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书屋》的那段时间，我与他常有电话联系，也时常有文字交流，那些文字大都写在一些随手拿起的纸上，有的宽，有的窄，有的长，有的短，我找到了这么几张：
实兄：副题去掉也好（收到来件时，我已把副题删了），文后加个括弧如何？谢卓裁。文字上做了一点改动，后面一段删去，可能稍好一些，谢卓裁。我喜欢咬文嚼字，这是编辑出身的职业病，有才华的作家是会耻笑的。我的本意却是为你减少一点麻烦。《书屋》声誉日隆……
实兄：校样已看。除了一个“惯”字误排为“愤”字外，其余文字都是增改的，请卓裁……
实兄：拙文已打出，送呈一阅。另外还有封来信，和一般叫好的稍有不同，也送请看看，从信中看，此君似不知有《书屋》……
实兄：《自序》请为我复印两份，拿到报刊去发表一下。另送上文章三篇，似可以一看，看后乞掷还……
周实兄：小文一篇奉呈。念楼是我为新居起的名字（并且集好了怀素的两个字，准备做在那凸起的墙上），念楼者，即廿楼，即二十楼也。我的文章写不长（因为肚子里没有货），故颇适宜给学者大文补白，不过私心却不太愿意这样做，如版面安排上不得不如此接排时，最好能用加框加线的办法和大文章隔开一下，以免贻附骥之讥也……
实兄：我也是遵命作文，虽然这文他们未必会登吧。诗可存，发表时改
题“镣铐和自由”便好了……
什么诗？我也认真查了一下。幸好，还在，我把它录进电脑里了：我的心是自由的/我的手脚戴着镣铐//我的手脚是自由的/我的头脑戴着镣铐//能够戴着镣铐跳舞/是我拥有的最大骄傲//有了镣铐这副道具/我的自由才更有味道。很明显，是我看了他说的那篇“遵命作文”后，写给他的读后感，但那是篇什么文章，说来真是不好意思，我现在已不记得了。这样的读后感，我还有一些，例如：一盏一盏的灯亮了/夜里的窗户犹如眼睛/街边矗立的无数大楼/就像长满眼睛的巨人//每一扇都蒙着面纱/谨慎地掩藏自己的感情/每一扇都透出微光/让人觉得此生朦胧。这是看了什么写的？现在也是记不得了，但肯定是读了他的或他推荐给我看的某篇文字的读后感，因为这段文字后面特地标注了他的名字，以示此感与他有关。他确实是我的一面镜子，让我看到自己的内心，看到我与他的异同。
他是敏感的。他从李鸿章还有曾国藩的全集发现二者有一大不同：“曾集一百四十卷中，有七十卷是创作和编辑的诗文，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文艺作品和学术著作，另一半才是奏稿、书札和批牍；李集一百六十五卷，则全是奏稿、函稿和电稿……抒写个人情怀的诗文却一篇也没有。难道真如有的人所说，曾国藩有学有术，张之洞有学无术，李鸿章有术无学么？”事情当然不是这样。于是，他便由此出发，搜寻，调研，得出真相，并将两人的诗赋比较，察看他们的不同性情以及由此形成的人生。此文的口子开得很小，扯出的东西却是不少，而且好看，引人思考。这是他给《书屋》的第二篇文字，题目是《李鸿章的诗》。
他给《书屋》的第三篇，题目是《老李和老子》，写的是劳改队的朋友老李对于《老子》的研究。我至今都好笑的是文中有这么一段：“有次读报，读的是一篇关于‘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大文章，‘霍查①’、‘霍查’把听的人听得头晕脑涨，读的人也读得舌燥喉干，只好停下来喝点水。这时老Z忽然端着杯子站起来，大声说道：‘我是不喜欢霍查的。’全体为之愕然，身为‘劳改积极分子’的组长更是如临大敌。老Z却不慌不忙接上一句：‘我只喝白开水。’”我总觉得这个老Z就是钟叔河他自己。
① 恩维尔·霍查（1908-1985），阿尔巴尼亚政治家、社会主义者及国家领导人，曾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与总理，掌权达四十年之久。
他是会写文章的，而且很会写，他给《书屋》的那些文章，不但有思想，而且都好看，比如他写李锐先生（《老社长——李锐识小》，2001年第6期），下面我就引那开头，看这开头就知道，我可不是乱说的：
南下干部进城，写信写通知，往往随便找张白纸，写好后先折成一指宽的纸条，再折叠成方胜状，写上收件人姓名和地址，便成了。一九四九年八月三十日，我拿着往报社去报到的，便是这样一封介绍信，上面写的是：
“经武路二六一号李朱社长。”
称谓姓氏连写，如“林罗”“刘邓”，是解放区解放军带来的习惯，我则初见，所以到了传达室，便说：
“找李朱社长。”
“李社长还是朱社长？”
这才知道“李朱”原是二人。
开门见山，简洁生动，既有历史感，又有现场感。
对《书屋》，他也批评，批评得如此满怀深情：
实兄：
《书屋》越办越有看头了，证明就是我拿到手已经不能放下，总是一口气看到底，而且还不只浏览，硬是看得比较细，当然这也就难免发现一二处“问题”，比如这一期（2000.11）第四十八页评郭沫若《凤凰涅槃》引卜辞作：“其自西来风，其自东来风，其自南来风，其自北来风。”便应该是：“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碰巧我手边有甲文原件影印本，便复印一件呈览。
