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八年（612年）正月，隋军誓师征讨，陆路由隋炀帝亲率，兵分左右各12军，共计100多万人，号称200万大军，急趋平壤；水路由大将军来护儿率江淮水军从东莱出海先行，到达大同江，以接应陆军。海上船舰首尾相接长达百里，征战之盛况，前所未有。
三月，隋军渡辽水，大败高丽军队，并乘胜围攻辽东城（今辽阳）。未料，辽东城池守备坚强，隋军久攻不下；炀帝亲到辽东城下督战，仍未攻陷。此时，海上来护儿率领的水军从东莱渡海登陆，大军行至距平壤30千米的灞水，与高丽军短兵相接，一场血拼，杀得天昏地暗，隋军旗开得胜，攻入平壤。
隋军入城后，与城中的高丽伏军相遇，高丽军利用地形优势，大举反攻，隋军人数虽多，然而因兵力分散、地形不熟而大败，来护儿急令撤军，逃回海边。此时，高丽军乘胜追击，兵士生者不过数千人，损失惨重，隋军残部退到海口守而不战，以待援军到来。炀帝见陆军久围辽东不下，遂命大将军宇文述等率军绕道攻平壤。
宇文述率军渡鸭绿江，高丽大臣文德率军迎战，隋军将士傲胜追击，至距平壤15千米的萨水（今清川江），高丽军乘隋军半渡萨水之际，以优势兵力直扑隋军，隋军大败，残部退还辽东。30多万大军渡江，生还者仅2000多人，资储器械损失难于计数。来护儿闻隋陆军败北，只得从高丽撤军回国。
七月，炀帝被迫下诏班师，首次对高丽的讨伐以失败告终。
2.第二次东征
大业九年（613年）正月，隋炀帝再征兵屯集涿郡，修城池以贮军粮；四月，炀帝率军至辽东，但辽东城防守严密，隋军仍然久攻不下。
炀帝命人造了100多万个大布袋，装满泥土，准备堆积成一条和城墙同样高的路，以便战士登上泥土布袋攻进城内，他又制作了有8个轮子的楼车，楼车比城墙还要高，兵士可以站在楼车上，居高临下，配合泥土袋上的战士，以弓箭射城内的高丽守军。隋军一切准备妥当，正欲猛攻之时，突闻礼部尚书杨玄在黎阳起事，发兵攻打东都洛阳。隋炀帝闻讯大惧，密令诸将迅速撤军。
隋军连夜开拔，军械器具堆积如山，全都弃而不顾，甚至连军营的帐篷也来不及搬运。辽东城上的高丽军发现，隋军突然撤走，一时还不敢出城，直到次日中午，才渐渐出城察看，他们害怕隋军有诈；过了两天，确认隋军真的撤退了，始派数千人跟踪而来。一直追到辽水，高丽军才敢接近隋军的殿后部队。此时，隋军殿后军仅数万人，高丽军猛烈攻击，隋军大败，高丽军得胜而归。
3.第三次东征
大业十年（614年）二月，炀帝又征召天下之兵，命诸将再征高丽。臣下已无敢言者。炀帝一意孤行，诏令天下，发动第三次对高丽的战争。
三月，炀帝到涿郡，被征调到涿郡的各路兵卒在半路上已逃散不少。
七月，炀帝到芝西怀远镇（今辽宁北镇县）督战，百姓已不堪重负，动乱四起，义军遍布全国。这次对高丽作战是走渤海、黄海沿岸线路，水路比较平稳，即从山东东莱出发，纵渡渤海海峡，在辽东半岛南端登陆，攻打卑沙城（今辽宁金县大黑山外），击破高丽守军，乘胜直趋平壤。
高丽因连年战事，早已民穷财尽，无力再作抵抗，只得遣使求和，暂作缓兵之计。隋炀帝在怀远镇接受其降，遂得胜班师。
十月，炀帝还东都洛阳，征召高丽王高元入朝，高元惧怕，不肯进京。炀帝大怒，又想第四次征讨高丽，无奈全国内乱愈演愈烈，此时隋炀帝已力不从心了。他的三次征讨高丽，倾全国之力，竟未能成功，尤其是第一、二次东征，损失惨重，造成民怨沸腾，成为隋朝迅速覆灭的重要原因之一。
虞允文之采石大捷
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国在并吞大辽后，起兵三路，又一次大举进犯南宋，一路以骑兵从西路攻击四川，另一路筹划越长江进逼南京，第三路以600艘战舰和7万水军直攻京城临安。
金军抵达长江北岸，日夜打造战船，准备自采石杨林渡（今安徽和县）渡江南侵。
十一月，金军在统帅完颜亮指挥下，以百艘战船强渡长江，前面的70艘船已逼近南岸，被宋军虞允文指挥的海鳅号船冲撞，击沉过半。海鳅船是一种用车轮激水，行动快速的小型战船，它与大型战船组成水师，一队泊在大江中流，为主力，两队分东西两翼，形成掎角之势，剩下的两队隐蔽于港湾中，以袭击敌船和援助前阵。
金军所用之船，多底平，行动不稳，且金兵不谙江道，船上能施弓箭者，每船不过数十人而已，于是，尽被杀于江中。也有的金兵船只漂流至采石下游的雪家湾，被宋军以强弓射击，船上的金兵多被射死。金军一半落水淹死或者被射杀。
有金将进谏完颜亮：“臣观宋舟甚大，行驶如飞，水战非我所长，恐不可速济。”完颜亮怒斥：“我随四太子追赵构至海上数百里，何见有大舟？”执意进军。他先使水军佯攻以探宋军虚实。虞允文识破金兵动机，未予回击。于是，完颜亮命5000名将士乘坐300艘战船向东岸冲来。等金军靠近岸边，突闻鼓号四起，只见宋军从岸上隐蔽处杀出，严阵迎战金兵。金军大骇，宋军拼死力战。此时，江面风力渐弱，虞允文命令军队以海鳅船猛冲金船，并用装有火药、硫黄、石灰的霹雳炮猛击。海鳅船上的兵士毫无惧色，冒着射来的飞箭踏车前进。
