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里组织春游，我故意走在最后，因为他在最后。我故意把脚绊在一块石头上，他停下来小心翼翼地问我，怎么样？没事吧？其实已经流了血，但这是我的阴谋，所以，并不觉得疼，他让同学们先走，然后留下来看着我，终于只剩下我们两个人，风轻轻的，天蓝蓝的，那个时刻，我眼里，有了泪、水。而他以为，我是疼的。
哪里是，我只是爱到不能自拔。这样的时刻，对我来说，简直是十六岁的盛典。
我来背你吧。他说。
轻轻地伏上他的背，那宽宽的温热的男人的背，让我的心跳到不可遏制，多想就这样，到地老、到天荒，而我也听得到他的心跳，毕竟，他只是比我大五岁的一个男子啊！
那段道路怎么会那么短呢？我觉得刚伏上他的背，就有男生把自行车推来了，我恨死了那个多事的男生。多想，一生一世就在他的背上，闻着他男人的气味，然后，听他讲那些风花雪月的故事。
因为他，我开始喜欢《红楼梦》和张爱玲；因为他，我知道有个女人极具魅力，她叫杜拉斯；也是因为他，我开始给《中学生》杂志写稿子，不是想一鸣惊人，是想让他知道，喜欢他的女孩子是那么优秀。
当登在《少年文艺》上的稿子被他看到后，他微笑着，只说了一个字，好。但这个字，对于我来说是价值连城的。
我欢喜着，像盛开的小小的莲花。
那天课间，却听到别人议论他，他那么优秀，喜欢他的女生大概有一排吧？那个叫燕燕的女生说，知道吗？二中的那个教生物的女老师在追求我们语文老师呢，你没看到有情书吗？
我的脑袋“嗡”一下就大了，虽然一切在意料之中，可我怎么能接受！况且，他每天穿什么衣服留什么发型我都一清二楚，我怎么能允许自己这么爱的人居然在谈恋爱？
暗恋是多么固执而自私啊！我不再对他深情地注视，语文成绩一落千丈，终于有一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然后静静地问，怎么回事？
只这一句，我的眼泪，一滴又一滴地落下来，湿了心，湿了爱，湿了我的暗恋。他来回搓着手，手足无措的样子，不知把一个十六岁的女生应该怎么样。而我的泪水仿佛洪水决堤，一发不可收，他递给我毛巾，然后说，别哭了，多丑啊！
我这才停下来，只要他觉得丑，我就不会再哭了。
接下来我做了一件我自己都特别害怕的事。当传达室里有他的信时，我偷偷地拿了来，然后打开了来看，是那个女的写给他的，很热的情话，却文笔很差，如果我写，肯定比她写得好。
那种事情我做了三次。因为以后再也没有那个女老师来的信了，他们分手了。因为我的捣乱，他们真的分了手。而我内心，居然没有一丝的不安，有的是特别的快乐。
那场暗恋伤了三个人，明处是他们，暗处是我。只有我知道，在自己的花样年华中，我真的寂寞地爱过一个人，像一朵开在暗夜的百合花，那样的芬芳，却没有人看得见。
精品赏析
只有我知道，在自己的花样年华中，我真的寂寞地爱过一个人，像一朵开在暗夜的百合花，那样的芬芳，却没有人看得见。
我身后的弟弟
焦墟华
弟弟史迪夫和我年龄相差5岁。我在16岁时去纽约，当了一名体育新闻记者，而史迪夫后来成为芝加哥一所小学的教师。我俩的关系一向比较紧张，几年前他不再与我讲话，却从不对我解释其中的原委。我几次试着接近他，他都回避了。“你们都只有一个同胞兄弟，应该成为很好的朋友。”父母时常苦口婆心地劝告我们兄弟两个。
一天，我与父母通电话。电话那端妈妈的声音有些异常。她告诉我，史迪夫开始接受化疗了。“化疗！”我一时愕然，“为什么？”三年前，史迪夫就被告知患了慢性肺炎，但不是恶性的。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的病情严重恶化了。
挂上电话，我茫然呆坐在机子旁边。我该不该打电话给史迪夫呢？纵然相隔千山万水，兄弟之情依然真实而强烈。这是一种天然的、血浓于水的亲情。
还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弟弟的电话打来了。
“我想和你谈谈，”电话那头的史迪夫对我说，“你不认为我们应该结束这种无聊的状态吗？”
“我试过，”我说，“是你不愿意和我讲话。”
“但你从未问过我是哪儿出了问题。”他向我叙述了两年前发生的一件事：那次我将爸爸介绍给芝加哥梭克斯棒球队的投球手索罗·罗格文，却忘了给史迪夫正式引见。说实话，我根本不记得这件事了。但是现在听弟弟说起，我立即向他道歉。前嫌尽释，我们谈起他的病、他目前的治疗，还谈起许久没有谈过的他的工作。史迪夫在贫民区的一所小学任教。他本来未曾想过要走从教这条路。大学毕业后的几年中，他也曾四处寻找其他工作，但别的工作要么根本引不起他的兴趣，要么根本行不通。慢慢地，他对与孩子们相处的工作发生了兴趣，后来甚至表现出宗教般的热情。