又P.77第一栏倒七行，说葛金烺“曾任刑部主事、湖广司主稿及户部郎中等职，是个四品衔的小京官”。这也不大对。主事虽为正六品，各部院郎中却是正五品，相当于光禄寺少卿、各直隶州知州，已经不怎么小。至于四品，乃是道府一级，可以穿蟒着貂，算是当时的高干了。（清制，国子监祭酒即大学校长和内阁侍读学士都是从四品，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不过从六品，知县只正七品。）
当时的京官，各部尚书为从一品，侍郎为正二品，以上叫堂官，等于现在的部级；给事中、郎中为正五品，员外郎为从五品，主事为正六品，以上叫司官，等于现在的司局级；七品（县处级）以下的才称“小京官”，“四品小京官”则闻所未闻。
这里说的全凭印象，没有查书（亦无书可查），也许不会准确，但大体上不会错。给你们说说，是因为我不愿见《书屋》有此类纰漏，虽然未必会有人注意到这些。
评汪国真，快人快语，极为中肯。诗有汪国真，文有余秋雨，宇宙间自有此一种文字，亦少他不得；但居然风靡一时，群奉为圭臬，则读者水平可以想见，可为太息也。
窃意文当思想见解为主，文笔实为余事。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但这须先有值得“行”又能够“行”的思想见解，而出以含蓄有味的文字，则相得益彰。若徒以摭拾古人洋人文事为能，纵使“做”得出汪国真、余秋雨式的“作文”，似亦不足道。《书屋》既敢发出人所不敢道的文评，则千万不要另一面又为此类文字提供园地，贵其所贱啊！
匆此即颂著祺！
钟叔河
十月二十八日
他的批评是对的。我将此信编发了，发在2001年第1期的《书屋》上，称呼也就由“实兄”变成了“《书屋》编辑部”。
这篇文字写到这里，似乎可以在电脑上点击“保存”的按钮了，但我突然又想起他对我说的一段话，一段很私人的话：
评价一个男人如何，看看他的老婆怎样，也是一个标准吧。为什么？因为这是他在为他的后代选母亲呀。比如我的老婆朱纯，我被判刑劳改之后，四个女儿就是她独自一人做工养大……
关于朱纯，我曾经写过一篇很短的文字，这里我也转录一下，算是这篇文字的结尾：
朱纯走了。
叔河先生很难过，我也是，很难过。
一直想为她写一点什么，却又一直没有写。
为什么？说不出。
有些事，不是想说就能说的，就能说得出来的。有些人，也是的。朱纯就是这样的人。
这样说，不是说，朱纯是很复杂的，复杂得我无法说。不是的，朱纯恰恰很单纯，至少在我看来单纯，我能感到她的单纯，正是因为她的单纯，单纯得我说不出。
我是叫她朱纯的。虽然我是五十多岁，虽然她已七十多岁，想想我与她的认识，那时，还只四十多岁，即使是如此，我还是叫她朱纯的。
我叫她朱纯，她总应一声，应得很自然，笑得也自然，一点都不隔。
这就是朱纯。一个能够让我放松、让我随意、让我感到亲近的人。
朱纯是很安静的，我跟她接触，我也变安静。
朱纯是很乐观的，即使得癌症，她也很乐观，看见她，我就想，我的母亲若能这样，是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朱纯得了癌症时，我也问过她，她说不要紧。
每次见到她，我总想问她，问她怎么样，然而，每次话到嘴边，想想，还是打住了。
她说不要紧，就是不要紧。
又有什么要紧的呢？是啊，又有什么要紧的？若是遇到事情时，能够如她这样想，人也就会轻松些吧。
我曾写过一段文字，我想把它抄在这里，作为我对朱纯的纪念：
很多人的死就像一棵树。
这树长在家门口，或者某个角落里，或者某个平常的地方。
天天看见，熟视无睹。
一旦死了，枯干的树身，被人锯倒，被人拖走，有的甚至连那根兜也被人干净地剜走了。
这时，可能，你会觉得，在你平时的目光之中，突然少了一点什么。
少了一点什么呢？想了想，不明白，究竟少了一点什么。
直到一天，突然看见，原来就在这个地方，就在你的脚边身旁，曾经站有一棵树，一棵不大不小的树。你的心头也许就会拂过那么一种感觉，一种若有所失的感觉。
这时，也许，你就明白，究竟少了一点什么。
朱纯走了，一想起她，我就会有这种感觉。
先生简介
钟叔河，一九三一年生，湖南平江人。第三届“韬奋出版奖”获得者。一九五七年在《新湖南报》被划为右派分子，一九七〇年又因“污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判刑十年。一九七九年后开始从事书籍编辑工作，曾任岳麓书社总编辑。主要著作有《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从东方到西方》、《中国本身拥有力量》（史学论文集）、《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广注》、《儿童杂事诗图笺释》、《钟叔河散文》、《青灯集》、《笼中鸟集》、《小西门集》、《记得青山那一边》、《念楼序跋》、《念楼小抄》、《念楼学短》（全五卷）等。编辑作品有《走向世界丛书》《周作人散文全集》《凤凰丛书》《知堂书话》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