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传说时代与夏朝概况
我们之所以要将夏朝与传说时代放在一起研究，主要的原因在于夏朝时期的直接文字资料迄今还没有发现，人们对于夏朝情况的认识还主要依赖于文献记载的传说材料。尽管这些资料从种种情况看是相当可信的，但毕竟不像殷墟的甲骨卜辞那样完整而直接地揭示当时的社会面貌。关于夏王朝的考古工作也尚待更多的发掘，人们在殷墟发掘之后，期望也能发现“夏墟”，了解夏朝都邑的情况，但迄今为止也还没有令人满意的成果出现。关于夏族的兴起和夏王朝的建立与发展等问题，离开了传说资料就无从谈起。所以弄清楚古史传说时代历史演进的源流对于阐述夏代历史便是不可或缺的内容。将夏朝与传说时代放在一起研究，就目前的资料看，还是比较合适的。在没有文字记载出现的时候，历史由人们口耳相传的方法来保存与流传。这些内容后来被文字记录下来以后便成为文献中的古史传说。我国古代文献中有丰富的古史传说内容，我们虽然很难把这些传说和考古资料一一印证，从而构成一个严密的可信的古史系统，但是透过这些传说却可以看出我国原始时代的大概的社会面貌，也能够据此而窥见和探讨夏代的一些社会情况。
一、我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战国时期的大诗人屈原在《天问》篇里开头就问：“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他将历史追寻到了天地未分、混沌无垠的时期。相传人是由女娲用黄土和泥捏出来的，屈原问：“女娲有体，孰制匠之？”女娲之身又是谁做的呢，屈原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当然在那个时代也不可能对于人类起源问题作出正确回答。但是这却说明了古代的人们对于世界如何诞生、人类怎样出现之类的问题很感兴趣。战国秦汉时期的人对于远古时代先民的生活情况有一些推测。在相关的传说中，人们多着眼于对于远古先民社会生活社会生产情况的说明。《韩非子·五蠹》篇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有巢氏和燧人氏的情况显然和旧石器时代相符合。《礼记·礼运》篇也说那个时代“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关于那个时代社会组织情况，《吕氏春秋·恃君》说“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对远古时代婚姻和社会的情况作了正确的说明。在古史传说里常把农业耕作的起源追溯到神农氏和烈山氏，认为神农氏制造了耒耜并教民耕作，种植各种谷物，烈山氏有一位很能干的子弟，名叫柱，他“能殖百谷百蔬”（《国语·鲁语上》）。我国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开始有了农作，神农氏和烈山氏可能是那个时代以善于农耕而著称的氏族。在稍后的传说里还有一位伏羲氏，《易·系辞下》说他“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伏羲氏应当是一个善于占卜并以渔猎著称的氏族。相传与伏羲氏结为夫妻的女娲曾经“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淮南子·览冥训》），可见女娲所在的氏族对于自然的斗争取得过辉煌成绩。
在我国传说时代最为著名的英雄人物首推黄帝和炎帝，其中又以黄帝占据最主要的位置。
我国上古时代，人名、族名和地名常常合为一。《国语·晋语四》说：“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按照这个说法，黄、炎两族是从互通婚姻的少典氏和有蟜氏繁衍出来的。黄、炎两族最初居住在今陕北的黄土高原上，后来逐渐东移。黄帝族的迁徙路线偏北些，东渡黄河以后，沿着中条山、太行山的山边地带直到今冀北地区。炎帝族的迁徙路线稍偏南，顺着渭水和黄河两岸发展到今河南以及冀南、鲁东北一带。他们在迁徙过程中曾与所迁地区的土著部落发生过斗争，《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族曾经“北逐荤粥”，《逸周书·尝麦》说炎帝族和原居于今鲁、豫一带的蚩尤族发生激烈冲突，并被蚩尤族打败。