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关于鄂豫皖1931年“肃反”的问题
肃反锄奸，本是革命队伍内部一项正常而必要的工作。可是张国焘却一贯把它作为排除异己、推行错误主张、建立军阀主义的工具。1931年秋冬间，他在鄂豫皖根据地所进行的“肃反”就是一个典型。
在《我的回忆》中，张国焘以《整肃》为标题，用一章的篇幅来追述1931年肃反的经过。在这些“回忆”中，张国焘不仅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竭力吹嘘，“鄂豫皖的肃反进行得非常成功”，“总括说来，我们在鄂豫皖区这个整肃斗争，主要是肃清了军阀土匪倾向，也打击了立三路线的残余，纠正了一些右派和堕落倾向，并铲除了一个反革命阴谋”，因此它“可为各苏区的模范”。【23】这完全是对历史事实的伪造和歪曲。
首先，1931年鄂豫皖肃反的目的并非张国焘所说的那样，是为了“铲除”“反革命阴谋”和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而是为了推行张国焘的“左”倾“新政策”，建立他军阀主义的统治。如前所述，张国焘到达根据地以后，积极贯彻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全盘否定鄂豫皖过去的工作成绩，提出了一整套“左”倾盲动“新政策”。张国焘的“新政策”和对根据地革命成果的全盘否定，遭到广大党员干部的强烈反对。1931年八九月间，红四军领导人反对张国焘东进，进攻安庆的错误军事行动方针就是其中一例。在这种情况下，他把抵制错误的同志污蔑为“立三路线残余”的代表、“右派”，极力渲染根据地“长期执行非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党内充满了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商人、高利贷者，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并且在“肃清军阀土匪倾向、打击立三路线的残余”等口号下大张旗鼓地进行以“彻底转变”苏区政策，根本“改选组织”的肃反运动。
应该指出，在当时，鄂豫皖根据地与其他根据地一样，党内确实存在某些错误思想，如“左”倾思想、军阀主义等等，但是，第一，这些错误大部分属于思想意识问题，应该通过正确党内斗争方法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解决，而不应以肃反的方法来解决；第二，当时党内主要错误倾向是张国焘积极推行的王明的“左”倾政策方针，要肃清“左”倾思想影响首先应该解决这些问题；第三，张国焘所谓“立三路线残余”和“军阀土匪倾向”是指那些敢于抵制反对他的错误的同志，如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定侯写文章反对在根据地内过分提高工资影响工农联盟，就被扣上不可救药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加以批判；鄂豫皖特委委员徐明人反对富农分坏田和春耕大忙时期反复平分土地，被戴上不可救药的右派小组织成员帽子开除出党。余笃三反对王明“左”倾路线，被撤销红四军政委的职务。中央分局曾中生、舒传贤，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曹大骏，红十二师政委庞永骏，原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等也都是因为抵制了张国焘全盘否定鄂豫皖根据地成绩，推行王明路线的过左政策，而受到排斥和打击。但是张国焘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变本加厉地开展肃反运动，把这些同志扣上反革命分子帽子杀之而后快。
可是，张国焘《我的回忆》中却百般掩盖他发动肃反运动的罪恶目的，他先是在《整肃》一章的开头说明在肃反前夕“病了”；又把鄂豫皖肃反运动说成是陈昌浩偶然“发现”了红四军十二师长许继慎反革命案件而引起的。这也是纯属虚伪的捏造。历史的事实是：1931年鄂豫皖根据地的肃反是张国焘下定决心，有计划、有步骤的一个阴谋。所谓许继慎的“惊人案件”是1931年9月13日到达红四军军部以后发生的。可是就在9月8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出十一号通告，宣布：“严厉镇压反动是党在目前斗争中一个非常主要任务”，应当“动员一切同志一切革命的群众参加肃反的工作”。【24】可见，根据地的肃反运动并不是陈昌浩发现许继慎“反革命”行为而引起的；而是张国焘决定把镇反作为党在当时“斗争中一个非常主要任务”，“动员全党力量加紧肃反工作”以后派人到红四军寻找出来的“典型”。还有，许继慎师长也并不是什么“反革命”，而是张国焘蓄意制造的一件冤案。根据张国焘的“回忆”，许继慎反革命的“确凿”根据是“在他所保管的公文箱中发现了私通敌人的证据，主要是新近白区来的两封信和一份通讯密码”。其实，这些证据乃是当时敌人施行离间红军干部的一种反间计。英山解放后，国民党特务头子曾扩情，以黄埔军校的老同学关系，派了两个特务到英山找许继慎，并带有谎称许继慎已和敌人勾结，表示欢迎投奔蒋介石的信件。这就是张国焘所说的证据。两个特务到达英山后，许继慎马上将他们逮捕起来送交军部。军长徐向前、政委曾中生即时对来人进行审问，并根据许继慎的一贯表现，认为许“不会有什么问题”，“完全是敌人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遂将特务连同信件及军部意见送分局处理。张国焘在接收送来的特务头子信件后，不问事实真相，主观主义地把它作为许继慎通敌的依据，并立即逮捕了红二十团团长潘皈佛之妻和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用刑审、逼供、诱供等手段，逼出许继慎、熊受暄等人“确有准备把部队拉到长江边准备投降蒋介石”所谓反革命“全盘”计划。这就是煽起鄂豫皖“肃反的狂热”的许继慎案件真相。
