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说，”克利斯朵夫忍不住要批驳他了，“你认为一个美丽的肉体没有艺术价值！一股强烈的热情没有艺术价值！唉，可怜的人！你难道想象不出一张俏丽的脸为肖像画增加的美，一腔热情为一段音乐增加的震撼人心的感染力吗?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孩子！你们好像不听演讲者说些什么，只从他的声音、他的手势就认为他说得好极了，是这样吧！糊涂蛋！你太傻了。”
克利斯朵夫所恼火的不是巴黎的某种音乐理论，而是所有的音乐理论。他听厌了那些口口声声谈音乐而只是说音乐形式的音乐家的谈话，全都是废话！克利斯朵夫同穆索尔斯基有一样的想法，音乐家不仅需要音乐，有时应抛开音乐，读几本美妙的书，得点儿人生经验。
巴黎的音乐座谈室太多了，制造和弦的铺子太多了！所有这些像炒菜一般造出来的音乐，只能让他看到魔鬼，而绝对听不见生命的脉搏。
于是，克利斯朵夫离开了令人讨厌的音乐界，准备去访问法国的文坛和社会了。
同很多法国人一样，克利斯朵夫先是通过报纸来了解法国文字的。他急于要了解巴黎人的思想，补习法语，便依别人的意见，把日报上最典型的巴黎的东西用心研究。第一天，他在社会新闻里读到了一篇骇人听闻的报道——一位父亲同他十五岁的亲生女儿同床，从作者的口气可以看出，他将此视为很平常的事。第二天，他在那份报纸的同一个版面读到了一个父子间纠纷的故事，纠纷的起因是爷儿俩同睡一个姑娘。第三天，他又读到一桩兄妹乱 伦的新闻。第四天，他读到姐妹同 性 恋的报道。第五天……第五天，他再也不想看这些东西，向高恩说：
“这些东西算什么?你们都发疯了吗?”
高恩笑着说：“这是艺术。”
“别跟我开玩笑！”
“不是开玩笑，你自己看罢。”
他让克利斯朵夫看了一个最近出版的“艺术与道德”的征文启事，上面有如下语句：“爱情使一切变得圣洁。”“肉欲是艺术的催化剂。”“艺术无所谓道德。”“道德是耶稣会派的一种成见。”“最重要的是要有强烈的欲望。”等等。他还给他看了好些文章 ，其中一篇证明某部描写妓院老板的风俗小说是纯洁的。一个旧教徒，重视伦常的诗人，却极其推崇一篇描绘希腊淫风的作品。那些抒情性的文章 所推崇的小说，无一例外大量描写各个时代的淫风：罗马的、亚历山大的、君士坦丁堡的、意大利和法国文艺复兴时代的、路易十四时代的……简直是关于淫风的“百科全书”。另外有一组作品集中研究世界各地人的性 欲问题，他们的作者中有的是很出众的诗人或作家，要不是他们比别人知识渊博，别人肯定分不出他们与其他作者有何两样。他们用精炼的措辞叙述着古代的淫风。
可悲的是，一帮真正的艺术家，文坛上名副其实的权威，也在干这种工作。他们费尽心思想写点东西，让晨报或晚报拿去发表。周期性地写，如同母鸡下蛋，每星期两次，不断地继续下去。日子一久，他们到了无可再写的地步，就制造些猥亵的新花样，读者看得多了，再淫荡的想象他们也习以为常了。作者们非加强刺激不可，非和别人制造的刺激，和自己以前制造的刺激竞争不可，他们为此呕心沥血，让人看了觉得可怜又可笑。
克利斯朵夫不了解这些东西的内幕，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为了三十个铜子而出卖艺术的做法是不能宽恕的。
“即便是为了维持他最亲爱的人的生活也不能被容忍吗?”