黄帝族应炎帝族的请求而与蚩尤族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山海经·大荒北经》说：“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蚩尤族曾和少昊族关系密切，所以黄帝族亦和处于东方的太昊、少昊两族作战，并赢得胜利。黄帝族打败蚩尤族以后，和太昊、少昊两族修好关系，在中原地区扩大了影响，但炎帝族却图谋与之争夺在各个部落间的主导地位，于是黄帝便“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史记·五帝本纪》）。阪泉之战先后进行了三次，炎帝族战败并归服了黄帝。此后，黄帝族与炎帝族联合，在我国广大的中原地区占据了主导地位，影响日益广泛。
如果纳入考古学上的时代划分来研究，可以说黄帝族影响的扩大应当在新石器时代的后期。相传黄帝二十五子，实即由黄帝族繁衍出来的二十五个氏族。我国古代文献里，几乎众口一词地盛赞黄帝的巨大影响，很可能在那个时代已经形成了以黄帝族为核心的部落联盟。在我国上古时代的历史中，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被尊称为五帝，是最有影响的部落联盟首领。在黄帝族所繁衍的众多子族中，帝颛顼与帝喾是时代较早的最著名的两支。帝颛顼又称高阳氏，帝喾又称高辛氏。春秋时期的鲁国大夫史克说他们各有“才子八人”（《左传》文公十八年），即八个著名的氏族。这些氏族名称在古文献中有不同的记载，《山海经》记载帝颛顼子族的名称有伯服、季禺、淑士、老童、中轮、驩头等。许多古文献中认为帝俊就是帝喾。《山海经·大荒南经》说帝俊有中容、晏龙、黑齿、季厘等子族，并曾“生十日”、“生月十有二”。大概帝喾是很早就以干支为名称的氏族。帝颛顼和帝喾的时代曾经对社会上的一些制度进行改革。相传帝颛顼“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民，洁诚以祭祀”（《大戴礼记·五帝德》）。那个时代的宗教正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帝颛顼顺应了这种形势，“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火正黎司地以属民”【1】，改变了以前“家为巫史”，人人都能与神灵交往的局面，使宗教祭祀专业化。帝颛顼的这些改革后来被称为“绝地天通”。帝颛顼的一些改革是当时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反映。《淮南子·齐俗训》载“帝颛顼之法，妇人不辟男子于路者，拂之于四达之衢”，女子若在路上不小心碰撞了男人，便会带来晦气，所以要在通衢举行除凶去垢的祓禳仪式。帝颛顼的这项规定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男尊女卑的情况。据《史记·五帝本纪》说，帝喾“生而神灵，自言其名”，可见他是一位兼司神职的部落联盟首领。帝喾继续了帝颛顼的作为，使祭祀与部落联盟首领的权力结合起来。帝颛顼和帝喾曾经与共工族有过激烈的斗争。《淮南子·天文训》说：“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淮南子·原道训》说：“昔共工之力，触不周之山，使地东南倾，与高辛争为帝。”可见双方的斗争相当激烈，并且延续了很久，大约到舜和禹的时期才告结束。
在“五帝”的系统中，唐尧和虞舜的名气要比其前的帝颛顼和帝喾大。尧，名放勋，号陶唐，所以又称唐尧，是帝喾以后的著名部落联盟首领。尧的时期，自然灾害严重，社会也不安定，尧就采取措施进行各种斗争，“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断脩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淮南子·本经训》）。尧还命令羲氏、和氏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情况以制定历法。