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周文王昌
周族的兴盛在周文王昌的时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局面。《尚书·无逸》说：“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文王名昌，为季历子，其继位时已届中年。周人屡有文王“受命”【120】之说，认为只有文王才膺受天命，奠定了灭商大业。在周初的诰辞和周人诗篇里，记载了周人对文王的很多颂扬。《史记·周本纪》将其概括为“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
文王继位时，周所直接控制的范围并不大，所以《孟子·公孙丑上》有“文王以百里”的说法。文王采取有力措施，使周的势力有了更大发展。首先是注重农业生产，增强经济实力。周原地区在文王时期得到进一步开发，《诗经·天作》谓“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尚书·无逸》谓“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皆可为证。孔子曾言周文王“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史记·孔子世家》），显然是一位奔波劳累者的形象。其次，任用贤臣，如虢叔、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宫括（《尚书·君奭》）、鬻子、辛甲大夫（《史记·周本纪》）等。《左传》僖公五年：“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为文王卿士的虢叔盖为西虢之君，西虢地在今陕西凤翔一带。古散国在今陕西大散关，散宜生可能是散国之君入于周王朝者。鬻子似为楚国之君。【121】这些贤臣有不少应是以周为首的方国联盟里的诸方国力量的代表。《孟子·梁惠王下》说文王治岐时“仕者世禄”，这种“世禄”制最初是适应方国联盟发展需要的。最后，文王以照顾鳏、寡、独、孤等措施团结族众，“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尚书·无逸》）。通过这些措施，文王使周在远近的方国部落中拥有了很高威望。相传虞、芮两国人争讼，入周“质厥成”（《诗经·绵》），求周评判，见周人“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史记·周本纪》），虞、芮之人自觉惭愧，遂相让而去，于是“天下闻之而归者四十余国”（《诗经·绵》毛传）。
周在文王后期已经积极准备灭商。文王先讨伐周以北的犬戎和以西的密须（今甘肃灵台西南），以求稳定后方，然后逐渐向东扩展势力。《诗经·皇矣》说：“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于周祜，以对于天下。”可见密须势力颇强。周原卜辞“今秋王西克往密”【122】，可能是文王伐密须的记录。文王打败密须之后，“度其鲜原，居岐之阳，在渭之将。万邦之方，下民之王”（《诗经·皇矣》）。郑笺：“鲜，善也。……谋居善原广平之地，亦在岐山之南，居渭水之侧。”《逸周书·大匡》有“周王宅程”之说，此程即《孟子·离娄下》所提到的毕郢，地在今陕西咸阳市，处于毕原之上，其地望与《皇矣》所云“度其鲜原，居岐之阳，在渭之将”符合。文王打败密须之后，将都邑迁于程，适应了东进灭商的战略需要。
文王的向东发展，主要有伐黎、伐邘、伐崇【123】等事。黎，又称耆。《尚书·西伯戡黎》伪孔传谓黎是“近王圻之诸侯，在上党东北”。疏：“黎国，汉之上党郡壶关所治黎亭是也。”黎在今晋东南的长治、黎城一带。【124】文王攻黎使商王朝的有识之士震动很大。商臣祖伊认为此事是“天既讫我殷命”、“殷之即丧”（《尚书·西伯戡黎》）的象征。邘即商末鄂侯居地。《史记·殷本纪》集解引徐广曰：鄂侯之鄂“一作邘，音于。野王县有邘城。”邘地位于商王朝西南的田猎区。“邗即沁阳的盂，文王攻此地，实即直叩天邑商的门户。”【125】崇在今豫西嵩山附近，《史记·周本纪》正义引皇甫谧说谓崇为“夏鲧封”，殷末为崇侯虎居地。《诗经·皇矣》说“崇墉言言”、“崇墉仡仡”，可见崇有高大坚固的城墙。《左传》僖公十九年谓文王伐崇，“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盖文王伐崇是一场历时颇久的攻坚硬仗，但最终“执讯连连，攸馘安安”（《诗经·皇矣》），取得了辉煌战绩，使崇“再驾而降为臣”（《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成为周的与国。
