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中国，认识海洋较早，如管仲的“官山海”、桑弘羊的“盐铁论”，以及唐宋时期的“市舶司”和历朝历代颇为辉煌的远洋贸易等，中华古文明中包含有向海洋发展的传统，明代以前的封建王朝对于向海洋发展抱有相对宽容的态度。但在15世纪与16世纪之交的大航海时代，中国向海洋的发展却退缩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陆农业文明所固有的重农抑商思想，包括由此而来的重陆轻海的传统海洋观所造成的影响。
虽然历史上的中国较早走向海洋，但并不具有海洋民族应当具有的海洋观念、海洋意识和海权意识。从远古时代起，中国人的社会活动就一直以大陆农业经济为主，海洋经济从来没有摆在重要的地位。从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来看，以农为本必然导致重陆轻海的思想观念。中国从神农、黄帝起，尤其是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思想后，农本商末的思想就占据了主导地位。历代封建统治者都程度不同地实行重农抑商的传统国策。宋代时期的商品经济，尤其是沿海地区的海洋经济尽管日益活跃，但始终被限制在不危害封建经济基础稳定的范围之内。明代直接例行海禁。
根据重农抑商的传统思维定式，封建统治者自然漠视向海洋的发展，特别是对民间海洋社会经济一再加以禁止、破坏和限制。在重农抑商、重陆轻海的传统思维方式得到强化的同时，中国人面向海洋、走向海洋的能力也于此时被弱化。因此，宋代以来日趋发展的海洋社会经济不可避免地在东西方的海洋竞争中最终失去对抗的优势，中国的海洋事业也由此走向衰落。至晚清、民国之时，中国的万里海疆不保，海权丧失殆尽。直到今天，中国的海洋观念、海洋意识依然比较淡薄。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海洋观的发展也有短暂的闪耀，那就是举世瞩目的郑和下西洋。“国家欲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亦来自海上。”这是我国伟大的航海探险家郑和于600年前提出的警世名言。1405～1433年的28年间，郑和率领规模庞大的船队，先后七次远渡重洋，经东南亚、印度洋到达红海和非洲，遍访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揭开了人类远洋航行的序幕。据史料记载，郑和下西洋主要出于政治动因，他给我们展现的是东方思维方式和航海样式。郑和下西洋是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文化深厚的积淀之上的思维方式。明朝欲通过“怀远”航行来“示中国富强”，实现明朝“德抚四海”的天朝志向。郑和下西洋就是其对外政策的一个重大举措。它把明朝的稳定和发展与世界、尤其是与周边的环境结合起来，以便争取一个长治久安的和平局面。从这一点上看明朝政府的这一举动是对我国古代大海权思想的传承。而在同一时代的稍晚的年代里，相对于郑和下西洋，西方航海则主要出于经济动因，以经济利益为目的，通过武力扩张来攫取财富。它代表着西方航海思维方式和航海样式。不管是哥伦布、达·伽马，还是麦哲伦的舰队，其首要任务都是贸易、获取最大利润，通过暴力手段征服、赤裸裸地抢劫、欺骗性贸易，甚至贩卖黑奴劫掠财富等手段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欧洲商品经济因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郑和下西洋对世界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伴随郑和的一次次出航下西洋的船队将中国文化远播海外，在东亚乃至亚非建立起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深厚底蕴的国际交往准则。凭借这些准则，对区域政治、经济秩序起到了整合的作用，在各国间建立了合法性的制约关系，形成了具有特定区域空间特征的国际关系和贸易网络。郑和下西洋建立的东亚与南亚、西亚乃至非洲等地的贸易网络，整合形成了当时世界两大贸易区之一。在区域间突出了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因此，它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深远的。这一深远意义的组合形成，一直持续到欧洲人东来，这是西方航海不具备的作用。郑和七下西洋对明朝之后的东西航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有着深远的影响，由于海上线路的开通，一方面，使西方的航海家兴起环球航行之风，促使人类绕地球航行的梦想终于实现；另一方面，西方宗教、文化不断沿郑和航线传入中国，使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各层面由于文化交流而渐渐发生质的变化。尽管几百年后中国深受帝国主义者欺压之苦，但却为现代中国铺就了民主与科学的基础。
近代中国的海权管理
自郑和下西洋以后，明清政府逐渐实行海禁政策，其在明初萌发的海权思想已经完全倒退，这应该归属于海洋观念的落后。中国人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一条重要结论是：落后就要挨打。技术落后当然要挨打，而观念落后也要挨打。
观念不变，海权意识不确立，即使有先进的技术装备也不能打胜仗，甲午之战最能说明这一点。19世纪90年代的中国海军，其实力居亚洲第一、世界第四，优于日本，然而支配这支海军的观念却是保疆守土的落伍思想，完全没有控制与利用海洋、争夺制海权的远见和准备，故只能消极防守、被动挨打。战争的胜负，不完全取决于技术装备，它首先是战略指导思想的较量。
