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利斯朵夫看看作品又看看听众，觉得两者真是相互衬托，相互反映，于是他忍俊不禁，扮着鬼脸。当一个多情少女羞怯的《自白》被合唱班庄严地唱起时，他再也无法控制地大声笑了起来。愤怒的嘘斥声从四下里响起。邻座的人受了惊吓似地盯着他，望着周围吃惊的脸他笑得更欢了，甚至笑出了眼泪，这下可惹恼了大家，大家齐声高喊“滚出去！”他站起来耸耸肩膀，笑得浑身颤抖地走了出去。全场的人都气晕了头，从此城里的人就慢慢地开始敌视他。
为了吸取这次经验教训，克利斯朵夫在家里重新翻阅了一遍几个“素受尊重的”大师的作品，结果令他沮丧。因为他发现就连他最敬爱的某些大师也有说谎的时候。他怀疑自己是否看错了——可不是，连怀疑的余地也没有，那些平庸的作品与谎言竟被称之为一个伟大民族的艺术财富。他吃惊极了，居然找不出什么经得起检验的乐曲。
从此他害怕去看别的喜欢的作品，可怜的他就像被妖法迷住似的，失意处处都是。他的心简直都碎了，就为了某几个大师，他感觉他失去了最亲爱的朋友，或是一个原以为是肝胆相照的朋友却一直在欺骗自己。他夜不成眠，苦恼得痛哭流涕，他甚至自责：我是不是失去了判断力?是不是我变成了傻子……不，不，太阳的光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和煦地照着他，他的心时刻感受着生命的丰满，他的心并没愚弄他……
好长一段时间他不敢去看那些圣中之圣——他认为最好最纯粹的作家的作品，他生怕动摇了自己对他们的信心。但灵魂不得安宁，它要事事讲求真理，对一切都要追根究底，揭露真相，即使为此痛苦不已也在所不惜。这种铁面无私的本能让他无法抗拒，于是他像审阅军中禁卫队最后一批精华似地打开那些神圣的作品……正如他所担心的，它们同别的作品同样糟糕，他没有继续的勇气了。有时他不得不闭上眼睛，合上乐谱，仿佛看到诺亚的儿子们用外衣遮起父亲的裸体。（诺亚为《旧约》中救人类于洪水的希伯莱族长，醉后裸卧，其二子萨姆与耶弗为之以衣蒙蔽。）
从此以后，他对这些废品怅然若失，他不想破灭心中神圣的幻想，他悲伤至极，幸而充足的元气没有动摇他对艺术的信仰。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让他认为以前谁也没经历过人生，还得从头做起。这种新生的力让他沉醉，他觉得活生生的热情与艺术所表现的热情之间毫无关系。他以为自己能更成功更完美地表现，那可错了，因为他充沛的热情渗透进自己的作品中，但除了他以外，谁也无法从那些不完整的辞藻中辨别出来，正像他所指摘的多数艺术家。他们把深刻的感情表现出来，但他们的肉体一死亡，开启他们语言的神秘钥匙也就消失了。
克利斯朵夫不是心理学家，根本就没考虑过这些原因，他觉得死的东西从一开始就是死的。他像其他青年人一样专制而残忍地修正他对过去艺术家的意见。他赤 裸裸地揭开最高贵的灵魂，不放过任何可笑的地方。门德尔松忧郁过分，幻想高雅，四平八稳却言之无物；韦伯枯寂的心灵，用头脑制造出来的感情弥漫着虚幻的光彩；李斯特高贵的成分半真半假，是个贵族的教士（李斯特于一八三九年曾受奥皇册封为贵族，于晚年(1865)在罗马入圣?基济会为修士。马戏班骑师与江湖气，均指其卖弄技巧。），又是马戏班里的骑师，既是新古典派又带着江湖气，超然尘外的理想色彩之外，却是令人厌恶的卖弄技巧；多愁善感的舒伯特则仿佛沉睡在几里长的明澈而淡的水里。
英雄时代的宿将、半神、先知、教会的长老也是虚伪的，甚至那伟大的巴 赫，三百年如一日的大师，也打诳语，免不了像学究似地唠叨些流行的俗语：克利斯朵夫认为这位见过上帝的人（巴 赫每作一曲，必先称：“耶稣佑我！”一曲完成，必于纸尾附加一笔：“荣耀归主！”其虔诚为音乐家中罕见。“见过上帝”一语尤指巴 赫所作圣乐而言。）物，他的宗教有时只是无实质意义加糖的宗教，七宝楼台式的风格显得繁琐纤弱。