尧治理天下注重家族的作用，做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尚书·尧典》），这和新石器时代考古资料中所见的家族影响扩大的情况是符合的，家族与氏族的发展使以黄帝族为核心的部落联盟更加巩固，取得了很大成功，尧也因此而受到广泛的爱戴。尧的时期开始实行禅让制度。他在位的时候，洪水泛滥成灾，“四岳”推荐鲧负责治水，尧认为鲧品德不好而无法担此重任，可是在“四岳”的坚持下鲧还是被任命前往。尧在年老的时候，让“四岳”推荐继承人，大家一致推荐舜。尧便采取各种办法对舜进行考验和培养，证明舜确实合格以后才把权力让给他。此后，又过了二十多年尧才去世。舜正式继位以前，曾把权力让给尧的儿子丹朱，自己避居于南河之南。然而天下诸侯和民众却不信任丹朱，而拥戴舜。在这种情况下，舜才正式继位。
继尧而起的舜，名重华，号有虞氏，所以又称虞舜。舜是冀州之人，出身微贱，曾在历山种过地，在雷泽打过鱼，在黄河之滨做过陶器，在寿丘做过家具，在负夏做过买卖。舜所在的应当是一个既善于农耕渔猎，又善于制陶手工的氏族。舜继位以后，部落联盟更加发展，高辛氏和高阳氏的许多首领都被舜所任命。据《尚书·尧典》记载，舜还命禹为“司空”，主持治理洪水、平定水土的事情；命弃为“后稷”，主持谷物播种；命契为“司徒”，主持教化；命皋陶为“士”，主持刑罚。这些官职的任命虽然未必实有其事，但却反映了舜与各部落的广泛联系和受到尊崇的情况。作为部落联盟首领，舜已经拥有了很大权力。当时有浑沌、穷奇、梼杌、饕餮四个凶族，尧拿他们没有办法，舜在位的时候却把这四个凶族流放到边远地区，对其他一些不听命令的氏族和部落，如共工、驩兜、三苗等，舜也都加以处理，还将治水无功的鲧放逐到羽山。这些都反映了舜的权力的增强。舜年老的时候，将权位让给禹，又过了十七年才去世。禹在正式继位以前，仿禅让故事，把权位谦让给舜子商均，自己避居于阳城，但是诸侯们依然拥戴禹，禹这才正式继位。
禹在我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是一位举足轻重的杰出人物。禹的时期社会正经历着由野蛮迈向文明的巨大变革。古人曾用“大同”与“小康”来对比巨大变革前后的情况。《礼记·礼运》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我国上古时代的原始民主平等精神与“大同”所揭示的道德观念是吻合的。禹以后的“小康”时代，情况就有了明显变化。《礼记·礼运》篇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为小康。”把禹作为小康之世的第一位代表人物的确慧眼独具，是很有道理的。禹是站在文明门槛上的一位伟人，从禹之后，夏王朝正式建立，我国古代社会由野蛮时代跨进了文明时代。
二、夏朝概况
大约在我国古史传说中作为“五帝”之一的帝颛顼以后的时期，夏族逐渐兴起。古代文献常把禹的世系追溯到帝颛顼，《史记·夏本纪》和《大戴礼记·帝系》就曾说禹为帝颛顼的孙子，但还有的文献说禹为帝颛顼的五世孙。不管如何，说夏族是帝颛顼部落的一个支裔，应当是问题不大的。鲧作为夏族首领被封在崇，《国语·周语下》曾有“崇伯鲧”的说法，还有的文献说鲧子禹也曾继鲧之后为崇伯。这就表明夏族活动的区域最初应当在崇及其附近地区。【2】鲧曾经被“四岳”推荐负责治理洪水，历时九年而最终失败。据说他失败的原因是由于采取堵塞的办法，《尚书·洪范》说“鲧堙洪水”，《国语·鲁语上》说“鲧障洪水”，所以才遭到失败。其实原因不一定这么简单。治水采取填塞的方式，鲧子禹也曾采用，就取得了成功。所以说治水方式存在问题并不是鲧失败的主要原因。《尚书·尧典》记载，“四岳”推荐鲧的时候，尧起初曾以鲧“方命圮族”为理由而表示反对，认为鲧违负教命，毁败善类，不堪当此重任，只是由于“四岳”的坚持，不得已才委派了鲧。治水失败可能与他不善于团结族人、不能搞好与其他部落的关系并且违背部落联盟首领的命令有直接关联。