迁都于丰是周文王所完成的一件大事。《诗经·文王有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丰在今陕西户县东的丰水西岸。文王伐崇以后将都邑从渭水北岸的程迁到了渭水以南所建的丰。文王在丰地建有“灵台”、“灵囿”（《诗经·灵台》），“方七十里”（《孟子·梁惠王下》），“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诗经·灵台》），反映了国势的强盛。徙都丰邑之后不久，文王“卒于毕郢”（《孟子·离娄下》），其子发继位，是为武王。文王时的经营和征伐为以后的武王灭商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周人屡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诗经·文王》），“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诗经·我将》），对于文王的功绩十分尊崇。他们认为，“文王在上，于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诗经·文王》），是其祖先在天国的神灵的代表。
我们下面探讨一下周文王时期商周关系的问题。
文王时期，周的势力迅速强大，曾多次讨伐商的与国，然而终文王之世，商周关系并未公开破裂，并未恶化到直接兵戎相见的地步。这固然是商周双方实力对比的反映，但也是文王审时度势，执行正确的外交策略的结果。
文王对商王朝一贯采取谦恭忍让的态度，作出种种友善的姿态。他刚继位就娶位于今豫东一带的莘国长女为妻。【126】此女虽非出自商王室，但有莘氏一直与商牢固结盟，文王娶莘女便是对商友好的一种表示。春秋时期有“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乎惧而归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的传说，《史记·周本纪》加以推演，说“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闳夭之徒患之”，以美女、名马等“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文王方被释。这件事反映了文王对商的屈辱忍让。周原卜辞有以下两例：
（1）贞，王其祈又大甲，（？），周方白（伯）……西正，不在于受又（有）又（佑）。【127】
（2）癸巳，彝文武帝乙宗。贞，王其昭祭成唐（汤）……鼎祝示（？）二母（女），其彝血（？）三豚三，又正。【128】
一般认为这两例都是文王时期的卜辞，辞中的“周方白（伯）”和“王”均指文王。这两条卜辞表明，文王不仅为商先王成汤和大甲举行祭典，而且为纣王之父帝乙建立了宗庙，称为“文武帝乙宗”。【129】这两例既说明了商王朝神权崇拜的广泛影响，又说明文王十分注意对商斗争的策略。
在对商王朝表示谦恭和友善的同时，文王还十分重视分化和拉拢商的与国。文王的伐黎、伐邘、伐崇，都不应视为占其土地、灭其国家，而应当看成一种征服，让它们从臣服于商变为服从于周。《诗经·荡》共有八章，其中七章是文王对商王朝乱政的抨击【130】，如谓商“流言以对，寇攘式内”、“尔德不明，以无陪无卿”等。这些应当是文王对诸侯们所讲的，而对商先王的祈祷则主要是演给商人看的。所谓文王时“三分天下有其二”（《论语·泰伯》），应是多数诸侯国都归服于周的意思。在帝乙、帝辛时期，商王朝一直全力经营东方，并不以西方的周为其强敌。结果“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左传》昭公十一年）。这些与文王对商周关系的正确处理有直接关系。
五、武王灭商
商周王朝的交替是先秦时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春秋时代的人认为，“纣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陨，周是以兴”（《左传》昭公四年），武王灭商乃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是商周之际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相传文王长寿且多子，其长子伯邑考先文王而逝，因为当时宗法制尚未确立，所以文王不立伯邑考之子，而立其次子发。【131】文王死，发继位称为武王。武王继位时，商王朝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商王朝贵族微子说：“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卿土师师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获。小民方兴，相为敌雠。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殷遂丧，越至于今。”（《尚书·微子》）这种情况在周人的眼里，就是“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丧，人尚乎由行”（《诗经·荡》）。然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大邦殷”（《尚书·召诰》）与“小邦周”（《尚书·大诰》）的军事实力差别还是明显的，所以，武王继位后并未马上伐商，而是继续文王之道，黾勉从事，以待时机的完全成熟。