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比锡一战(1831年)拿破仑败于俄奥普联军。来比锡与滑铁卢之战是在黑格尔晚年发生的。）：这是一个明显的特例。一切的原则跟随利害关系的改变而改变。打了败仗，大家说德国是维护理想。把别人打败了，大家便说德国才是人类的理想。当看到别国强大，他们就说：“爱国心有无皆可，那不过是想做英雄的幌子。”如莱辛一样并且自称“世界公民”。如今自己强大了，却又对所谓“法国式”理想唾弃了，什么世界和平，什么博爱，什么齐心协力，什么人权，什么天生的平等，统统鄙夷；而且还称强大的民族可以对别的民族拥有任何权利，而别的弱小民族几乎没有权利可言。这种理论是活的上帝，是观念（此处的“观念”即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另一解此处应视为形而上学中的“原理”。）的化身，它用战争、暴力和压力来促成自己的进步。现在他们有神圣的力量，这力量代表了全部的理想主义和智慧。
实际上，几百年来德国因为光有理想没有实力而尝尽苦头，历经千辛万苦，终于不得不痛苦地承认力量是最关键的——这一点情有可原。不过埃尔特和歌德的后人也这样表白，其悲哀可想而知。其实德国民族胜利之时即是其理想衰落与湮没之时……可怜连最优秀的德国人也不免最后屈从，所以让他们放弃理想也成为极其容易的事。莫茨在一百年前说过：“德国人的特点是服从。”特?斯塔尔夫人也说：“德国人勇于服从。他们用一套自圆其说的理论解释世界上最不合理的事，比如尊重强权，把自己的恐惧说成慈悲，令尊重强权变为佩服强权（莫茨(1775-1830)，德国政论家。）。”
克利斯朵夫在德国两类人物身上挖掘出这种理论，最伟大的与最渺小的。席勒笔下的威廉?退尔（威廉?退尔是传说中的民族英雄。相传(非史实)十四世纪时奥皇所派的统辖瑞士的总督奚斯莱在于莱城广场上置有冠冕，全民在经过时必须鞠躬，惟独威廉?退尔违命，最后带领民众推翻奥国统治。），拿腔作调的有着挑夫一样肌肉的布尔乔亚，就是个例子，难怪鲍尔纳直言不讳地批评他说：“他专门低头走过奚斯莱的冠冕，表示没有看见冠冕而不行礼，同时也不抗命，这正是为了使荣誉与恐惧不发生冲突。”七十岁的韦斯教授又是一例：他在克利斯朵夫的城里是声望最高最受尊敬的学者，可是一碰到街上的什么少尉之类的军官也会赶忙从人行道上躲到街心去让路。克利斯朵夫看到诸如此类琐碎的奴性细节，心里火冒三丈。他觉得那卑躬屈膝的人便是自己，他真是太痛苦了。在街上看到飞扬跋扈的军官们，他暗中气愤，所以表现在行动上就专门不让路，同时瞪着眼回敬他们。好几次他差点儿惹祸，仿佛有意挑衅一样。他比谁都清楚这种招惹是非的举动既无聊又危险，但他常常理智不清，他烦躁不已，老是压着自己，日积月累无处发泄强壮的精力，在这种情形下他时刻准备闯祸。他感到自己在这儿再呆一年便完蛋了。
他痛恨那些残暴的军国主义，这压在他心上，他也恨那些在街面上拖得作响的刀剑，在营房门口设置的仪仗队，还有大炮对着城墙以预备开炮。当时有流行一时的内幕小说把军官写成大坏蛋，除了作听别人支配的傀儡之外，只知道闲逛、喝酒、赌钱、借债、受人豢养、互相攻讦、欺负下属，这都是所谓的腐败的军营。克利斯朵夫一想到有一天自己要归这些人管，他就喘不过气来。他受不了，永远也受不了。他不能再向他们低头，被他们羞辱……他不知道军营中也有一部分高尚的人在那里忍受痛苦，他们亲眼看着理想毁灭，糟蹋了多少精力、青春、荣誉与信仰，不惜牺牲的激情，剩下的只是职业的无聊。而当军人不能再拥有牺牲精神时，他的生活就会开始枯萎，只是剩一个空架子，好像不存信仰，却每天念经一样……
对于克利斯朵夫来讲，家乡已太狭窄了。他如一只候鸟，到了固定的季节有莫名冲动的力在他胸中觉醒，就像海上的潮汐——那也许是天南地北四处流浪的本能！在苏兹送他的遗物——埃尔特与斐希德的著作中，他发现了与自己同样的灵魂——永远是扑向光明的“精灵”，是“太阳之子”而非俯首贴耳，死守家园的“大地之子”。
要去哪里，他不知道。但他向往南方的拉丁国家，第一个是法兰西。法兰西永远是德国人彷徨时候的救世主。有过多少次了，德国思想界利用它的同时也在抵毁它；巴黎，即使是在被德国大炮炸得烟雾弥漫，对德国仍具有诱惑力。从最革命的到最落伍的各种形式的思想和艺术在那儿都可轮流地或同时地找到一个实例和精神感应。克利斯朵夫像很多德国音乐家一样遥望巴黎……关于法国人，他知道的仅是两张女性的脸和一些偶尔读到的书罢了。可是这已足够他勾勒一个光明、快乐、豪爽的国家，他感到一切都投其所好，甚至高卢民族自吹自擂的风气也与他年轻无畏的精神相应。他相信这些，因为他需要信心，他要到希望中的法国。