禹的极大聪慧集中表现于其父鲧被杀以后他所表现出的明智态度上。鲧被殛死于羽山以后，禹不仅没有表示任何愤怒，而且依然恭谨地事奉舜，从而得到舜的信任，受命继承其父的职责去治理洪水。禹能够广泛联系各个部落的力量，并且改进了治水方法，所以取得很大成功。他治水的时候，“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史记·夏本纪》），“身执耒锸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韩非子·五蠹》），艰苦卓绝，率先垂范，受到人们广泛颂扬。据《孟子·滕文公上》，禹治理洪水，“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对于广大区域内的农业生产发展和民众生活的安定起到重要作用，以至于春秋时期的人还说“微禹，吾其鱼乎”（《左传》昭公元年）。禹不仅治水有功，而且在政治生活中也发挥了巨大作用，平定三苗之乱就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项。相传禹得舜的命令，“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墨子·非攻下》）。禹平定三苗之后“天下乃静”，说明他在部落联盟中已经有了很大影响。
在实际的政治结构中，禹居于权力的中心，其身上已经有了不少后世“王”的影子。他接受舜禅让的帝位以后，在部落联盟中拥有越来越大的权力。他曾经以行天之罚的名义征讨三苗，还曾在涂山召集诸侯会盟，与会者很多，据说有“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参加。后来在会稽大会诸侯的时候，防风氏的首领迟到，就被禹杀戮。禹的影响很大，“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尚书·禹贡》），这种情况反映了以黄帝族为核心的部落联盟在禹的时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古代文献里有禹让诸侯邦伯按照路途远近分别纳贡的说法，虽说是后世儒家加以理想化、系统化的结果，可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禹的强大权力和各地经济联系的加强。按照《礼记·礼运》篇的说法，从禹的时候开始，“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从古代文献记载里可以看到，禹在当时已经有了相当强烈的权势欲，并且在许多事情上玩弄权术。禹欲结束带有原始民主色彩的禅让制度，但又顾虑传统观念的深远影响，便采取十分灵活的做法，使禅让制度向世袭制度转变。禹选择颇有威望的偃姓部落首领皋陶为继承人，以表示自己依然奉行禅让。可是皋陶的年龄与禹相仿，已至耄耋之年，等不到实行禅让便先禹而死。禹又荐举没有多少影响的益为继承人。禹死之后，益重演禅让故事，把权力让给禹之子启，自己躲避到箕山之阴，但各个部落并不拥护他，而拥戴启。于是启便继位而正式建立夏朝，开始了“家天下”的局面。《战国策·燕策》说“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禹的举措在实际上为启开辟了道路。
一般认为，启是夏朝开国之君。他的主要功绩在于打败东夷族和有扈氏的势力而使夏王朝得以巩固。启继位的时候，东夷族势力强大。东夷族首领益曾经被舜任用去管理草木鸟兽，后来又被禹选为继承人。虽然禹在位的时候让他参加天下大事的处理，并且在禹死时又被禅让给最高的权力，但是结果却由启继承了权位。于是益便率众向启进攻。屈原《天问》篇说：“启代益作后，卒然离孽，何启惟忧，而能拘是达？”意谓启代替益作了君主，但却突然遇到灾祸，后来遭受忧患的启为什么却能够解脱拘禁。从这段话推测，启和益之间一定进行了复杂而尖锐的斗争。这场斗争是以启的胜利告终的，即《古本纪年》所说的“益干启位，启杀之”。居于今陕西关中平原的有扈氏对启所实行的家天下不满，启遂率众前往讨伐，在甘地（今陕西户县南）大战。战前，启在誓师之辞中指责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因此上天才要“剿绝其命”。启借“恭行天之罚”（《尚书·甘誓》）的名义与有扈氏作战，在舆论上占了优势。战争的结果，有扈氏被剿灭，启的地位得到巩固。有扈氏是旧传统的维护者，《淮南子·齐俗训》说他“为义而亡，知义而不知宜”【3】。启的胜利反映了当时社会观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些胜利的取得，使夏朝生机勃勃。启曾在均台（今河南阳翟）举行盛大宴享，还在“天穆之野”演出了精彩的乐舞。启是一位能歌善舞的人，在舞蹈的时候，他“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山海经·海外西经》），有精彩表演。