大约在这个时期，武王在丰邑之东不远处的丰水东边营建了镐京（今西安市西南）。《诗经·文王有声》说：“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武王此举当是他东进灭商的一项准备。据《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引《泰誓》篇载，周武王说：“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余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说文》训乱为“治也”，“乱臣”即治臣。武王的“乱臣”主要有召公、毕公、毛叔郑，以及文王旧臣师尚父、散宜生、泰颠、闳夭等。师尚父又称吕尚、姜尚、太公望等，《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了他垂钓渭滨而遇文王的传说，类于小说家言，不尽可信。师尚父大概是姜姓的吕国酋长而入于周者，因善于统兵打仗，故称为“师”。按照《史记·周本纪》的说法，武王九年“东观兵，至于盟津”、“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审时度势，仍然认为时机未到，遂退兵。此后，商王朝内部矛盾激化，纣王“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史记·周本纪》），灭商的条件完全成熟。
按照《汉书·律历志》所引《武成》的记载，武王十一年（公元前1045年【132】）一月癸巳日周师出发东征，除了主力军“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史记·周本纪》）以外，还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方国和部族的人员。行军历二十四天，至二月戊午日从孟津（今河南孟津）渡黄河。周师此后的行军路线，《荀子·儒效》有这样的说法：
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大岁，至汜而泛，至怀而坏，至共头而山隧。霍叔惧曰：“出三日而五灾至，无乃不可乎？”周公曰：“刳比干而囚箕子，飞廉、恶来知政，夫又恶有不可焉？”遂选马而进，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厌旦于牧之野。
前面所提到的“怀”在今河南沁阳东南。“共头”、“百泉”在今河南辉县，可证周师渡河后是东北行，往朝歌（今河南淇县）进发的。四天以后的癸亥日到牧野，连夜布阵。第二天甲子日早晨在“商郊牧野”（《尚书·牧誓》）和纣决战。武王在牧野誓师，历数纣的罪状，勉励“友邦冢君”和周师官兵“如虎如貔，如熊如罴”（《尚书·牧誓》），英勇向前。
这时，纣王“发兵七十万【133】人距武王”（《史记·周本纪》），“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诗经·大明》）。虽然商师人数众多，但皆无战心，而周师却斗志旺盛，“以虎贲、戎车驰商师”（《逸周书·克殷》），战斗十分激烈。《诗经·大明》有这样的描写：
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在强大攻势下，“纣师皆倒兵以战”（《史记·周本纪》）。纣王逃奔鹿台自焚而死，武王以黄钺斩纣头，悬于大白之旗。牧野之战只用一天时间即告胜利。《利簋》铭文载：“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又（有）商。”谓武王征商的甲子日早晨，岁星当空，很快就赢得了胜利，仅一日之早晚即灭商而有之。
牧野之战的次日，在商王宫殿里举行隆重仪式，由尹逸宣读祝文：“殷末孙受，德迷先成汤之明，侮灭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彰显闻于昊天上帝。”此后，武王再拜稽首，表示“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逸周书·克殷》）。以后的几天里，武王在朝歌办了这样几件事。一是立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二是命令释放被囚禁的箕子和百姓。《易经·明夷》集解引马融曰：“箕子，纣之诸父。”《史记·宋微子世家》说“箕子者，纣亲戚也”，因谏纣王不听而“被发详狂”，后被纣王囚禁。孔子曾称赞他和微子、比干为殷之“三仁”（《论语·微子》）。武王灭商之后，带箕子至周。相传武王曾向箕子询问治民之道（《尚书·洪范》），并“封箕子于朝鲜”（《史记·宋微子世家》）。三是表彰殷贤人商容和被纣杀死的诤臣比干。四是将商王朝屯积鹿台和巨桥仓廪里的钱财和粮食散发给民众。克商之后，武王极力安抚商的民众，“谒戎殷于牧野”（《逸周书·世俘》），在牧野会见殷民。武王曾向殷民说：“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以致使殷民“若崩厥角稽首”（《孟子·尽心下》），叩头响得就像一堆牛角坍塌下来一样。武王还顺从殷民之意，“复盘庚之政”（《吕氏春秋·慎大》）。五是命人迁九鼎宝玉归周，以象征主宰天下权力的递嬗。六是在军队中举行祀典，祷告祭祀于神灵（《逸周书·克殷》）。七是派人征伐商王畿及其附近地区的戏方、靡、陈、卫、磨、宣方【134】、蜀、厉等方国（《逸周书·世俘》），是为灭商之战的余绪。