他决定要走了。可是为了母亲他却不能走。鲁意莎疼爱自己的儿子，她老了，他是她惟一的安慰；而他在这个世界也只有母亲是他牵挂的人。但他们又相互折磨让彼此感到难受。她思路狭窄，胆子小，思想模糊，但她心好，她那种爱人和被爱的需要令人感动同时也令人窒息。她不理解克利斯朵夫，并且也不去理解，只知道一味地爱他。她敬重她那博学的儿子，但她的作为阻碍了他的灵感。她认为他会一直陪着她在小城过一辈子。她与儿子一起过了这么多年，根本不想改变这种生活方式。既然她这样很幸福，他就很满意。她所有的梦想仅仅是让儿子娶一个当地小康人家的女儿，每个星期天都陪她在教堂里弹风琴。她把儿子当作只有十二岁，总想他永远不超过这个年龄。但不幸她儿子已经长大了，他无法在这个狭窄的天地中自由呼吸，她无意中让她儿子受着折磨了。
做母亲的根本不管什么雄心，她只知道天伦之乐，尽了平凡的义务是人生最大的福分。她也确有一套不加思索的哲学，里面包含了许多真理和伟大的精神。她的一颗心里只有爱而无其他。她可以摒弃人生、理性、逻辑、世界以及一切，但她不能抛弃爱！她的爱带了恳求意味，同时是一种苛求，那是无穷的一种爱。她把全部都给了别人，同时希望别人也把全部给她，她为爱牺牲人生，被爱的人也被要求作同样的牺牲。只有这样一颗单纯的灵魂的爱才有这种力量！……可是另外一个世界的另一批规则在克利斯朵夫胸中激荡着，他需要另一种智慧。
他很早便想把自己的决心告诉母亲，但怕她难过，总是每次话到嘴边又咽下，想过会儿再说。两三次中他小心翼翼地说出离家的意思，鲁意莎却不把它当真：也许是她装成这样的目的就是使他自己也承认自己是开玩笑。所以他不敢再往下说，他阴着脸，怀着心事，一看便知有秘密藏在心里。可怜的母亲虽然凭着直觉猜到这个秘密，可她自私地不想揭穿。晚上他们俩在灯下相对而坐，一直无语，她突然之间感觉他要说出来了；吃惊的同时她便开始东拉西扯，飞快地说话，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可是无论如何非得阻止他不可。平常她总能找到一些让他不再开口的话题：埋怨自己身体不好，说自己浮肿的手脚和关节不方便的腿；她夸张着自己的痛苦，说自己不中用了，是个老瘫子。这些幼稚的手段其实瞒不过他；他悲哀地又含怨气地看着母亲。过了一会儿，他站起身来，借口说累了，便去睡了。
但是所有这些计谋都不能长久地拖延这事，有一天晚上她又开始用这种幌子，克利斯朵夫鼓足勇气，把手放在她手上说：“妈妈，你听着，我有话要说。”
鲁意莎吃了一惊，又强笑着，喉咙哽咽着：
“什么事，孩子?”
克利斯朵夫吭吭哧哧地说出要离家的意思。她努力地像往常一样把话扯开，她认为这是在开玩笑；但这一回他狠下心沉着脸说了下去，其神气之坚决和严肃让人没有怀疑的余地。于是她不吭声了，血液停止了流动，浑身冰冷，眼睛呆滞；一时两人都无语，最后她缓过劲儿来，哆嗦着嘴唇说：“那怎么成呢！……那怎么成呢！……”
她的腮上滚下两颗硕大的泪珠。他丧气地转过头，双手捧脸，母子俩一齐哭了。后来他走回卧室，直到第二天，他们不提昨天的事；而她误以为他不提表明他已让步了。可她又始终在担心。
他终于忍无可忍了。他太痛苦了，他非说出来不可，不论怎样伤心，他都要说出来。因为痛苦，他变得自私，同时忘了自己所带给别人的痛苦。他一口气把话说完，躲开母亲的目光，怕搅乱了自己的心。他连动身的日子都定下了，省得再犹豫；他不知道像今天这些可怜的勇气是否能再有第二次。鲁意莎叫嚷着：“别说了，别说了……”
他咬咬牙拿定了主意，继续说。说完之后，她哭了起来，他握着她的手，想要使她明白为了他的艺术，他的生活，去外地呆一段时间是必须的。她却不肯听，只哭着说：“不行，不行，……我不愿意……”
他解释了半天毫无结果，就走开了，以为也许过一夜，明天她会想明白些。可第二天他在饭桌上又提起那个计划时，她马上把嘴边的面包放下，痛苦地埋怨地说：“难道你非要折磨我不可吗?”
他有点儿心软了，但坚持着说：“妈妈，我没办法呀。”
“怎么没办法！……你要我痛苦……你简直是疯了……”
他们俩都想说服对方，可却不听彼此的解释。他知道争辩是没用的，只能增加彼此的痛苦；他就阻挡一切，为出发作准备。
鲁意莎看到无论怎样哀求都阻止不了他，便变得非常沮丧、抑郁。她整天关在自己房里，晚上也不开灯，她不说话，也不吃东西，夜里还在床上哭。他听后像受刑罚一样，整夜在床上煎熬，受良心谴责，痛苦得几乎叫出来。他多么爱她！为何要使她痛苦呢?……将来为他痛苦的还会有其他人呢；那他也看得十分清楚……为什么命运要给他完成某种使命的愿望和力量，却又要使他深爱的人为他受苦呢?
“啊！”他想，“要是我能自主，要是没有这专横的力逼我去完成使命，我会为此羞愧至死的，我希望让你们——我所爱的人们——幸福！先让我生活、活动、奋斗、受苦，然后我将抱着更大的爱回到你们怀中！本来，我就只是希望能够爱，除了爱以外什么都不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