启的时候，乐舞的场面相当壮观，《墨子·非乐》篇说它“万舞翼翼，章闻于天”。这种欢乐的情景与讨伐有扈氏胜利后夏朝的巩固和发展是有关系的。古书上还有夏后启曾经到天上获取乐舞的说法。《山海经·大荒西经》载“开（启）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启）焉得始歌《九招》”。关于《九歌》的内容，春秋时人认为“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左传》文公七年），并且以“六府三事”来解释“九功”。其解释里面有“五行”和“德”的观念，不当为夏代所有。故“九功”可能是夏人对于夏后启功绩的颂扬，至春秋时，人们又加以附会衍变而成。尽管如此，还是可以说明古人认为启以其功绩而得天神之助以及下民拥戴的情况。
夏王朝在建立之后不久就遇到了麻烦。相传，启在位的时候，其子武观作乱，《韩非子·说疑》篇说，武观曾经“害国伤民败法”，《逸周书·尝麦》说武观“胥兴作乱，遂凶厥国”。后来叛乱被平定，武观被诛杀。武观之乱虽说对于夏朝带来一定影响，但是当时的主要矛盾还不在统治者内部，而是夷夏之间为争夺方国部落联盟领导权所进行的斗争。启死后，其子太康继位。太康只顾田猎游玩而不恤民事，这使夏朝势力有所削弱，东夷势力遂乘机西进。东夷的太昊、少昊部落早在炎黄时代就颇为强盛。夏朝初期，东夷族的著名首领是羿，或称夷羿、后羿。他以善射著称，《吕氏春秋·勿躬》篇说他是弓的发明者。太康时期，羿率众从东方的鉏迁到位于夏朝腹地的穷石（今河南洛阳市南），称有穷氏，得到夏民拥护而夺取了夏朝政权。有的古书说太康为羿所废，《古本纪年》则谓“太康居斟寻”。大概太康失国以后曾投奔斟寻氏。太康以后，虽然其弟中康继为君主，但国事概由羿决定。羿的统治引起一些部落的不满，历来主持天时历象的羲氏、和氏即公开表示反对，羿就指责他们废时乱日并派名胤者率众前往征伐。中康以后，其子相继位。相逃往斟寻氏和斟灌氏，羿遂独揽夏朝大权。据《左传》记载，羿得夏政之后，恃其善射而只顾田猎，不修民事，废弃武罗、伯困、龙圉等贤臣，却重用被伯明氏驱逐的不肖子弟寒浞。寒浞谄媚于上，施赂于外，怂恿羿田猎游玩。寒浞极力网罗党羽，拥有很大权力。趁羿田猎之机，寒浞将羿及其全家杀掉，袭有穷氏之号，夺取了大权。寒浞子浇被封于过，另一个儿子豷被封在戈。浇率众灭掉斟灌氏，又去讨伐斟寻氏，杀掉在那里的夏后相。相妻缗正值妊娠，慌忙中急从墙洞中逃出，奔往母家有仍氏，在那里生下少康。少康长大以后，为有仍氏牧正。浇闻讯，派人到有仍氏追杀，少康遂逃奔有虞氏。有虞氏君妻之以二女，并且把纶邑给少康居往。少康得有虞氏帮助，不仅有了田邑，而且有了一旅兵众。少康以纶邑为根据地，收集夏众，设官分职，派人到浇处为间谍，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准备恢复夏朝。这时候，逃往有鬲氏的夏遗臣靡，收集斟灌氏、斟寻氏余众，和少康联合，剿灭寒浞，复立少康的统治地位。少康率众灭浇于过，又命令其子杼灭豷于戈。有穷氏至此而灭亡，夏朝得以复兴。少康中兴的史实说明，当时各个方国部落的力量还相当强大，少康的复立与方国部落的支持有直接关系。《古本纪年》说“少康即位，方夷来宾”，可见少康与诸族保持了友好的关系。从太康失国到少康中兴，经历了三代人的时间和尖锐复杂的斗争。代表东夷势力的羿和寒浞虽然能在一个时期里占据统治地位，但终究没有夏的影响深远，斟寻氏、斟灌氏、有仍氏、有鬲氏、有虞氏等都站在夏的一边并且竭力帮助夏恢复统治，就是明证。
夏朝的巩固和发展是少康中兴以后的事情。少康子杼在位的时候，夏朝形成复盛的局面。为了便于向东开拓，杼将统治中心从原（今河南济源）迁往老丘（今河南开封市北），并派人征伐东方。《古本纪年》说“杼子往于东海，至于三寿”，还获取了作为祥瑞的九尾狐。大概夏朝势力在杼时已经扩展到了东海之滨。古书上有“杼作甲”、“杼作矛”的说法，谓杼注意兵器的制造。杼时夏朝武力强盛与此是有关系的。夏人对杼很尊敬，《国语·鲁语上》篇说“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认为杼能继承禹所开创的事业，因此用隆重的“报”祭来祭祀杼，以怀念他的功绩。杼子槐继位以后，居住在今淮河流域和泗水流域的于夷、黄夷、风夷、白夷、赤夷、玄夷、阳夷等九个东夷部落都纳贡祝贺。槐子芒在位的时候曾经“东狩于海，获大鱼”（《古本纪年》），可见夏依然与东夷有密切关系。总之，自少康以后，夷夏关系稳步发展，到芒子泄的时候由于东方已无后顾之忧，所以便有力量向西发展。泄时，夏与西方的畎夷关系密切，“始加爵命，由是服从”（《后汉书·西羌传》），接受夏朝封号，表示顺服。泄子不降曾经率兵讨伐西方的九苑，以扩展夏对西方的影响。