他的大合唱中令克利斯朵夫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柔肠寸断的老虔婆式的调子，仿佛灵魂向耶稣絮絮叨叨地谈情，又似乎肥头胖耳的爱神飞舞着大腿，并且这位天才的歌唱教师由于闭门造车，（巴 赫曾任来比锡圣?托马斯学院歌唱教师二十七年。）闭塞的气息充斥于作品之中，没有贝多芬或亨德尔那种强劲的力量。——他们也许算不上伟大的音乐家，可是更有人情味。克利斯朵夫不满意一般古典派的大师主要因为他们的作品差不多全部是“建筑”起来的，缺乏自由灵活的气息：有时是一种用音乐修辞学的滥调加以扩大的情绪，有时只是一种循环往复翻来覆去的节奏，用机械的方式向各方面铺张发展的装饰的素描。克利斯朵夫对这种叠床架层的对称的结构大为气恼，因为他当时还不能领会条理之美，规模宏大深思熟虑的结构被他认为是泥水匠的工作。
他对浪漫派的批评也是如此严厉。可奇怪的是，他也看不惯那般自命为追求自由自然，最少用“建筑”功夫的作家，他尤其恨那些像舒曼那样一点一滴地把自己生命灌注进无数的小作品中去的人，因为他们身上有着他少年时代的灵魂和所有他发誓要甩掉的无聊东西。当然淳朴的舒曼是不虚伪的，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能真切地感觉到的。然而通过这个榜样克利斯朵夫反而觉得，艺术家想表现他们并没感到的情操并不是最要不得的虚伪，最要不得的是他们表现出来的真正感受到的情操本身就是虚伪的，音乐是面忠诚地照射人的心灵的镜子。一个天真而有诚意的德国音乐家反而更暴露出德国民族的劣根性：心境动摇不定，感情婆婆妈妈，缺乏坦诚，看不见自己，也不敢正视自己，而这虚伪的理想主义就连最大的宗师——瓦格纳也在所难免。克利斯朵夫咬牙切齿地重读他的作品。他认为《洛恩格林》（瓦格纳所作《洛恩格林》歌剧中的主角洛恩格林(天神)，营救人间被冤的女子哀尔撒，并与之结为夫妇，条件为新娘绝对不能问其为何许人，从何处来。婚后哀尔撒向其追问，洛恩格林即飘然远引，一去不返。当时瓦格纳自比为洛恩格林，要社会爱他而不问其为何许人，从何处来。
）是大喊大叫的谎言，充斥着精糙的豪侠的传奇，虚假的虔诚，其中的主角简直是自私与冷酷无情的代言人，不知害怕，没有心肝，自私，爱自己甚过别人。现实中这等人物也太多了：典型的德国道学家，呆板的漂亮，刻薄寡恩，为了满足自己而不惜牺牲别人，克利斯朵夫同样不能忍受《漂泊的荷兰人》的浓郁的感伤和忧郁的烦闷。《四部曲》中那些颓废的野蛮人更令人作呕，在爱情方面完全枯燥无味：西格蒙特劫走弱妹时，居然用男高音在客厅里唱起情歌。《神界的黄昏》则是西格弗里德与布仑希尔德这对德国式的好夫妻在大众面前夸耀他们虚浮的唠叨的闺房的热情。
（《漂泊的荷兰人》、《四部曲》，均为瓦格纳所作歌剧。《四部曲》原名《尼伯龙根四部曲》，包括《莱茵的黄金》、《女武神》、《西格弗里德》、《神界的黄昏》四歌剧。西格蒙特为《女武神》中人物，布仑希尔德在《女武神》以下三歌剧中均有出现。瓦格纳歌剧本事均取材于古代日耳曼民族传说，人物有神道、侏儒、野蛮人等。）这些作品里充斥着各式各样的谎言：什么理想主义、基督教义、中古色彩，亦或是传说、天上的神、地下的人，没有不虚伪的，而那些自命为破除一切成规的戏剧，却往往越墨守成规。眼睛、头脑、心决不会不发觉这种蒙蔽——而它们却心甘情愿承受蒙蔽。
可是克利斯朵夫的厌恶毫无用处。一听到音乐他就激情澎湃，仿佛被作者恶魔般地抓住了。他哆嗦着、满是哭意的脸火辣辣的，心中似乎奔腾着千军万马；于是他认为这种人由于有飓风般的威力而所向无敌。他战战兢兢地打开神圣的作品时总是惟恐梦幻破灭，结果却发现自己热烈的情绪有增无减，作品的纯洁丝毫无减，他兴奋地叫了起来。这些光荣的遗物是他在大风浪中抢救出来的，多幸运啊，似乎救出的是他自己。而这一切难道不是他自己吗?他的血和肉，就连他最宝贵的生命不也渗透着这些伟大的德国人的灵魂吗?他之所以这样律人，不因为他也是这样律己吗?没有人比他更爱他们。舒伯特的慈祥，海顿的天真，莫扎特的温柔，贝多芬的英勇悲壮的心，只有他能如此深切地感受。韦伯使他如在喁喁的林间神游，巴 赫把他带到庄严的大寺的阴影里……他比谁都更虔诚于这些境界中。然而他又为他们的谎言痛苦，无法忘怀。他把谎言的责任归咎于民族性，认为他们自身是伟大的。不过这可错了，伟大与缺点同时并存于一个民族中。这条音乐与诗歌汇成的河流，汹涌着雄伟而骚动的思潮，灌溉着整个欧洲……他在哪一个民族中能够找到天真的纯洁而这样苛求自己的民族呢?