武王在殷都停留了七天，于甲子之后的辛未日到达柬师。《利簋》说：“辛未，王在柬【135】师，锡右史利金。”柬在今郑州一带。武王凯旋的行程当是自朝歌偏西南行渡黄河至柬，在柬停留后才西行的。西行途中，于辛未之后的第四天乙亥日武王又在伊洛地区停留。考察这里的地理形势。《逸周书·度邑》谓武王，“自雒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有岳，丕顾瞻过于河，宛瞻过于伊雒，无远天室”【136】，所述当是武王在嵩山上见到的情况。武王认为伊洛一带比关中地区开阔，已有在此建都之意。《何尊》说：“惟武王【137】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中或（国），自之乂民。”《左传》桓公二年有“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的说法。这些都说明营建洛邑事，实发轫于武王。此事在武王时为何未能实现，其原因今已不得而知，可能与固守关中地区的周之基业有关系。据《汉书·律历志》所引《武成》记载，武王在四月庚戌日凯旋返回丰镐，“燎于周庙”。这样，“武王自出师至凯旋大约用了七十八天”【138】，就迅速完成了灭商大业，然而这却是周族几代人自强不息奋斗的结果。《大盂鼎》说“武王嗣文王作邦，辟厥匿（慝），匍有四方”，是合乎实际的。
六、周公当政和营建成周
克商后两年，武王病笃。周公设祭坛，“植璧秉珪”（《尚书·金縢》），亲自放置玉璧并拿着珪，向太王、王季、文王祈祷。史官的祝告之辞是：
惟尔元孙某，遘厉虐疾。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元孙不若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呜呼！无坠天之降宝命，我先王亦永有依归。（《尚书·金縢》）
祝辞的中心意思是周公愿以己身代武王而死，因为天下之兴亡维系于武王的安危。然而周公的虔诚并没有换来武王的康复。武王不久还是病逝于镐京。按照《古本纪年》和《逸周书·度邑》的记载，武王死时五十几岁。
武王死后，周公当政称王。对于此事，历代许多封建史家狃于宗法正统观念而多不敢相信，总是千方百计地加以辩解，说周公只是摄政而没有称王。其实周公当政称王是有确凿证据的。
第一，《尚书·大诰》：“王曰：‘呜呼！肆哉尔庶邦君，越尔御事。……肆朕诞以尔东征。……’”东征为周公之事，此称“王曰”，是此王当为周公。《尚书·康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篇记平定三监之乱以后分封文王之子康叔于卫之事，此“王”称康叔为弟，则王必非成王，而当是周公。《酒诰》、《梓材》两篇性质和《康诰》相同，其中的“王”亦指周公。《尚书·多士》：“王曰：‘多士！昔朕来自奄，予大降尔四国民命……’”《尚书·多方》：“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此皆讲周公东征从奄地返周事，“王”亦当指周公。《尚书·洛诰》：“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还指明了周公“受命”称王的时间。
第二，周初器《司土簋》：“王来伐商邑，延令康侯图（鄙）于卫。”此为周公称王的直接证据。另外《王在鲁尊》有“王在鲁”的记载，顾颉刚先生认为也是“彝器铭文中周公称王的直接证据”【139】。
第三，古文献中，除《尚书》之外，还有其他不少记载说明周公曾经称王。如，《荀子·儒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周也。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韩非子·难二》：“周公旦假为天子七年。”《礼记·明堂位》：“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
周公所以当政称王，是当时的政治形势所决定的。武王灭商后他曾经夜不能寐，说：“维天建殷，厥征天民名三百六十夫，弗顾亦不宾灭，用戾于今。呜呼！予忧兹难。”（《逸周书·度邑》）十分担心殷的残余势力和影响。商王朝虽已灭亡，但许多方国并未归服于周，所以，武王时期周王朝的形势并不容乐观。武王死时，成王尚年幼，不堪担负治理天下的重任，周公“恶天下之倍周”（《荀子·儒效》），因此才当政称王。另外，周公继位也是符合武王意愿的。《逸周书·度邑》有这样的记载：
