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原创剧常常通过叙事时间的移位来表现世俗价值观与革命价值观的博弈。红色革命历史主要是指发生在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这一时段的革命历史，“十七年”革命历史剧和当下采取挖掘和重构文本策略的红色原创剧，其故事时间也主要在这一时段内，且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大体上同步线性发展，闪回和闪前的镜头有时也出现，但叙事时间上大段的、频繁的今昔跳跃却极其罕见，影片的创作意图也在这种同步叙事中得以实现。上世纪9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随着革命历史的渐渐远去和社会文化的转型，许多作家已经失去了单纯叙述革命故事的兴趣，而是立足于现实生活环境重温当年的红色记忆，于是，叙事时间的移位成为当前红色原创剧很普遍的一种文本策略。叙事时间的这种移位大体上有两种情形，一种是以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2002）、《军歌嘹亮》（2003）等为代表，故事时间从革命年代向后挪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但叙事时间基本上呈线性趋势。《激情燃烧的岁月》开始时，革命战争的历史已接近尾声，除了前五集还存在一点革命战争的影子外，叙事的重点已转向石光荣娶老婆、生孩子、夫妻吵嘴、送孩子参军、接待蘑菇屯老乡等家庭琐事上。和平年代的日常生活有其独立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这种生活是指“以个人的家庭、天然共同体等直接环境为基本寓所，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活动和日常观念活动的总称，它是一个以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为基本存在方式，凭借传统、习惯、经验以及血缘和天然情感等文化因素而加以维系的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领域。”这与石光荣理想中由战场、战友、阵地、敌人等构成的革命化激情人生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而日常生活琐事就成为二者博弈的场所，夫妻吵嘴和父子反目则是这种博弈的表现形式。在文工团工作的妻子应不应该喜欢小说《红楼梦》、大儿子是参军还是考大学、如何对待蘑菇屯老乡、门口是种菜还是种花等一系列问题上，石光荣虽然牢牢地掌握着话语权，却也使自己在家庭中一天天陷入孤独。《军歌嘹亮》中战斗英雄高大山与妻子秋英之间的矛盾也源于此。另一种情形以裘山山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我在天堂等你》为代表，叙事时间在战争时代与当下和平年代之间来回跳跃，实现了两种价值观的对比。一边是老将军欧战军的爱人白雪梅在他去世之后关于进军西藏的浪漫旅程的回忆，一边是现实中儿女们婚姻、事业的混乱；一边是虽然艰苦却充满激情的生活，一边是被当下世俗生活折磨得痛苦不堪的灵魂。两种价值观的强烈碰撞使老将军一开场就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这无疑具有某种象征意味。在世俗文化的包围之中，老将军们的革命操守与激情人生时刻处于被窥视的地位。在《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石光荣孤独的身影常常处于景深镜头的深处，而前景处是妻子、儿子或者过路人。前景处的人物无疑代表一种视点，而景深处的男主人公则成为一道风景线，一种奇观化的人生形式。他们的言语举动、喜怒哀乐在别人眼里都是那样的难以理解。电视剧《将门风云》（2007）中，老将军周汉的儿子周和平想用父亲的一支勃朗宁手枪（纪念品）与日本商人交换一桩生意的订单，却不知道它维系着父亲的一种情感，父子之间沟通的失败成为周汉去世的直接原因。在奉行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儿子看来，父亲固执得简直不可理喻。《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石光荣不顾妻子的反对和儿子想上大学的愿望，坚持让老大石林继承他的革命事业去最边远的哨卡服役，造成父子隔阂和儿子十八年不回家。《我在天堂等你》中的欧战军，把除小儿子外的五个子女全部送去西藏当兵，还经常开家庭会议，用革命的道理教育子女为人民服务。这种家长式的革命化教育方式，常常使曾经战功辉煌的将军们在家庭中陷入孤立，在现实的世俗生活氛围里，老将军们赤诚的革命情怀常常使他们成为偏执的堂·吉诃德。
