时间，父亲把午睡前看报纸的习惯改为阅读我的论文初稿，一种浸润着舐犊之情的欣慰成为他最好的催眠剂。我是个情绪化的人，爱人张秀红的电话问候一直伴随着我走过其间最为焦虑的岁月，情绪调节也往往在这个过程中完成。当时烦乱之余想起遥远北方的风雨中穿梭着的一大一小两个身影，责任心与亲近感油然而生。
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本书的责任编辑马峻女士严谨细致的编辑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的一再催促和宽容加快了本书的出版进程，在此深表谢意。
书中肯定还有不少疏漏和不尽如人意之处，只能留待读者朋友的批评指正了。
杨鼎
2012年5月于中北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