王〔欲旦〕【140】传于后。王曰：“旦！汝维朕达弟，予有使汝。汝播食不遑暇食，矧其有乃室？惟二神授朕灵期。予未至于休，予近怀予朕室。汝维幼子，大有智。……维天不嘉，于降来省。汝其可瘳于兹？乃今我兄弟相后，我筮龟其何所即？令用建庶建。”叔旦恐，泣涕共（拱）手。
这段话的意思是，武王想让周公旦继位，并告诉他，在诸弟中数他最通达事理，可堪重任。武王受到“二（按，疑为‘上’之误）神”告示，知道自己“灵期”（即死期）将至，考虑到周王朝初建尚未稳固，并且只有叔旦可以安定局势，所以决定“兄弟相后”，传位于叔旦。并谓此事业经卜筮明告，可以实行。然而叔旦却很担心，泣涕拱手不肯接受。周公以前，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尚未确立，公亶父不传位于长子，而传于三子季历；文王不传位于长子伯邑考之子，而传于次子武王。周公继武王之位虽非父子相继，但兄终弟及为殷代习见，并且当时尚未有嫡长子必须继统之说，所以对于周王室来说此举并非大逆不道，而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武王灭商之后，曾分商王畿地区为三部分，设三监【141】来治理。《汉书·地理志》说：
河内本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邶、鄘、卫国是也。邶，以封纣子武庚；鄘，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
颜师古注曰：“自纣城而北谓之邶，南谓之鄘，东谓之卫。”关于三监地域，自来众说纷纭，或者当以颜注之说近是。
古文字“监”作人俯身向盛水的鉴盂之形，盖谓从水中视己之相貌，故较早的文献里监多用为视义。监初指莅临、观察，以后才引申为监察、监督。《尚书·梓材》“王启监”，指周王省视诸侯，监即诸侯。周初诸侯有称为监者，可能是莅临封国的诸侯的别称。诸侯若不去封国而留居于王畿，则不可同时又称为监。【142】弄清了监字古义就可以明白周初三监并非派管叔等三人去监督武庚，而是分派三人莅临治理商王畿地区。武王虽然灭掉了商王朝，但仍然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史记·殷本纪》），以之作为争取殷遗民归顺的策略，因此武庚为三监之一的说法，应属可信。
三监之乱的发动者是管叔、蔡叔。《左传》定公四年说：“管、蔡启商，惎间王室。”《史记·管蔡世家》说管叔、蔡叔“挟武庚以作乱”。管叔为周公之兄，若兄终弟及，则依次当由管叔称王，然而他和蔡叔却被派到商王畿地区，并不居于丰镐。周公当政称王为其愤恨，势所必然。管、蔡先散布流言飞语，谓“公将不利于孺子”（《尚书·金縢》），然后勾结武庚公然叛乱。三监之乱对周王朝震动很大，《尚书·大诰》说：“弗吊天降割（害）于我家，不少延。……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越兹蠢。殷小腆，诞敢纪其绪。”意思是，不幸得很，天在我家降下灾祸，并且没有稍微迟延一些，让我们有喘息之机。居于西方的我们周国就要大难临头。
三监叛乱以后，周公相当镇静和果断。他坚定地表示：“我之弗辟【143】，我无以告我先王。”（《尚书·金縢》）周公还向友邦及官吏讲明虽然形势严重，但剿平叛乱以取得胜利还是有把握的。他说：“今卜并吉！肆朕诞以尔东征！”（《尚书·大诰》）为了得到王室贵族的支持，周公不惮其烦地劝说甚有威望的召公支持他东征平叛。他向召公说：“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监于殷丧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兹诰？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尚书·君奭》）意思是将诚心告诉召公爽，要牢记殷丧的教训和天威之可畏，让大家襄助我们二人，一定会有好的结果。此后，召公协助周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临卫政（征）殷，殷大震溃”（《逸周书·作雒》）。周公的这些工作为平叛胜利奠定了基础。
周公东征，一是平定三监之乱，二是征服殷商在东方的残余势力，使“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尚书·君奭》）。这个战略方针对周王朝的巩固具有重大意义。《诗经·破斧》：“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东征将士把斧斨都用得破缺了，可见战斗是激烈的。《诗经·东山》写东征士兵在战争结束后返家的情景，其中有“自我不见，于今三年”之句，《孟子·滕文公下》有“伐奄三年讨其君”的说法，《班簋》有“三年静东或（国）”之载，可见东征历时三年之久。《尚书·金縢》谓“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所指当即“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史记·周本纪》）。