在世俗目光的窥视下，革命化的人生形式只是一种奇观，而不再是一种楷模。由于缺乏对于革命价值观的虔诚态度，当下的创作者们大多没有足够的耐心去叙述漫长的革命历史故事（这与作为国家节日仪式而存在的革命正史片不同），他们更关心的是其中的伦理纠葛和男女恋情。于是，一种弥漫着革命能指碎片却按照家庭伦理片或者爱情片的逻辑组织叙事的红色原创剧便出现了。在电视剧《军人机密》（2005）中，战争的场面虽然时有出现，却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存在，是解释后面主人公之间家庭伦理纠葛与恩怨情仇的关键一环。姜佑生在战场上由于执行了上级的错误命令，把同是旅长的朋友贺子达的妻子杨怡当做叛徒给关押起来，最后造成了杨怡的屈死，姜贺二人反目成仇。此后，情节便纠缠在二人之间的儿子被换、子女恋情、职务升迁等事项之中。他们的儿女共同遭遇了“文革”的苦难，共同经历了中越边境冲突、改革开放大潮，纠葛成剪不断理还乱的人际关系。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抽取出人情世故的变化，是这种电视剧主要的叙事策略。同样，在电视剧《我在天堂等你》中，叙事的重点也是团长欧战军、白雪梅与军医辛明之间的三角恋情，以及欧战军几个孩子的出生来历，战争场面被虚化为一种背景，一种可以改变人际关系的堂而皇之的理由。《将门风云》无疑也属于此类。在复杂的伦理纠缠中，军装、战争、阵地、枪炮等仅仅是一群漂浮在世事变迁中的革命化能指符号，没有更深的意义所指，电视剧的叙事趣味与价值观念主要寄托在日常生活情节中。
世俗价值观与革命价值观的这种博弈，有时体现在文本内部的意义间隙中，有时则需要结合历史文化语境来进行理解。如果把历史语境当做一个泛文本，这种关系也就构成了一种广义的“文本间性”。电视剧《江山》（2003）中，虽然也有林然——文华——鲜于教授、杜小欢——文达——俞律之、杜来峰——樊迟歌——古飞雪等构成的情爱追逐，以及文家与史家、杜来峰兄妹四人等构成的家族恩怨、伦理关系的纠葛，甚至还有反特的线索贯穿始终，但是该剧的重点不在于此。它主要叙述了以盘龙市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林然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解放初期以一种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坚定的革命信仰，正确处理与民族资本家、奉行自由主义的学者、革命队伍中的腐败者以及洋买办之间的关系，把保卫和建设新生红色政权的事业推向前进的故事。作为一部创世纪的革命神话，林然所表现出来的恢弘的历史气度和全社会洋溢着的积极乐观的气氛，活化出一个火红的年代。剧中并没有设置特定的世俗视角，自由主义学者鲜于教授也未形成独特的学术立场（这与电视剧《亮剑》中的田墨轩形成鲜明对比），不论是新生政权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注视着革命理想主义的独白。这种独白无疑表明了创作者的叙事态度和激情诉求，折射出对信仰缺失的文化现实的焦虑。而这种诉求与焦虑只有立足于当下文化语境中才可以体会得到。
如果说《江山》表现的是革命激情的话，电视剧《誓言无声》（2002）、《暗算》（2005）则表现了一种特殊人群对于国家的忠诚，并且这种忠诚是以非常态的方式呈现的。《暗算》讲述的是在五六十年代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以及在30年代国内革命时期白色恐怖的上海，中共秘密单位701内部从事无线电侦听与密码破译工作的几代人鲜为人知却又震撼人心的工作和生活经历。从题材上看，该剧与“十七年”反特惊险类型片颇为相似，但由于叙事角度与叙事年代的不同，便产生不同的美学效果。以前的反特片大多以事件为中心来组织情节，我方与敌方的特工人员都是在事件背景中出场的（比如为了获取敌人的情报或者粉碎暗藏特务的破坏）。这样，呈现在银幕上我方特工人员的活动也严格按照事件的逻辑展开，显示的是他（她）们非凡的智慧和超人的勇气。而该剧则不同，它以主人公钱之江、安在天父子的生活和工作经历组织情节，叙事的重点并不在于惊险场面和悬疑故事，而在于对秘密战线的具体工作场景、工作制度以及工作人员生活状况的呈现。