他真正关心自己的学生。他经常家访，向家长询问学生的衣食住行等细枝末节。他还带学生去他喜欢的地方玩，否则他们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去的，比如芝加哥植物园。
我一直为弟弟感到自豪，尽管他可能不相信。对史迪夫来说，作为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弟弟一定是件很痛苦的事。
但是，史迪夫一直不得不生活在我的阴影下，正如年幼的弟弟们通常经历的那样。他不仅年龄小我很多，而且长得也矮小又很害羞。而我却少有约束，喜好运动。童年时一场大病差点夺去他的一只眼睛，他从此再也离不开眼镜。这在体育运动中相当不方便，他的眼镜经常会滑落到地上，摔碎，被踩烂。我曾经教他投棒球，有时他也学，但多数情况下他都是很沮丧地将拍子扔在地上。
史迪夫的偶像是帕夫·努尔米，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一名跑垒队员。他的床头上就贴着一张努尔米的照片。他曾告诉我，他崇拜努尔米，是因为“他真正奋力地争取，都七八十岁了，他仍然在跑，仍然在争取，仍然锲而不合”。
我确信自己曾在闲谈中取笑过那位老田径明星，让史迪夫记恨了，在我有事请他帮忙时，他常常回我一句“没门儿”。一次，在棒球比赛中我扭伤了脚，只能拄着拐杖待在家里。我请史迪夫给我从附近买个热狗，他拒绝了。我迫不得已付了25美分求他的朋友帮我买回来。
大约7年后，史迪夫在南伊利诺伊大学读一年级。他打电话跟父母说自己非常想家，想辍学。父母让我回电话。那天晚上，我和他谈了好大一会儿，劝他最好还是留在学校继续读书，并且告诉他其中的道理，之后我还给他写了信。
几天以后我收到了史迪夫的回信。“亲爱的伊拉，”他写道，“谢谢你给我写信，我由衷地感激你给我的善意劝告。我也知道辍学只能是堕落的开始。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有个倾诉的对象感觉真好。你无论何时想吃热狗，我会立即给你去买。爱你的史迪夫。”
现在与史迪夫谈起那个星期四的晚上，我发觉他的言语中流露出要弥补我们之间感情裂痕的决心。
随后几个月中史迪夫多次住进医院接受化疗，我则穿梭于纽约与芝加哥之间。有一次到医院陪他时，我们谈到了死亡这个话题。“我想我已经很幸运，”史迪夫说，“但是伊拉，我现在不想走。朱丽和我还有许多地方没有去，我想看到莎妮初中毕业，我”他将头扭向了窗子一侧。
“我懂，”我说，“我懂。”
后来一次去芝加哥，我又向医生打听史迪夫的病情。“你弟弟现在根本没有免疫能力。”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
“不会有奇迹发生吗？”
“但愿。”
与医生告别，我去看史迪夫，父母、史迪夫的妻子朱丽和他们的女儿莎妮都在。该走的时候，我走向弟弟，将手按在他的肩上。
“我爱你，史迪夫。”我说。
“我也爱你，伊拉，非常爱。”他拽住我的衣服，将我拉向他身边，吻了我的面颊。我转向家人，挥手告别径直走了出去。如果我说话，肯定会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
去机场的途中，我回想刚刚说过的“我爱你”，以前我们之间从未这样说过。多奇怪，为什么说这句话就这么难呢？而此刻我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心满意足我终于向弟弟道出了我的真实情感。当然，应该感谢史迪夫迈出了第一步，这本是我这个兄长该做的。
不久后，史迪夫出现严重反应，开始输氧。奇迹没有出现，最后的时刻还是来临了，那是5月21日，星期二。我握着史迪夫的手，又一次对他说我爱他，我俯下身轻轻地吻了他的前额，做了最后的告别。
史迪夫的葬礼上，殡仪馆里挤满了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史迪夫班上的学生都来了。一个学生对我说，“许多人都要来，但校长说，我们总不能全校出动吧！”