此后，周公继续挥兵东进，征服许多商王朝的与国，《逸周书·作雒》谓“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孟子·滕文公下》谓“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这些国家多已无考，见于记载的有殷、东、徐、奄、熊、盈（《逸周书·作雒》）、攸（《孟子·滕文公下》）、商盖（奄）、九夷【144】、丰、敷古（蒲姑）【145】、淮夷和东夷诸国【146】等。《尚书大传》有周公“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的说法，可见剪灭奄国是东征的最后战役。奄是殷的旧都，“践奄”是对殷商势力的重大打击。周公东征既解决了周的王位争夺问题，又是商周两大势力的再次较量，并以周的胜利而告结束。周公东征以后周王朝的势力和影响才真正达到东海之滨，这对于周王朝的巩固具有重大意义。然而，三年之久的大规模战争毕竟给民众生活带来很大影响。《孟子·滕文公下》引《尚书》逸文：“有攸不惟臣，东征，绥厥士女，匪厥玄黄，绍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自孟子开始，历来把这几句解释为民众欢欣鼓舞地箪食壶浆以迎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的周公之师。其实，文中的“攸”即曾从帝乙伐人方的“攸侯”（《合集》36482）之国，为殷商势力的中坚力量。这段话意思是攸国不臣服于周，故东征时缚系其士女，夺取其币帛，以此博得周王夸奖，而使攸国成为大邑周的附庸。【147】长期战争不仅使被征服地区蒙受重大损失，而且使周本土的生产也受到影响。“町疃鹿场，熠燿宵行”（《诗经·东山》），东征士卒回到家乡见到的是田地被野兽践踏成了鹿场，鬼火在夜里闪烁流动发光，是一片凋敝景象。可以说正是民众的卓绝奋斗和巨大牺牲才换来了周王朝的巩固，赢得了历史的进步。
武王时虽有在伊洛地区立都的设想，但并未付诸实践。周公当政之初，忙于平叛东征，亦无暇顾及，待东征结束后，周公始董理此事。《何尊》载“惟王初营【148】宅于成周”，指周公开始营建成周，铭文最后纪年为“惟王五祀”，指周公当政称王之五年。这和《尚书大传》周公“五年营成周”的说法相契合。《逸周书·作雒》：“周公敬念于后曰：‘予畏周室不延，俾中天下。’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意谓周公担心周室不能将所得到的天下延续下去，并考虑到不久要致政成王，所以决定在中原地区建造大邑。
关于洛邑的营建，《尚书·召诰》有较详细的记载。周公当政的五年二月乙未日，召公从镐京出发赴伊洛选址，走了十三天，于三月戊申日到达，随即“卜宅”，然后在洛河北岸开始“经营”。这个月的乙卯日，周公亲自至洛视察【149】，并举行祭典，还诰告修建新邑的包括侯、甸、男、邦伯在内的“庶殷”。据文献记载。洛邑的营建历时两年，“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二里，南系于雒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大凑”（《逸周书·作雒》）。洛邑又名新大邑、成周。实际上它包括两部分，在瀍水以西者为王城，主要是宗庙宫寝；以东者为成周，主要安置殷遗民。据载，洛邑有许多宏伟建筑，如“五宫、大庙、宗宫、考宫、路寝、明堂”（《逸周书·作雒）等。【150】
大约在营建成周的前后，周公将许多殷移民迁到成周一带以及丰镐地区居住。这样既可以利用这批劳力修筑城邑宫室，又可以使殷遗势力失去根基，而置于周王朝的直接监视之下。周公曾在洛邑向迁来的殷遗民发布诰辞，即今《尚书·多士》篇。其中说：“猷！告尔多士：予惟时其迁居西尔，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宁，时惟天命。”周公向“多士”，即殷遗民中的上层人物，指出将其西迁是“天命”所致。实际上是说此举为形势所迫。周公还宣布了对殷移民的政策：“告尔殷多士！今予惟不尔杀，予惟时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宾，亦惟尔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尔乃尚有尔土，尔乃尚宁干止。”只要殷移民勤勉而恭顺地臣服于周，就可以保有土地，安身立命，其中之优秀者还会被任用，就像当年殷王朝任命夏遗民一样，“迪简在王庭，有服在百僚”【151】。周公迁徙殷民到成周的政策对于中原地区形势的稳固起了积极作用。