并进而凸显一种非常态奇观化的人生形式。支撑这种非常态的生活形式和繁重工作压力的是他们对于国家的忠诚，而透过这种非凡的忠诚的是他们坚定的信念与理想。安在天说，他就是701的一棵树，一辈子都不准备离开这里。徐院长说，如果在国家利益与私人情感之间做出选择，她相信701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放弃个人的一切。正如剧中所言：“他们没有名字，只有代号；他们没有声音，只有行动；他们没有日常，只有非常；他们没有眼泪，只有悲伤；他们没有传记，只有传说。”这里的人好像是一部部的机器，专门为侦听电讯破译密码而存在，生存于铁的纪律中，一切私事在任务面前都无条件让路。年轻女数学家黄依依的到来就好比一个鲜活的生命穿行于冰冷的制度丛林中，掀起一轮又一轮的轩然大波。她宣称自己不是被一个国家政权带来的，而是被一个男人（701副院长安在天）带来的。她口无遮拦地说：“我爱你是我的权利，你爱不爱我是你的自由”。她的存在揭示了这种制度非常态的一面，但他并不能改变这种状态，相反，她的情感诉求却一次又一次地被整合到这种体制中去。当她听说安在天为了不使情报外泄而不顾作为人质的妻子的安危向敌人开枪时，终于明白了自己爱上的原来只是一个制度的冰冷化身，她彻底绝望了。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价值观的碰撞，黄依依无疑是在代表当下发言。这些影视剧在彰显这种非常态的生活与非常态的忠诚时，也没有设置强有力的世俗化窥视视角，但文本所处的历史语境，却不可能不对此提出质疑。电视剧文本内意义的非常态封闭正好激发了社会泛文本与它对话的兴趣。《暗算》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极高的收视率，不能不说与这种价值观的潜在对话有关。
不论是激情信仰的诉求还是世俗目光的窥视，在大多数红色原创剧中，并不想将这两种人生形式的反差引向对立和反思，而是在奇观化人生形式的展览后，竭力用伦理亲情去缝合这种差异。这从石钟山的小说《父亲进城》与据此改编的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的比较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小说中，石光荣是一介武夫、一个粗暴的丈夫和父亲，小说想通过“父亲”这一形象的塑造，达到反思一代人复杂人性的叙事目的；但是在电视剧中，石光荣变成一位用自己独特的方式理解生活、培养子女的“倔老头”。大儿子石林虽然一度对父亲不满，但是自己有了儿子之后，终于体谅到父亲的苦心，在父亲病床前用一个长长的军礼表达了两代人的理解和沟通，也象征了下一代人对于理想主义的传承和坚守。这样，两代人的隔阂就在“父爱深沉”的命题下得到消解。同样的问题在《我在天堂等你》中却是另一种解决方式：欧战军在世时对六个子女的生活态度颇有不满，经常挨个数落一遍；但他去世后留下的录音带中却承认了儿女们人生观念的合理性，并认为他们都是自己为之骄傲的好孩子。总之，不论是子辈向父辈的皈依，还是父辈对子辈的认可，最终都实现了伦理亲情基础上两种价值观念的缝合。红色革命历史的叙事，经过了“十七年”和“文革”时期充满着无比崇敬的“恋父”，也经过了上世纪80年代基于西方现代派思潮的“罪父”，在世纪之交的转型期文化环境中，我们很难在革命历史与世俗现实之间，在崇高信仰与利益追求之间，在“恋父”与“罪父”之间，做出简单而果决的价值判断。价值判断的暧昧导致情感判断的悄然登场，她挥舞着男女爱情和伦理亲情两根大棒，在历史与现实的叙事场上，在大众的心理场上缝合着一切差异，弥补着一切缺憾，纵横驰骋，所向披靡。
叙事时间的移位，还使得历史讲述的情感基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晚年的革命者或者他们的子辈来回忆当年的革命历史，常常不是出于认识历史的目的，而是为了满足某种情感需要。于是，一幅幅温情脉脉的历史画卷在忧伤而又略带眷恋的语调中徐徐展开。在电视剧《我在天堂等你》的叙述者白雪梅的眼里，进军拉萨的艰险征程是一次崇高而浪漫的旅行，队长是善良而真诚的大姐，同事是单纯而勇敢的战士；恋人是温柔多情而又不乏男子汉气概的军医，丈夫是铁骨铮铮而又细心体贴的首长。湛蓝的天空下的冰山和雪水，宽敞的帐篷里的糌粑和酥油茶，处处充满着异国情调。在该剧中，既没有《历史的天空》中那种错综复杂的党内斗争，也没有《亮剑》中那近身肉搏的惨烈场面，有的只是浪漫而温馨的一段红色记忆。随着历史脚步的逐渐远去，曾经苦难而又惨痛的经历被纯化为一种唯美的温情回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