夏朝后期，国势渐衰。夏王不降死后，孔甲继位，加强了对于天帝的崇拜，《左传》说他“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认为孔甲对天帝恭顺，并且得到天帝的赏赐。《史记·夏本纪》谓孔甲“好方鬼神，事淫乱”，这是可信的说法。春秋时期的人说“孔甲乱夏，四世而陨”（《国语·周语下》），所谓“乱夏”是指孔甲改变了夏朝的传统做法。相传，陶唐氏的后代御龙氏因为驯龙失职，而在孔甲时“惧而迁去”（《史记·夏本纪》），可见孔甲时期，夏与许多方国部落的关系趋于紧张。然而，当时的夏朝在诸方国部落中尚有一定影响，还没有达到众叛亲离的地步，所以《古本纪年》说孔甲以后两传至后发继位时，一些东夷部落还“宾于王门，献其乐舞”，以表示祝贺。
孔甲以后四世的夏王即履癸，名桀，又称夏桀。相传桀甚勇武，《史记·律书》说他“手搏豺狼，足追四马”。他的最终失败跟桀时夏与诸方国部落的关系恶化很有关系。《国语·晋语》说夏桀讨伐喜姓之国有施氏，“有施人以妹喜女焉”，才得免。《古本纪年》说桀伐岷山氏，岷山氏送名琬和琰的美女两人给桀，为桀所嬖爱，桀遂“弃其元妃于洛，曰末喜氏。末喜氏以与伊尹交，遂以间夏”。据《左传》昭公四年记载，夏桀曾经“为仍之会，有缗叛之”。有缗氏是帝舜后裔，为姚姓之国，因不服桀，而被夏所灭，《国语·郑语》说“己姓昆吾、苏、顾、温、董，董姓鬷夷、豢龙，则夏灭之矣”。桀还将商族首领汤囚禁于夏台，后虽释之，但与商族的关系已经完全破裂。总之，夏朝末年，许多方国部落叛离桀而归服商汤。夏桀失去了诸方国部落的支持，这是夏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桀的对内政策也是很错误的。《尚书·汤誓》载商汤指责夏桀语：“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西周初年的周公曾经指责夏桀用人失当，“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后”（《尚书·立政》），认为夏桀的行为不遵循以往任用官员的准则，所以其暴虐行为使夏灭绝无后。据《尚书·多方》篇记载，周公还指出，夏桀贪图安逸，不顾民瘼，“不肯戚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开于民之丽，乃大降罚”，夏朝统治者只顾自己享乐，不肯忧虑民众疾苦，不能放开束缚民众的罗网，所以才被商灭亡。《古本纪年》说“夏桀作倾宫、瑶台，殚百姓之财”，其臣关龙逢谏，被夏桀杀掉。夏朝的一些大臣因不满桀的残暴统治而投奔商汤，据《吕氏春秋·先识》篇，连夏朝的太史令终古都叛桀而奔商。夏桀末年已经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时，商汤联合诸侯势力，先剪灭豕韦、顾、昆吾等夏的羽翼，然后进军夏朝腹地。桀仓皇应战，在有娀之墟被打败后，逃往鸣条，又大败，遂退于三鬷。桀在惨败之后，被放逐。《史记·律书》正义引《淮南子》说：“汤伐桀，放之历山，与末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4】南巢之山在今湖北巢湖市，桀死于此处应当是夏朝覆灭以后的事情。【5】按照《史记·夏本纪》的记载，从启开始，夏朝共传十三世【6】、十六王。
夏王朝灭亡以后，夏族势力除留在中原地区的以外，还有两支势力分别向南、北两个方向迁徙。夏族到南方的一支，当即随夏桀而南迁者。夏族到北方的一支，可能与当地的诸族融合，后世称其为匈奴。《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索隐谓“乐产《括地谱》云‘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当然也”。若此说不误，则夏族一支向北的迁徙便是夏桀之子时候的事情。【7】
三、关于夏代的考古学探索