周公当政称王的七年，洛邑建成，周公迎成王并用殷礼祭祀于洛邑，并且宣布“以功作元祀”（《尚书·洛诰》），改称成王元年，实即将国政移交成王。成王命周公留守洛邑，“四方迪乱，未定于宗礼，亦未克敉公功。迪将其后，临我士师工，诞保文武受民乱，为四辅”（《尚书·洛诰》），可见周公在洛邑肩负着稳定天下局势和制礼作乐的重任。成王时期，宗周镐京与成周洛邑两都并存。成周和宗周一样，是周王朝发布命令的重要场所，也建有宫室、宗庙，在成周驻扎的八师和宗周的六师一样，也是周王朝的主要军事力量。周公和成王往来于宗周、成周两地处理政务。周公与成王之间似有一定矛盾。《尚书·金縢》的内容就表现出了成王对于周公的不信任，后来虽然有所转变，但其间的芥蒂似并未完全根除。《尚书·大诰》载周公向天下发布的文告，其中有“若考作室，既厎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构……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获”的言辞，实以自己和成王为喻。周公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胸怀宽广。不因其和成王之间的芥蒂而影响大局。周公致政成王以后仍然兢兢业业地尽到辅佐之责。周公最后病逝于丰邑，遗言“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史记·鲁周公世家》），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七、西周王朝概况
周王朝建立和巩固是我国古代政治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在周王朝之前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方国部落联盟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周王朝的建立，打破了这种格局，出现了以分封制为核心的崭新政治局面。西周初年，王位的嫡长子继承制尚未确立。武王灭商以后的祭祖盛典上，“自大王、大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逸周书·世俘》）。在这个排列里，嫡长子的地位并不突出。后来武王有意传位于周公，也是这种情况的一个反映。周公致政成王以后，情况有了很大变化。从成王至幽王基本上都是父子相继，仅懿王时传位于其叔父，是为孝王，然孝王死后仍由懿王之子继位，是为夷王。由此可见，王位的传子之制已有不可逆转之势。
西周王朝可以划分为前、中、后三个阶段。从武王灭商到康王是西周前期。这个时期的周王朝从巩固走向鼎盛，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各种典章制度、礼仪刑法都逐渐完备，这使它成为遐迩闻名的泱泱大国。从昭王开始，周王朝一方面在国力昌盛的基础上不断向外扩展自己的影响；另一方面，在社会平稳发展的同时，也孕育了各种新的矛盾，然而直到夷王时，社会矛盾也还没有激化。从昭王到夷王为西周中期。厉王至幽王为西周后期。厉王时的国人暴动是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周王朝的统治者回天无术，虽然宣王时有些中兴气象，但颓败大势已不可扭转。幽王时的西周王朝覆灭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不能将褒姒一笑、女宠祸国视为主要因素。
对于西周王朝的这三个历史阶段，我们在下面依次进行讨论。
《史记·周本纪》说：“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旧史往往把成康与文景、贞观等并列，誉为中国古代社会最美妙的时期。这种说法虽然不乏溢美成分，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实际。
周初统治者目睹了商王朝的覆灭，并以之为鉴戒，因此往往从周王朝的长治久安出发慎重制定各种有利于社会稳固的政策。他们认为：“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尚书·酒诰》）正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意思。周公曾谆谆告诫说：“呜呼！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无皇曰：‘今日耽乐。’……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尚书·无逸》）成王以兢兢业业著称，《诗经·昊天有成命》：“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后来，成王在弥留之际嘱咐大臣们“敬保元子钊弘济于艰难。柔远能迩，安勤小大庶邦”（《尚书·顾命》），依然不敢懈怠。周王朝“式商受命，奄甸万姓”（《尚书·立政》）以后，注意选拔人才，用“吉士”、“常人”，即杰出而有德行之人治理国家。周公致政成王以后还嘱咐他“勿误于庶狱”、“克诘尔戎兵”（《尚书·立政》），实际上是让成王对民众采取宽厚的政策。成王十分关心农事，《诗经·噫嘻》说：“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盖成王时已有“籍田”之制，所以要在耕作前由成王来诰谕臣民。《令鼎》有“王大籍农于諆田”的记载，似可与《噫嘻》相互印证。周初统治者从周公开始就为抑制奢侈之风而戒酒，《尚书·酒诰》就是一篇著名的戒酒诰令。直到康王时，统治者还念念不忘此事，康王说：“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田（甸）与殷正百辟，率肄于酒，故丧师。”（《大盂鼎》）相传“晋侯筑宫而美，康王使让之”（《古本纪年》），责备晋侯奢侈。可以说，不忘历史经验和鉴戒是成康之治得以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经过周公东征，在成康时期又大规模地分封诸侯，因此从关中地区向东至伊洛，再向东直到齐鲁，这个广阔地带的局势基本上是稳固的。《保卣》说：