可是他仿佛一个受到溺爱的孩子，完全没考虑到这些。今天他用从母亲那边得来的武器无情无义地去还击母亲，将来他才会发觉母亲的许多好处，发觉母亲的可贵……
但这个时期正是他盲目地反抗幼年时代的偶像的时期，他恨自己和他们，因为当初对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这种反抗是应该的，人生要有一个时期应当敢于否定，敢于把众人肯定的东西一概摒弃，不管是真理还是谎言，只要是没有经过自己认定是真理的东西。一个儿童所受的教育和见闻正是吞咽大量的谎言与愚蠢和人生主要真理的混合品。所以少年时期的第一个责任就是把宿食呕吐干净，这样他才能成为一个健全的人。
克利斯朵夫正是到了一个身心健康的人否定一切的紧要关头，他本能地淘汰着满肚子不消化的东西。
第一先得把令人恶心的多愁多病的情绪抛弃掉。这种情绪就像腐烂的气息从潮湿的地道里飘来一样，从德国人的心中点点滴滴地流出来。光明，你来吧！雨点一样多地散布着瘴气、臭味的歌（此处所谓的歌(lied)即为德国特有的一种歌唱乐曲，有纯粹的民间歌谣，亦有音乐家以著名的诗歌谱成的。从无名作家到贝多芬，舒伯特，舒曼等都有不少此类作品，而庸俗作家的产量尤为丰富，成为在德国为家家户户歌咏的最通俗的音乐。），涓涓不绝地流出德国人的心情，必须来一阵狂风把它们一扫而光。
克利斯朵夫觉得表白爱情时的谎言最为难堪，因为他有资格拿它和事实比较。那套情歌循规蹈矩而又如泣如诉，却与男子的情欲和女人的心都风马牛不相及。可是每个人一生中至少有过一次爱情，难道他们就是如此恋爱的?不不，他们是扯谎，是自欺欺人，他们是理想主义者……而所谓理想人就是逃避人生，逃避事实的真相——胆怯有余，缺乏光明磊落的气概。
理想主义也让克利斯朵夫痛恨。他以为痛痛快快地赤 裸裸地暴露比这种谎言好得多——然而他的理想主义却渗透进了骨髓里。粗暴的现实主义者倒宁愿忍受，总之他敌友不分了。
热情蒙蔽了他的双眼，朦胧的雾、苍白的谎言、没有阳光的幽灵式的思想，让他冷彻心脾。他向往太阳，不惜迸出全部的生命力，青年人方刚的血气，让他对周围的虚伪或他假想的虚伪不屑一顾。他没看到正是在那里诞生了民族的实际的智慧的结晶——伟大的理想，驯服和利用了粗野的本能。片面的理由，道德与宗教的规律无法让一个民族的心灵焕然一新。技术、立法家、政治家、教士与哲学家也无能为力，必须要那些要生存的人去适应人生，磨炼上几百年。
克利斯朵夫一如既往地作曲，在他的作品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他所指责的别人的缺点。因为创作并不服从智慧所定的规则，它是一种按捺不住的发泄，它是不理智的。尽管认出了所有的谎言与浮夸，你仍然难免重蹈覆辙，只有长时间艰苦努力才能办到，然而承受了几代懒惰之风的人们怎么能返朴归真呢?特别是某些人，某些民族有种不知趣的顽固，唠叨得不是时候，而不管是不是应该缄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