“不能。”
“你不近人情。”
“这不是人情的问题，主要得做一个人！……人情?你们这群没有骨头的软东西……记住：一个人不能同时有几十个上帝，不能同时爱几十样东西……”
克利斯朵夫的生活内容仅限于埋头工作，所以他眼界狭小，不曾知道艺术腐败在像巴黎这样的大城市里是不可避免的。高恩提出柏林的秽史，德国上层阶级的腐化堕落，蛮横专制的作风等等与克利斯朵夫争辩。高恩并没有袒护法国的意思，他只想告诉克利斯朵夫德国和法国的风气是一样的；克利斯朵夫则将这种腐败同法兰西的民族性联系在一起，将这作为法国艺术特有的恶习并归结于拉丁民族的劣根性。
同巴黎文字的初次接触便让克利斯朵夫感到非常痛苦，直到过去很长时间才能忘掉。其实，巴黎有优秀的文字，只是没有受到高恩一伙的吹捧，它们也不稀罕他们的吹捧，高恩真心将自己和自己的朋友当成法国艺术的代表，除了他们所承认的大作家之外，法国再没有值得钦慕的艺术家了。所以，他没向克利斯朵夫提到过这些著作。为法国诗坛增光的天才们，克利斯朵夫一个也不知道。小说呢，他也只看到了巴莱斯和法郎士的几部作品，他的法语太差，因此难以领略前者思想剖析和后者幽默风趣的妙处。他好奇地瞧了瞧法郎士花房里培养的橘树，以及在巴莱斯心头开花的娇弱水仙，在意境高远又很空灵的天才梅特林的面前，他也站了一会儿，觉得有股单调、浮华的气息。他颤抖了一下儿，不料又被早已熟悉的左拉的浪漫主义搞得头昏脑涨。等到从左拉的影子中挣脱时，他又淹没在了另一股文字的洪流中。
在这股洪流中，弥漫着女性的味道，文坛上挤满了女性和女性化的男人。女人写作原本是件好事，可以将男性作家永远不可能写出的东西——女性秘密的心事——描绘出来，可惜的是，很少女作家这样做。大部分女性作家写作的目的只是为了勾引男子，在书中如同在客厅中一样，买弄风情，调戏读者。于是，小说像雨点儿一样不可胜数，无一例外地撒谎矫情，文字含糊不清，令人仿佛进了香粉铺，闻到了一股俗不可耐的又香又腻的脂粉气。克利斯朵夫很同意歌德的说法：“女人们要写诗，写文章 ，都可以。但男人决不能像女人那样！那是我最讨厌的。”造作、哗众取宠，存心同一些最无聊的人玩情感游戏，撒娇同时又撒野，心理分析恶俗不堪，克利斯朵夫见了心里不由得作呕。
然而克利斯朵夫明白还不能下判断，他的耳朵被嘈杂的声音震聋了，反而听不见美妙的笛声。其实，这些作品中有不少才气，表现了生活中的一种甜美，像班吕琪和拉裴尔画中不胜慵懒的少年，半眯着双眼，在爱情的幻梦中微笑。但这一切，克利斯朵夫全没看见。他只看到：写作像传染病一样蔓延，男人、女人、孩子、军宫、优伶、交际花们都在写作。出版物堆得几乎填满山谷，成了公害隐患。
克利斯朵夫不想据此来判断巴黎社会，也意识到高恩这样的向导只会使他更加迷失。从前在德国，他就对书籍杂志存有戒心，谁能保证这不只是某些无聊者的意见?谁又能保证除了作者还会有人看过那些文章 ?戏剧才能使你对社会有个较准确的把握。
巴黎的戏剧是很兴盛的，除去各区的小剧场、音乐咖啡屋、杂耍班等一百多处 夜夜客满的场所，巴黎光是大戏院也有三十多家。四个国家剧场有超过三千的员工，每年开支大约1000万法朗。演员们的素描像、漫画、照片，随处可见，留声机上传出他们咿咿呀呀的唱腔，日报上刊载着他们关于政治和艺术的妙论。他们有的还有报纸专门刊载他们对往事的琐碎回忆。演员们是演戏圈的主宰，剧作者俨然是他们的侍从。
克里斯朵夫要求高恩带他去那个圈子看看。但在这方面，高恩的引导水平也并不比出版界高明，克利斯朵夫在高恩的帮助下看到的法国剧坛，使他厌恶的程度丝毫不亚于他在出版界见到的第一批书刊时的感觉，到处都散发着精神卖淫的气息。
出卖娱乐的商人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国粹派，这派将丑恶畸形的身体当作笑料，粗野，毫无忌惮。他们自诩为“大丈夫的爽直”，自命将放荡的行为与道德的矛盾调和了。他们作品的典型情节是：不贞的妻子演过了四场淫乱的丑事后，又回到丈夫的怀里。法律得以维持，道德得救了！