葬礼过后，朱丽给我看了同学们的信。信中讲述了史迪夫如何督促他们好好学习，如何建议他们处理好生活琐事和家庭关系。一个学生写道：“他不止是一位老师他更是我的好朋友。每当我需要帮助时，他从未让我失望。”另一位学生听说史迪夫去世的消息后，取下了班上的旗子，折叠起来保存好，在葬礼上献给了朱丽。
家中没有一个人想到，史迪夫对他的学生的影响会如此之大。我开始思考一个人的重要性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有些人是人人敬仰的中心人物，但他们通常是在自我追求中度过一生；而史迪夫这样的人，随时随地，每时每刻都在向别人献出自己的爱心和绵薄之力。他们没有纪念碑，没有以他们命名的街道，没有为他们举行的游行。
史迪夫走后一个月我去了他的墓地。墓旁摆着一束鲜花，是几天前朱丽和莎妮放在那里的。我也给史迪夫带来了自己的礼物，摆放在他的墓前。那是我从一份体育杂志上剪下来的一张照片，照片上，帕夫·努尔米正急驰如飞……
精品赏析
为什么说这句话就这么难呢？而此刻我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心满意足我终于向弟弟道出了我的真实情感。
苦难的历程
子叶
幸福之余，我常常会问自己：假如没有那么一次苦难经历，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呢？
那年父亲去世后，我感到万分茫然。为了能圆那个大学梦，我带了极少的行李就毫无目的地南下了。在一个小站下车后竟是深夜11点，我人生地不熟，提心吊胆地来到街上，时值农历10月，街头的北风一阵紧似一阵。身上单薄的衣服抵挡不住寒气的侵袭，我跳动着，很想找个便宜的旅馆住下来，但身上的钱实在太少，我就只好四下瞎逛。不知过了多久，我感到饿极了，就到露天餐馆吃了一小碗炒粉，吃完便觉得浑身困倦，很想趴在桌子上睡一觉。但老板打着哈欠说这么晚了没人来吃，马上就要收摊走人。我知道我得去找个地方来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夜。
背着行李，把薄膜遮在头上，我满街流浪。我从东大街走到西大街，又转到南大街，在这个小县城简直找不到一丝温暖。一律是死死的闭着大门，好像一开门就会被冻僵了似的。偶尔有人从身边骑车而过，又幽灵般地远去。街的尽头稀疏地有几盏灯，发着微弱的冷光。
正当我茫然不知所去之时，我发现面前有栋旧房子，两层，没有灯光。凭着直觉我知道这是一家厂房。我走到楼梯口，竟发现下面有个很大空间，里面有些烂薄膜、废麻袋和纸壳箱。我眼前一亮，一丝暖意爬上了心头。
我用纸壳箱做成一排“墙”，再围上烂薄膜，以挡住外面的寒风。又用麻袋铺地三层，睡上去，再盖上一大叠麻袋。现在好极了，一点也不冷，很快我就睡着了。
不知什么时候，我被一声惊叫吓醒了，是个老太婆。她是来捡破烂的。她先把我做好的“墙”夹走，再夹走我身上的麻袋。突然，她发现一只脚，便吓得边跑边大叫：“死人啦，死人啦！”
我醒来不觉好笑，忙叫那老太婆不要嚷。老太婆这才反应过来，停下后嘴里还不停嘟哝：“吓死我啦，吓死我啦！”
这样我又重新回到了街上，但我却发现自己早已远离了县城中心。这时我饿了，就来到路边一家饭馆，要了两个馒头一碗稀饭。看我狼吞虎咽的惨样，老板便问我为啥这么狼狈？是不是出来打工的？我说是，能不能帮我找个工作？他问我愿不愿意当矿工？听见有工作可做，我二话没说就同意了。
我被带到一家私人金矿，老板和矿场监工交待了几句后就走了。我则被安排在临时工棚和矿工们住在一起。
到了工地，我才发现，那座矿山已被挖得悬崖峭壁几条深壑。就是平时，这里的风也呼呼直往里灌。一刮大风，这里更是呜呜直响，阴森森的让人感到彻骨寒冷。
工钱是以装了多少车矿土或矿石来计算。每装一车矿石七元，每装一车矿土四元。如果卖力，一人一天可装十车左右矿土或八九车矿石，而且人越少越挣钱。但平时人很多，就是卖力也只能挣二三十元。又由于矿石有很锋利的棱角，一不小心就可能割破手或砸伤脚；还有，一般炸不来的石头都很大，重的要以吨来计，必须先用铁撬铁锤把它一点一点地撬开打碎，然后才可装上车。所以这虽挣钱，但大伙都不愿干。
理所当然地，我被安排去装矿石，这也是我自己选择的，因为这样我便可以多挣一点钱。同车的还有两个老矿工，他们很老实，从不偷奸耍滑。我们三个人拼命地干，每人每天可挣六十来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