金军所用的舟船底宽平，风力一弱，就在江中飘摆不定，无法前进，结果船只或沉入江中，或半浮水面。宋军将渡江之敌歼灭大半，击退了金兵的进攻。此时，天色渐渐暗下来，恰有宋军自光州（今河南光山）来，虞允文授予旗鼓，从山后杀出，充作疑军。金兵听到南岸鼓声震天，山后旗帜摇动，以为大批援军到达，军心大乱，纷纷逃遁。虞允文命将士发射弓箭进行追击，大败金军，江面留下浮尸4000余具。
虞允文料完颜亮不甘失败，当晚将战船分为两队出杨林口，一队到上游，一队留渡口。次日拂晓时分，完颜亮果然又派兵渡江。虞允文令两队出战夹击。金兵300余艘大船被困江心，宋军乘势放火毁船，焚敌舟300余艘，金兵乃败退。虞允文预计金兵将再犯京口（今江苏镇江），继续南侵，于是又率军1.6万余人援京口。为震慑金军，虞允文命兵士驾驶车船在江面疾驶，车船在江上疾转如飞。金军见状，大惧，相顾惊愕。时完颜亮下令，强渡长江。兵士经过采石之役，料水战不敌宋军车船，不敢轻易出击。
采石之役在宋代战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两军兵力悬殊，宋军力挫金军主力，粉碎了金军渡江灭宋之梦，从而使宋廷得以延续，指挥者乃一介书生——虞允文。同时，也说明了南宋船舶制造已有了相当高的技术。采石大捷之后的40年间，南宋水军规模达到了高峰。
郑成功收复台湾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624年，荷兰殖民主义者侵占了我国台湾西南海岸安平湾一带，修筑赤嵌城和台湾城（两城相距不远，都在今台湾台南安平）。1626年，西班牙殖民主义者也侵占了我国台湾北部的鸡笼（今台湾基隆）和淡水，后经长达15年的争夺，荷兰人打败西班牙人，于1641年独占台湾。荷兰人强迫台湾人纳重税，还把台湾人卖到爪哇当奴隶。
1661年，郑成功命子郑经留守金门厦门。3月23日，亲率战舰350余艘，将士2.5万多人，从厦门、金门出发，横渡海峡。四月一日，到达台湾赤嵌城附近的鹿儿门外登陆。郑成功掌握了四月一日黎明正当大潮的潮流规律，从澎湖出发时全程航行时间的计算十分准确。当大批战船抵鹿儿门时，正值高潮，立即趁潮顺利进港，约一小时完成登陆。台湾人民热烈欢迎郑成功大军的到来并给予热情支持。郑成功大军进驻赤嵌街（今台湾台南赤嵌楼）。赤嵌城荷军仅300人，只得困守。荷兰守将猫难实丁写信派人到台湾城（荷兰人名为热遮兰）去求援。荷兰总督揆一得信后，派战将拨鬼仔率鸟枪兵数百来援，被郑成功部将陈泽打败。击沉荷舰1艘，其余3艘受重伤狼狈逃至海外。郑成功水师控制了台湾海面并切断了两城间及其对外联系。四月初，赤嵌城投降。郑成功派猫难实丁到台湾城去招降揆一。揆一写信给郑成功，愿送白银十万两，请求郑军退出台湾。郑成功复信义正词严指出：“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久为贵国所踞，今余即来索，则地当归我。”四月，包围台湾城。八月上旬，从爪哇来的荷军以战舰10艘来援。陈泽率水师迎击，将其击败。十二月下旬在长达8个月的围困中，荷军死1600多人，城内仅余600人，能战斗者仅300人。在粮断援绝、突围无望之绝境中，荷兰侵略者只得于1662年2月1日向郑成功投降。荷兰总督揆一及其残兵败将被逐出台湾。被荷兰殖民主义者侵占了38年之久的台湾回到祖国怀抱。1662年6月23日，郑成功病死，时年39岁。他是我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为捍卫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做出卓越的贡献。然而如果没有强大的水师和人民的支持，郑成功是不可能收复台湾的。
清代远洋航海业在规模上超越于前代。18世纪中后期即清代远洋最盛时，约有远洋商船600余艘，总运载能力可达20多万吨。在东南亚地区的航运力量仍居领先地位。18世纪后期，中英贸易中，中国仍处于领先地位。只是由于清朝的封建统治日趋腐朽衰落，世界资本主义处于上升阶段。19世纪20年代后，中国经济日益落后，使造船航海业处于停滞期。
§§§第三节我国古代的海洋渔业经济
原始社会的渔业