乙卯，王令保及殷东国五侯，延兄六品。蔑历于保，锡宾，用作文父癸宗尊彝。遘于四方，（？）王大祀，佑于周。在二月既望。
铭文中的“殷”指王人会见诸侯之礼，或谓之“殷同”。《周礼·大宗伯》：“殷见曰同。”《周礼·大行人》：“殷同以施天下之政。”皆为其证。“兄”读若贶，赠也。“蔑历”为金文习语，诸家说解纷纭，一般认为是叙勋奖赏以资勉励之义。这段铭文说，乙卯日成王命令名保者参与（实为主持）会见东方五位诸侯的典礼，并赠之以六种礼品。事后，成王叙勋于保，并赐保以侯伯宾贡之物。保以此事为荣，遂为其父作尊彝以志纪念。此适逢四方诸侯来参加王之大祀且助祭于周之时，事在二月既望日。《保卣》所载说明成王时，东方地区与周王朝已属友善，所以才有殷见和赐赠之事。另外，《小臣传卣》载，“惟五月既望甲子，王〔在镐〕京令师田父殷成周”；《作册（？）卣》载，“惟明保殷成周”【152】；《士上盉》载，“五月既望辛酉，王令士上暨史寅（？）于成周”，并赐“百生（姓）”以豚，均指成王派人去成周殷见东部地区诸高级官员和内外诸侯。由此可见东部地区逐渐加强与周王朝的关系。
成康时期对于东南方的经营情况在《宜侯矢簋》里有所反映。铭文谓：
惟四月，辰在丁未，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遂省东或（国）图。王立于宜宗土（社），南乡（向）。王令虞侯矢曰：繇！侯于宜。
一般认为此铭指康王省视东方地图，看到大约在今江苏丹徒附近的宜地，将虞侯矢改封为宜侯，以增强周王朝在东南地区的影响。《今本纪年》谓康王“南巡狩，至九江庐山”，《太平御览》卷五四引《寻阳记》：“庐山西南有康王谷。”此事虽不可尽信，但依形势而言，康王曾到过长江一带还是可能的。《左传》昭公十六年载楚子熊绎与齐太公子吕伋等“并事康王”（按，《史记·楚世家》作成王），是为此说旁证。
成康之际，国力强盛，据《小盂鼎》记载，康王时讨伐鬼方，一次就斩杀4800多人，俘获13000多人和30辆战车、350头牛，战果辉煌。除此之外，周王朝还曾多次大会诸侯，《国语·晋语八》有“成王盟诸侯于岐阳”之载，盖即《左传》昭公四年“成有岐阳之搜”。相传康王时亦有“酆宫之朝”（《左传》昭公四年）。《汉书·律历志》引《尚书》逸文谓，“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丰刑》”，与康王时的朝见诸侯可能相关。《诗经·执竞》说：“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这是对成康之治的一个很好说明。成王、康王时期所采取的分封诸侯、安定社会、扩展周王朝的影响等措施都取得了相当成效。成康时代的业绩，向来为周人所津津乐道。共王时的《墙盘》说，“宪圣成王”在左右忠信智慧、刚毅超群的大臣们的辅佐下，“用肇铸周邦”，使周邦开始强大。《墙盘》铭文还说“渊哲康王，宾尹亿疆”，指康王开拓疆域，治理各方。春秋时代的王子朝也说道：“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总之，成康时期，周王朝的基本政治格局已经形成，在此基础上社会经济得以顺利发展，这些都具有积极意义。
从武王开始，经周公东征直到成康时期，周王朝所开拓经营的重点是东方，其次是东南地区。到了昭王时期，凭借着强盛的国力，周王朝便着重向南发展，而对北方戎族采取守势。【153】
《墙盘》追述周昭王业绩时说：“弘鲁邵（昭）王，广能楚荆，惟狩南行。”昭王之世是以南征荆楚为其特征的。楚本为周之附庸，其先祖鬻熊曾经“子事文王”（《史记·楚世家》）。鬻熊以后三传至熊绎，他曾去参加成王会盟诸侯的“岐阳之搜”。但是，“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国语·晋语八》），只能做点杂务，看守燎祭的火堆。可见，楚的势力还是微不足道的。后来，熊绎被“封以子男之田”（《史记·楚世家》），“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左传》昭公十二年），势力迅速增长，经过成、康以及昭王的五六十年的发展，楚的影响已不同寻常。周初大分封，姬姓诸侯已经到今长江中游和汉水一带。春秋时的人说：“汉阳诸姬，楚实尽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或谓：“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左传》）定公四年）楚对姬姓诸侯的蚕食大约在周初即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