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当我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时，夏季里无所事事的时光就变成了最甜蜜的回忆。在我成长的那个北方小镇，一年中只有3个月可以在室外无所事事地玩耍。所以，在我们玩完了抓坏人、到附近山谷探险、用绿苹果打架等各种把戏后，我们就会找一块背阴的地方坐下来，看天上的浮云在眼前一点点飘去，直到父亲从屋子里走出来，大喊一声“我们一起玩捉迷藏吧！”如果不是父亲打断我们，我们说不定就会被那天上的白云吸到另外一个极乐世界去了。
我们没有参加过各种补习班、各种郊游、野营和学习掌握各种体育运动。但是，我们却有时间去梦想，我们可以在平静的日子里，一连几个小时什么都不做，只是坐在那里，望着天空。
那时，不仅仅小孩子可以无所事事，大人们在星期天也都无所事事。教堂认为这一天是安息日，不用分心去买生活日用品，因为所有的商店在这一天都关门。我们全家一起去教堂，一起吃晚餐，一起躺在草地上，时间就这样悄悄地在我们身边溜走。
最近，在经历了送孩子们去舞蹈班、游泳班和去商店购物的忙忙碌碌的一天后，我在吃晚饭时，发表了一通长篇大论。我庄重声明，我的母亲是正确的。如果孩子们有半天时间什么事情也不做，生活并不会终止，白云还会飘在天空上，孩子们也不需要我去告诉他们，哪一朵云彩像小兔子，哪一朵云彩像小狗。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需要一点无所事事。我们应该在每个星期都找出一天时间，什么也不做，而是认真回忆和思考一下我们究竟是谁。
我的妻子建议说，虽然这个世界不会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我们可以把孩子们从屋子里赶出去，我们可以让她们在外面玩耍，我们可以停下来喘口气，我们可以互相交谈，我们可以认真思索，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为无所事事留出一定的空间。
如果我们克服一些困难的话，我们也许能做到这一切。我们也许要学会看着孩子们有时闷闷不乐而不去管，我们也许要接受这样的事实，我们粉刷房子的工程也许永远也不会完工……
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让我们自己相信，无所事事有时比百事缠身有更深的意义。百事缠身只能确定一天一天的内容，无所事事却能让我们思考一天又一天的意义。
理解是一种奢望
◎文/李争平
真正做到理解极其不易，不想让别人理解，恐怕你自己也不怎么理解自己。
我时常感到孤独和痛苦。我对朋友诉说我的苦闷、烦恼，以及忧郁，说世人不能理解我。
我只希望得到他的理解。
于是他“煞有介事”地“教导”我一番。他给我讲了三个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建造巴比伦塔：人类在创始期，天下只有一种语言。他们往东方大迁移时，遇见一片巴比伦平原，就在那里定居下来。他们彼此商量着说：“来吧！我们在这儿烧制砖头！”他们真的动手烧制起来。又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城里要有高塔，耸人云霄，好传扬我们的美名，以免我们分散到别的地方！”
这时候上帝下来了，他看见了人类建造的城和塔。于是，他就施展法术把人类分散到世界各地，让他们有不同的语言，人类的高塔最终没有建成。
第二个故事是苏格拉底之死：公元前399年，在雅典的法庭上，肃立着500个虔诚的雅典公民，人们要对伟大的思想巨子苏格拉底进行审判。原因仅仅是因为苏格拉底想当个“马虻”，要通过交谈去“蜇醒”当时雅典这匹昏睡的纯种马，要让那些名声显赫的雅典人意识到自己并不聪明，应当清醒起来。然而，怀有私心的雅典人和襟怀坦白的雅典人一起，利用雅典的民主制这架机器，处死了自己的同胞——聪明、睿智的先哲苏格拉底。
第三个故事是黑格尔的感叹：1831年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弥留之际感叹地说：“只有一个人理解我，”但马上，他又感慨地否定道，“就连这个人也不理解我！”
故事讲完了。孤独的我沉默不语，他继续对我喋喋不休道：