早在距今170万～20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元谋人、蓝田人和北京人，就开始了渔猎活动，古籍记载，上古之世，民食蚌蛤螺肉，长臂人两手捉鱼，现代考古工作特别是地下出土文物证明了这些记载的正确性。中华民族的祖先，从采集贝类和徒手捉鱼开始，接着是使用石器、木棒、骨制鱼叉、鱼钩、鱼镖、弓箭等工具进行捕鱼。在长达几十万年甚至上百万年的岁月中，渔猎是人类的唯一生产活动。
原始生产的特点，是使用简陋的工具，猎取比较现成的天然产物。到了传说中的包（伏）羲氏时期，人们开始“结绳而为网罟，亦佃亦渔”（《易·系辞》）。网罟的出现是一大进步：同鱼钩鱼叉相比，它提高了生产效率，可以猎取到更多的食物。十分可能，正是网罟这类工具使人们从渔猎物的剩余贮存中，学会了动物的畜养和畜牧；又从牲畜的饲料中，学会了谷物种植。与此同时，人们也相应地学会了制陶、编织等古代“百工”。
生产的发展推动着社会的前进。尧舜时期，是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的过渡时期。舜本人曾渔雷泽，耕历山，陶河滨，是一个能渔能耕能陶的多面手。《史记·五帝本纪》说：舜继尧担任部落联盟首领时，开始在部落联盟领导机构中设置“虞”、“稷”、“共工”等原始官职。其中“虞”掌山泽（渔猎），“稷”掌谷物种植，“共工”掌百工。这个分工设职，标志着国家雏形的出现和原始社会的解体。
原始渔业之后，是一个跨越奴隶制和封建制两种生产方式的传统渔业。它的基本特点是，以风帆为动力，以木船网罟为主要捕捞工具，伴之以人工天然养鱼。人们进一步利用自然，依靠自己的活动扩大生产。
从奴隶制夏王朝到封建制西汉王朝，是传统渔业的大发展时期。相传夏禹作帆（明罗欣《物原》），姒芒“狩于海，获大鱼”（《古本竹书纪年》）。商王“在圃渔”（甲骨文），周文王修“灵沼，于牣鱼跃”（《诗经》）。春秋时期，齐国渔民在海上“乘危百里”，昼夜捕鱼（《管子》）；朱公居陶“耕畜”（养鱼）经商，“致资累巨万”（《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周书》曰：“虞不出则财匮少”。《国语·鲁语》曰：“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由于生产范围的狭小，生产水平的低下，渔猎在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主要财源的地位。西周后期发生过这样一个事件：周厉王“好利”，将山泽收归国家专利，禁止中小贵族和平民百姓渔猎。事关整个社会财源，引起“国人谤王”；厉王又用暴力镇压。公元前841年，终于在首都镐京发生了“国人暴动”，在声势浩大的“国人”打击下，“厉王出奔于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日共和”（《史记·周本纪》）。周厉王想独霸山泽，结果出逃流亡，连王位也丢掉了。
《国语·楚语》记述：春秋末期楚国大夫王孙圉访问晋国，和晋国正卿赵简子议论“国之宝”，王孙圉以“六宝”论折服了晋国正卿。王孙圉的六宝，一是人才，二是玉，三是龟，四是珠，五是金（铜），六是山林薮泽。这个六宝论中，龟、珠、薮泽都属于渔业生产的范围。
由于渔业的财源地位和珍宝价值，使人们在生产中逐财求利，于传统渔业的大发展时期同步出现了淡水渔业资源的大破坏。从夏王朝直到春秋战国，许多有名的帝王、卿相、令宰、史官、圣人、学者，纷纷出来大抓资源保护的实践和理论。夏禹制禁令，“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逸周书》）；周文王年老嘱太子，“不鹜泽”（《逸周书》）；孔丘“钓而不网”——终生只钓鱼不用网捕鱼（《论语》）；宓子贱“舍鱼”——把捕到的幼鱼和怀卵亲鱼再放回水里（《孔子家语》）；里革“断罟匡君”——砍断国君的渔网纠正其滥渔错误（《国语》）。管仲曰：“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网罟必有政”（《管子》）；孟轲曰：“数罟不入洿池”、“王道之始也”（《孟子》）；荀况曰：“不夭其生，不绝其长”（《荀子》）；吕不韦曰：“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吕氏春秋》）。如此等等。其中孟轲是一位最突出的保护资源的先哲，他根据当时渔业、林业双双遭受破坏的情况，精辟地为后人总结了一条真理：“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
先秦时的渔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