另一派是新式的，更细巧也更讨厌。法国剧坛中全是些巴黎化的犹太人(和犹太化的基督徒)，在戏剧中玩弄情操，那是颓废的世界大同主义的特征之一。因父亲而脸红的儿子们不想承认其种族，他们摆脱了几千年形成的民族灵魂后，将剩下的个性同别的民族知识和道德的长处凑合起来，并且为自己的杰作自鸣得意。剧坛中称霸的人，最善于将猥亵与感情混在一起，使恶带点儿善，使善带点儿恶，弄出又香又臭的气味来，令人作呕，他们却称之为：“否定道德的主义。”
他们这派最喜欢采用的人物是多情的老人。有时，六十岁的老人会将自己的女儿当作知己，向她讲自己的情 妇，女儿会向他讲自己的情夫。老人鼓励女儿去犯奸，女儿则替父亲去央求那个不忠的女人重新与父亲偷情。有时，尊严的老人成了情 妇的知己，会怂恿她讲出同情夫们之间的故事，听得津津有味。有时我们眼中的绅士会替她的情 妇安排交际与匹配的事，时髦的女人朝三暮四，男人做着龟奴，女人却在搞同 性 恋。这些故事的主角都是上层社会的人物。经过包装的坏货色容易销售，把年轻的妇女和年老的绅士逗得笑逐颜开。但是，正派高尚的人会闻到那股死尸和娼妓的味道。
他们的感情也是混杂的，他们制造了一种杂糅的土话，是将各阶层各地方迂腐粗俗的口语，古典的、抒情的、下流的、做作的、幽默的、胡说八道的等各种各样的话混合而成的。他们用了很大精力挖苦人，可是却缺少智慧和技巧，即便如此，仍能仿着巴黎的风气制造出一些乐趣。好比一块劣质的宝石，镶工手艺也不精良，但放在强光灯下仍会发亮。他们很精明，观察细致，但近视能将小事夸大十倍，却不能看到大事。他们特别喜欢珠宝的光彩，故此除了暴发户心目中的典雅形象外，很难描写其它东西。
这些犹太作家的天性有时因为莫名其妙的刺激，会从他们心灵深处觉醒过来。那才真是许多世纪许多种族的混合物，仿佛一阵怪风，将土耳其杂货铺的臭味吹到了巴黎人的床头，并夹杂着闪烁金光的砂土、奇妙的幻觉、醉人的肉感和剧烈的神经紊乱。好像希伯莱的勇士撒姆逊，沉睡几千年后，突然醒来，挟着疯狂的怒气推倒了庙堂的支柱，塌下来的房顶压在了自己身上，也压在了敌人身上。
克利斯朵夫掩鼻对高恩说：
“这里头不缺力量，但臭味太浓。让我去看看别的东西吧！”
“那你想看什么?”
“真正的法国！”
“这不是真正的法国吗?”高恩问。
“不，”克利斯朵夫回答，“法国不会是这样的。”
“怎么不会?还不是跟德国一样?”
“我绝对不信，这样的民族活不过二十年，因为现在我已经感觉有股霉味了。真正的法国一定还有别的东西。”
“再没有了。”
“一定有。”克利斯朵夫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看法。
“噢！我们也有很高尚的心灵，”高恩说，“也有配合他们品性的戏剧，你要看这个，是不是?”
于是，他和克利斯朵夫来到了法兰西剧院。
那天晚上，剧院演的是一部现代散文体喜剧，主题是关于法律问题的。
一听头几句台词，克里斯朵夫就不知道这是哪个世界的故事了，通篇是抽象无比的词语。演员的声音异常响亮，语速缓慢，每个字都咬得非常清楚，仿佛教朗诵。姿势庄严得让人联想到教士，女主角披着希腊式的睡衣，则让人联想到神话中的女神，高贵的父亲迈着剑术师一样的步子，年轻的男主角尖着嗓子装哭；没有一个声音，没有一个动作。从头到尾像时钟的嘀嗒声一样呆板，只有一个严肃的问题，一个空洞的骨架，没有血和肉，当然也没有叫感情的东西。
剧中讲述了一个女子嫁了一个小人做丈夫，生了孩子，又离了婚，嫁给了她心爱的老实人。作者想借此说明，即便在这种情形下，离婚也是不能被人类天性所容的。作者在故事中安排前夫在意外中与那女子团聚了一次，那女人并无惭意，这才是符合天性的正常反应，因为她更爱诚实的后夫。可是，作者却将此看作出乎人情之外的表现。
但克利斯朵夫感到观众才更奇怪。不管多么悖理的情节，他们都视为自然。遇到应教人哄笑的对白，由演员暗示大家一下儿，大家就哄笑一阵，当那群木偶般的演员按程式哭喊，或是晕倒时，大家便感动得落泪。
“啊，有人还说法国人轻佻！”克利斯朵夫离开场子，发了一句感慨。
“轻佻与庄严，各有其适用的时空。”高恩带着嘲笑的口气说，“你不是要道德吗?现在你知道法国也有道德了。”
“这非道德而是雄辩。这是法庭上的道德，只要是多嘴的人就能得胜。难道法国没有诗人吗?”
于是，高恩带他去见识诗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