第一个故事说明了上帝的疏忽，他以为变乱了人类的语言就可以使人类彼此不能理解，他忘记了同一种语言的人们也可以互不理解。第二个故事恰好从正面论证了第一个故事的结论：雅典的公民们有谁理解了同是雅典公民的苏格拉底？第三个故事是第二个故事的反证：即使理解了又能怎样？
是啊，真正做到理解极其不易，不想让别人理解，恐怕你自己也不怎么理解自己。既然如此，何必追求那种形式上的理解呢？只要大家可以和睦相处就行，能理解最好，不能理解也不可强求。
为自己减刑
◎文/余秋雨
人类的智慧可以在不自由中寻找自由，也可以在自由中设置不自由。
一位朋友几年前进了监狱。有一次我应邀到监狱为犯人们演讲，没有见到他，就请监狱长带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了一句话：“平日都忙，你现在终于获得了学好一门外语的上好机会。”
几年后我接到一个兴高采烈的电话：“嘿，我出来了！”我一听是他，便问：“外语学好了吗？”他说：“我带出来一部六十万字的译稿，准备出版。”
他是刑满释放的，但我相信他是为自己大大地减了刑。茨威格在《象棋的故事》里写一个被囚禁的人无所事事时度日如年，而获得一本棋谱后日子过得飞快。外语就是我这位朋友的棋谱，轻松愉快地几乎把他的牢狱之灾全然赦免。
真正进监狱的人毕竟不多，但我却由此想到，很多人正恰与我的这位朋友相反，明明没有进监狱却把自己关在心造的监狱里，不肯自我减刑、自我赦免。
我见到过一位年轻的公共汽车售票员，一眼就可以看出他非常不喜欢这个职业，懒洋洋地招呼，爱理不理地售票，时不时抬手看着手表，然后满目无聊地看着窗外。我想，这辆公共汽车就是他的监狱，他却不知刑期多久。其实他何不转身把售票当作棋谱和外语呢，满心欢喜地把自己释放出来。
对有的人来说，一个仇人也是一座监狱，那人的一举一动都成了层层铁窗，天天为之而郁闷愤恨、担惊受怕。有人干脆扩而大之，把自己的嫉妒对象也当作了监狱，人家的每项成果都成了自己无法忍受的刑罚，白天黑夜独自煎熬。
听说过去英国人在印度农村抓窃贼时方法十分简单，抓到一个窃贼便在地上画一个圈让他呆在里边，抓够了数字便把他们一个个从圆圈里拉出来排队押走。这真对得上“画地为牢”这个中国成语了，而我确实相信，世界上最恐怖的监狱并没有铁窗和围墙。
人类的智慧可以在不自由中寻找自由，也可以在自由中设置不自由。环顾四周多少匆忙的行人，眉眼带着一座座监狱在奔走。老友长谈，苦叹一声，依稀有锒铛之音在叹息声中盘旋。
舒一舒眉，为自己减刑吧。除了自己，还有谁能让你恢复自由呢？
一张家庭画像
◎文/格雷·罗斯伯格艾草译
人生真正的幸福和快乐浸透在亲密无间的家庭关系中。
我正坐在椅子上，为拿到博士学位做着最后的努力，这时候，萨拉用一个问题向我宣布了她的存在：“爸爸，你想看看我的家庭画像吗？”
“萨拉，爸爸正忙着。亲爱的，过一会儿再来。”
“走开，好吗？我很忙。一星期的忙碌工作才换来一个周末。你却在那儿打扰我。”
10分钟后，她又回到起居室来。“爸爸，给你看看我画的画像。”
我心里的怒火开始上升。“萨拉，”我说，“过会儿再来。这很重要。”
3分钟后，她冲进起居室，在距离我的鼻尖3英寸的地方朝着我大叫起来，叫嚷的力度达到一个5岁的孩子的极限。“你到底想看还不想看？”这个过于自信的小女士似乎已经准备就绪。
“不，”我对她说，“我不想看。”
听了我的回答，她飞快地跑出房间，把我独自留在那儿。但不知为什么，在那一刻，独自一人并不如想象中的满意。我感到我的心就像是受到了猛烈的一击。我走到前门那儿。
“萨拉，”我喊道，“你愿意进来一会儿吗？嗯？爸爸想看看你画的画像。”
她没有任何怨言就跳到我的膝盖上。
这是一幅画得很了不起的图画。她甚至还为它写了个标题。在图片的顶部，她用她能够写好的书法写着：“我的家庭。”
“给我讲讲这幅画。”我说。
“这是妈妈（一个长着长长的、黄色的、卷曲头发的女人），站在妈妈旁边的是我（画着一张笑脸），这是我们的小狗凯蒂，还有，这是米丝（是她的小妹妹，一个在房子前面的街上躺着的小孩，比其他人大约大三倍）。”她似乎对我们的家庭有着很高的洞察力。
“我很喜欢你的画像，亲爱的，”我告诉她，“我将把它挂在餐厅的墙上，这样，我每天晚上工作或者上课回来（通常都是在晚上10点左右）都能看见它。”
她相信了我的话，高高兴兴地出去玩了。我重新回到书本里。但是为着某一种原因，我把同一章节的内容看了一遍又一遍。有什么东西使我很不安，是萨拉的图画里似乎缺少了什么。我走到前门口。“萨拉，”我喊道，“你能再进来一会儿吗，嗯？我想再看看你的图画，亲爱的。”