历史进入20世纪初，沉痛的教训迫使人们作更深层次的思考，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第一个剖析了其中的奥秘。他第一个意识到中国海权观与世界海权观之间产生的大断层所导致的历史悲剧，他第一个向国人提出了耳目一新的海权概念。孙中山先生敏锐地认识到加强中国海权的战略意义，他深刻指出：“自世界大势变迁，国力之兴衰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其海上权力优胜者，其国力常占优胜，观诸国之海军表，其国力竞争之消息，可以默喻矣。”孙中山认为，国家生存要素为土地、人民、主权，三者缺一不可。而其中的土地，不单指陆地，也包括领海，因为海才是国的界境。所以，从捍卫国土、争取国家独立的角度而言，海权不可不争。海上力量是海权的重要象征，为了捍卫海权，孙中山呼吁建立强大的中国海军。他深感中国近代海军的落后，因此对海权的维护忧心忡忡。他说：“中国之海军，合全国之大小战舰不能过百只，设不幸有外侮，则中国危矣！”更为可贵的是，孙中山在维护海权，拓展海疆的宣传中，更注重对时局的分析。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帝国主义正忙于分赃，日本也正在为攫取德国在太平洋代管岛之权与列强争吵不休时，孙中山高瞻远瞩，他尖锐地向国人敲起警钟，大声疾呼：最先可以灭亡中国的是日本。为此，他在捍卫海权的宣传中，常以日本帝国主义为未来的假想敌，从国家战略上唤起人们的警觉。然而在军阀混战的年代，孙中山的海权思想未能付诸实践，中国人经略海洋的舰船再度搁浅。
中国的第一个“马汉”——陈绍宽
继孙中山之后，在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时代，对中国海洋文化的发展有重要贡献的是国民党的一位元老陈绍宽。他是福建人，曾毕业于江南水师学堂，历任海军舰艇二副、大副和舰长。作过中国驻伦敦公使馆武官，出席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巴黎和会，北洋政府时任海军舰队司令。南京国民政府时任海军部政务次长、部长，后任海军司令。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代表中国海军参加南京中国战区日本投降仪式。因不满蒋介石的内战反共政策而被蒋介石撤销职务解甲归田。
陈绍宽之所以被称为中国的第一个“马汉”，不仅因为他有马汉相同的经历和海权思想，同时也是中国内战和抗日战争时期，国人无暇顾及海上，而能够利用自己的职务努力传承与实践中国海权的第一人。他的理论建树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认为海军是确保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重要工具。“公海有领海，是一流贯通的。所以随便一个国家，该就他的领海而设防，这就叫做海防。”陈绍宽认为：海军对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具有重要意义。国家在国际上要实现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经济地位平等都必须有国防之外线海军的充分势力。
二是认为制海权是民族立于不败之地的有效手段。陈绍宽早年多次出国考察，在海权认识上深受西方马汉的影响，他指出西方之所以发达，是因为他们把发展海军与国家兴衰强弱联系到一起，“英国视海军为命脉，凡工商业之推广，海上航轮之维护以及殖民地之保卫，悉唯海军力是赖，而海军亦即以此所获之财富，而助其本身之发展。全国上下，持此观念，付诸实施，永久不衰，故能掌握世界海权至今日”。
三是认为海军是确保亚太海域和平与稳定的中坚力量，他明确指出：“吾国今日所处地位，对内则为国家争独立，为民族竞生存，对外则为世界维正义，为人类造和平。”因此，中国海军的建立，还要从太平洋稳定的角度去着眼。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他对中国海军应起到的作用寄予厚望。
四是从海军战略的角度阐述了海军战略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海军战略的方式方法。他认为战略无非两种类型，一是防御，即出于防护自身的利益进行的自卫战争；二是进攻，即为了夺取他人所有进行的侵略战争。海军作战无非这两种，但就海上而言，与陆地有众多的不同，海上战术宜采取攻势。
陈绍宽是为数不多的看到中国海权不兴盛历史原因的中国知识分子。首先，他认为中国文化的传统和习惯影响着中国人对海权的认识；其次，明清以来中国历朝统治者兴海禁戒，加剧了国人对海洋兴趣的淡薄；再次，上层陆主海从的思想占主导地位，“所以秦筑长城，汉平西域，其功绩在历史中传诵不朽，而戚继光所造成的海塘碉堡，则成为凤毛麟角，未为后人所重视”。这些见地，在中国看来也是非常准确的。
陈绍宽的海洋战略思想是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知识界无暇顾及海上之时，中国海洋文化思想的最重要的传承和发展，也正因为他的努力，建设和保留了一支中国海军，解放战争后期，这支海军有一部分起义，成为新中国海军的主力。这支队伍在战后收复中国海疆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有中国这支海军存在，中国的航海技术、航道测量及海图技术、造船造舰技术、海军攻防战术、海洋水文气象调查技术等得以传承，中国海洋文明发展官方成果仍占有主导地位。