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专家们在古代文献所记夏人活动比较集中的今豫西和晋南地区，开始进行关于“夏墟”的调查。20世纪60年代初期定名的二里头文化的发现和研究是夏代考古的重大收获。这个类型的文化遗存最初于1953年发现于河南登封玉村，后来在豫西、晋南地区陆续有所发现，其中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文化内涵最丰富、最典型，遂以之命名。二里头文化分为两个类型，一是以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为代表的“东下冯类型”，二是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类型”。这两个类型的分布正与古代文献的记载相吻合。在河南郑州、洛阳、临汝等地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多种文化层重叠的关系，即商代早期文化叠压在二里头文化之上，二里头文化又叠压在龙山文化之上。就时代发展顺序而言，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商代之间即夏代，可见介于龙山文化和商文化之间的二里头文化确是夏代的考古文化。据测定，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395年到公元前1625年之间。一般将它分为四期。考古学家对于这四期文化的归属有较大分歧：或说四期全是夏文化；或说第一至三期是夏文化，而第四期则是商文化；或说第一、二期是夏文化，第三、四期是商文化。二里头文化中以第三期的内涵最丰富，迄今为止已经发现两座宫殿遗址。一号宫殿遗址坐北朝南，建筑在高出地面约80厘米的略呈正方形的夯土台基上，南北100米，东西108米，中部偏北又有一长宽各二三十米的高起夯土台，其上分布着一圈长方形柱洞，是一座长30.4米、宽11.4米的大型殿堂，为这座宫殿的主体。根据柱础的排列，可以复原成面阔八间、进深四间的双开间建筑。台基周围发现有柱洞，可以复原出与宫殿毗连的庑廊，它所围成的空地就是中庭。其正南是一座牌坊式的大门。整套建筑的工程量很大，仅夯土台基的用土量就达两万立方米。二号宫殿也是坐北朝南，有作为地下水道的陶水管。二号宫殿的结构大体和一号宫殿的类似，也有正殿、庑廊、中庭、门塾等，但其格局更加严谨。这两座宫殿建筑，其堂高于庑和庭，庑和庭又高于台基周围的地面，在举行礼仪的时候可以清楚地体现出高低贵贱的差别，在堂上统治者能够很好地体现其尊贵和威严。在属于第三期的墓葬中发现不少青铜器和玉器。青铜器的制作技术属于早期阶段，造型简单，器壁较薄，质朴无文，其种类有爵、钺、戈、刀等；玉器有钺、戈、璋、刀、琮、圭等，其中有制作极精的七孔玉刀和玉璋。这些青铜器和玉器中有不少属于礼器和祭器，应当是当时“礼义以为纪”的情况的反映。值得注意的是二里头文化第三期的一号宫殿的废弃情况。考古发现宫殿台基北侧有属于第四期的灰坑，台基上面的灰坑多达50余个，另外还发现了属于第四期的10余座墓葬，也都打破了第三期的地层。这种叠压关系表明，一号宫殿兴建于第三期，到第四期的时候已经废弃。《古本纪年》有桀居斟寻的说法。斟寻可能在今偃师一带。所以推测二里头文化第三期的宫殿是桀居斟寻的遗迹，还是有根据的。这座宫殿在第四期被废弃正是夏灭商兴情况的反映。这个时期的另一座宫殿，据研究也废弃于第四期，与一号宫殿的情况相同。
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也相当重要。这个遗址的文化分为早、晚两期，有的专家称它为龙山文化陶寺类型。其年代在公元前2400年至公元前1800年之间，显而易见其晚期已经跨进了夏代历史的范畴。陶寺遗址的一千多座墓葬中，大型墓占1.3%，中型墓占11.4%，小型墓占87%以上。大型墓的随葬品多达一二百件，小型墓仅一至三件，而且没有任何随葬品者占多数。可见当时社会上已经出现了金字塔式的层次结构。在大型墓中，有许多礼器、乐器随葬，如陶龙盘、玉钺、石钺、鼓、磬等。龙盘只出土于少数大型墓，一墓最多一件，足见其珍贵。大型墓还有不少彩绘木器，木胎虽然已经腐朽，但其上的彩绘仍存，可辨别器形的有案、几、俎、匣、盘、豆等，具有较高的制作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