萨拉爬回我的膝头。我试着闭上自己的眼睛，完全用她的眼光来观察事物。在外面玩耍使她的面颊呈现出玫瑰的红润，她头上扎着马尾辫，脚上穿一双带有草莓图案的网球鞋，臂弯里抱着一个软绵绵的洋娃娃。
我问了她一个问题，但是我自己也不能确信我是否真的想要听到答案。
“亲爱的……这幅画里有妈妈、萨拉、米丝、小狗凯蒂、太阳、房子、松鼠和小鸟，但是萨拉……爸爸在哪儿？”
“你在图书馆里。”她说。
我不由得惊呆了。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了。我把她从膝盖上轻轻举起来，送到阳光下继续玩耍。我晕乎乎地跌坐到椅子里，血液强烈地冲击着我的心脏。即使是在我把这些语句打进电脑的时候，我还能感受到那种剧烈刺痛的感觉再次流遍全身的滋味。这是令人恐惧的时刻。慢慢地，我头脑里的迷雾开始消散了。我突然能够看清了。但是我看见的东西不但没有减轻我的痛苦，反而更增加了我的恐惧。
萨拉的那句“你在图书馆里”的简单声明使我受到极大的震动。
我把这幅画挂在餐厅的墙上，正如我对我的小女孩儿作出的承诺那样。在准备博士论文的那漫长而又紧张的几个星期中，我一直注意着那幅对我具有启迪作用的肖像画。每天晚上在我家人人睡后，当我大口吃着重新热过的晚餐时，我都要盯着它看上很长时间。我没有勇气把这件事告诉巴巴拉。我终于完成我的学位考试。现在我是“罗斯伯格博士”了，我以为它会使我获益匪浅。然而，坦白地说，它并没有给我的生活带来多少快乐。
在我毕业后的一天晚上，巴巴拉和我正一起躺在床上，我鼓足勇气问她：
“巴巴拉，你一定已经看见挂在餐厅墙上的萨拉的那幅图画了。为什么你什么也没说呢？”
“因为我知道这使你受到的伤害有多深，格雷。”从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口中说出这么深刻尖锐的话语，真令我感到吃惊。我向她提出了我这一生中从未向任何人提出的同时也是最令人紧张的问题。
“巴巴拉……我想回家。我可以吗？”
接下来的是二十多秒钟的沉默。这对我来说似乎有一个小时那么漫长。“格雷，”巴巴拉谨慎地说，“女儿们和我都非常爱你。我们想让你回家。但是你一直都不在这儿。这么多年来，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位单身妈妈。”
这几句话像冰一样的冷酷，但是她说这话的时候极力抑制着自己的情绪，声音很温柔。她说出的只是简单的事实，先是我的小女孩儿画了这幅画，现在她的妈妈又说了这些话，我的生活已经失控，我的家庭似乎是一架无人驾驶的飞机，如果我要重新赢得她们，我知道我前面的路还很漫长。
但是，我必须把她们重新赢回来。它已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亲亲那个姐姐
◎文/吴铭
如果他能原谅宽容别人的冒犯，就证明他的心灵乃是超越了一切伤害的。
这件事情发生在澳大利亚普吉岛的一个度假村，那时我在那里担任翻译。
有一天，我在大厅里，突然看见一个满脸歉意的工作人员，正在安慰一个大约4岁的小孩，饱受惊吓的小孩已经哭得筋疲力尽。
问明原因之后，我才知道，原来那天小孩子较多，这个工作人员一时疏忽，在这儿童的网球课结束后，少算一个，将这个小孩留在网球场。
等她发现人数不对时，才赶快跑到网球场，将那个小孩带回来。小孩因为一人待在偏远的网球场，受到惊吓，哭得十分伤心。
不久，孩子的妈妈来了，看见了自己哭得惨兮兮的小孩。
如果你是这个妈妈，你会怎么做？是痛骂那个工作人员一顿，还是直接向主管提出抗义，或是很生气地将小孩子带离，再也不参加“儿童俱乐部”了？
都不是！
我亲眼看见这个妈妈，蹲下来安慰自己4岁的小孩，并且很理性地告诉他：“已经没事了，那个姐姐因为找不到你而非常紧张，并且十分难过，她不是故意的，现在你必须亲亲那个姐姐的脸颊，安慰她一下。”
当时我看见那个4岁的小孩踮起脚尖，亲亲蹲在他身旁的工作人员的脸颊，并且轻轻地告诉她说：“不要害怕，已经没事了。”
只有这样的教育，才能培养出宽容、体贴的孩子。
没有责备
◎文/凯瑟琳·詹森·盖尔郑恩恩译
事后的责备并不是最重要的。有时候，它根本一点用处也没有。最重要的，是心灵和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