中国海权与崛起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即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帝国主义的海上封锁，给新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一定影响，但中国的海上航运业还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978年党中央决定把工作重点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到1988年又提出沿海地带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1992年党的十四大决定国民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接轨。应该说，中国对外开放是以沿海地区为重点逐步推进的，形成了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对外开放港口城市按部署依次发展态势，充分利用沿海地带靠近世界贸易主航线的区位优势和原有基础较好的条件，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加快发展沿海地带的经济。通过沿海地带的外向型经济的起步发展，梯次带动内陆地区，加快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三步战略目标。
随着中国革命和工业化的发展，中华民族海洋观念也在不断地更新，特别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海洋观念，已经完成了从“渔盐之利”和近岸交通的“舟楫之便”向“海洋是通往世界各地的交通大道”这一新观念的转变。
100多年来，海权思想在世界的发展是迅速的，海权论唤醒了世界，它已经成为海洋时代的战略指导思想。然而在中国，海洋观念的转变却是艰难的海权，它是海洋意识的核心，确立海洋意识和海权思想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
中国要强大，中国的崛起是全面的崛起，而海洋事业的崛起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与地位。
我国海洋安全战略的目标是有效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海洋权益是海洋权利和海洋利益的总称。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家的海洋权利包括：沿海国在国家自己管辖海域（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分别享有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在国家自己管辖的外海域（公海、国际海底、他国管辖海域）依法享有的有关航行自由和捕鱼、国际海底资源勘探、开发等权利。如在航行制度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了关于通过领海的无害通过权、关于通过国际海峡的过境通行权、关于群岛海道通过权及关于公海航行自由权的四项权利。国家海洋利益主要是指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政治利益及开发利用领海、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公海、国际海底等所获得的收益。
我国海洋安全战略内容应包括：尽早划定我国海疆，加强对我国管辖海域的有效管辖，加强海洋立法，加快海军现代化建设，筹建海岸警卫队，建立海上防卫和安全机制及突发事件处理机制，并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地区海上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等。要有明确安全的海疆线就要解决两个主要问题：一是管辖海域内岛屿的归属；二是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界线的划定。前者是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后者是属于对海洋法不同理解和贯彻的问题。中国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上述两个问题。其次，海洋安全要求有一支以海军为主体，包括商船队和海洋科研部队的海上综合力量，以保障油气和渔业资源的开发，海上运输线的安全，保证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及有效防御来自海上的武力威胁。我国发展海上综合力量具有明确的防御性，是捍卫我国应有的海洋权益，而不是去侵占他国的权益。
中国要有海洋战略的思维和海洋战略的作为。要把捍卫和维护我国海洋权益作为今后我国战略指导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海洋战略思维包括中国必须走出太平洋，走出印度洋；海洋战略包括建立新的海洋观和海洋文化，用一种更外向、积极、主动的方式来面对外界。
海洋这片“蓝色国土”是人类生命活力的延续，亲海则兴，疏海则衰，中华民族正面临着一场非常严峻的挑战。唤醒全民族的海洋意识，形成全民族齐心协力关注海洋、开发海洋、保护海洋的局面，推动海洋事业的繁荣发展，是促进我国成为海洋强国的必由之路。伸开你的双臂，拥抱300万平方千米海洋国土辉煌灿烂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