必须指出，张国焘的肃反选择在许继慎身上开刀是有其原因的。其一，“许继慎这些人，他们有时喜欢讲张国焘是右倾机会主义。……因为这个事情张国焘很讨厌他。”【25】所以当时张国焘正要寻机对许继慎等人进行打击和迫害。其二，许继慎是红四军的一位师长，他支持曾中生等人提出的红四军主力南下的正确主张。张国焘先将许打成反革命，然后再诬蔑“红四军的南下是曾中生受了那些反革命分子的怂恿和蒙蔽”。这样，张国焘就把军事行动的争论问题和反革命问题混在一起，借此来打击大批正确意见的同志。历史表明：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口口声声说的“我不能、也不愿意一开口就搬出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来吓服那些土共，我更没有扮演过手持‘正确路线’的‘尚方宝剑’，处罚那些立三分子和那些形形色色不听话的人”那些话完全是撒谎。但是谎言总不是事实，而且终将被历史事实所揭穿。
张国焘是鄂豫皖肃反扩大化的罪魁祸首，可是在《我的回忆》中却把自己打扮成为肃反扩大化的正确代表。他说：当“军中弥漫着肃反的狂热”，他目击这种情况后“立即设法制止”，下令“不得擅自捕人和进行审问”，才抑制了这股狂流的泛滥。这也完全是虚构和作伪。据陈昌浩1931年11月22日在鄂豫皖苏区彭杨军事政治学校的讲话中说，这次肃反中被他们戴上“改组派”、“AB团”、“第三党”的帽子，作为反革命分子杀害的，就有“两个师长（许继慎、周维炯），一个政治委员（庞永俊），八个团长、五个政委（团长潘皈佛、吴云三、高建斗、王则光、肖方、王明、魏孟贤、曹光南，团政委封俊、江子英、袁皋甫、吴精赤、刘性成），两个师政治部主任、十二个团政治部主任，各级经理处、参谋处副官亦有许多，连排长亦有一部分”。“这次共计肃清叛逆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计一千五百人。”这就是说有两千五百多名排以上干部先后被逮捕和杀害了。
关于地方机关这次肃反的情况，据1932年1月7日英山中心县委给中央报告，各级领导机关几乎都成为反革命。“皖西北整个特委只剩下方英同志和一二事务员，中共特委、军事委员会分会几乎完全是的；英山党团中委会只剩下党团书记、妇委书记及交通，其余全是的。各县如六安、霍山、商城只剩下少数同志，其余全盘都是。英山的苏区八个区委只剩下一个区书，非苏区的三个区委完全皆是，党的团的同志加入第三党的几乎有三分之一。”
张国焘所谓禁止“逼供信”和“进行捕人”也完全不符合事实。鄂豫皖的肃反不仅强调“到处从发展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去寻找线索”，而且荒谬提出，“从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中”，“从日常生活的表现中”去发现反革命。别有用心地将日常生活问题、思想意识问题、一般政治问题和反革命问题混淆在一起，实行严刑。在徐向前和倪志亮《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中写道：“在这一主观主义逼供信的肃反下，红四军中的各级干部，除少数幸免者外，几乎都一网打尽了。”程世方的回忆中也指出，在肃反过程中，大批被撤换的干部，都是以改组派、AB团、第三党名义逮捕，有的送到后方保卫局，有的就地前方枪毙。又如徐深吉同志回忆，“六安独立团的肃反中，有一次班长以上的干部一律以反革命逮捕了。这一次一下子就逮捕了二百余人。这说明当时在地方武装中肃反、逮人杀人是很厉害的。”“当时在苏维埃政权中、党的各级机关中、工会中与群众中逮人与杀人的现象也和军队内一样，例如罗山群众领袖郑新民，麻城群众领袖王宏学、县委书记贾全，孝感县委委员刘征书、过去特委书记徐朋人，黄安农民政府主席曹学楷，鄂东革命军代表戴克敏，红三十一师政治部主任陈定侯，黄安党的发起者王秀松、戴继伦，商城县委书记李悌云及皖西道委书记方英……至于群众中逮捕的人们更难计算。”在部队和各地党政组织大量捕人杀人的情况下，广大干部战士还是忠于革命事业，前赴后继、英勇不屈地和敌人战斗。许多被捕的红军暂时被放出来编成突击队，则毅然冲锋陷阵、奋不顾身地打击敌人。但是由于张国焘大搞肃反扩大化，损伤了部队的元气，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历史事实证明，张国焘吹嘘的肃反并不是“非常成功”，而是给鄂豫皖根据地造成巨大损失，“其惨痛直令人不能卒书，其罪恶也令人难以笔墨形容。”【26】这岂是张国焘的几句谎言所能掩盖得了的。到了川陕苏区，张国焘继续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干部，甚至毫无理由地逮捕了廖承志、曾中生、徐以新等领导干部，在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中央要张国焘释放这些干部，张国焘竟秘密杀害了曾中生同志。
（六）关于张国焘在长征中分裂党和红军的问题
张国焘是一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在红军长征中，他以武力要挟中央，凭借枪杆子进行分裂篡权活动，是我党历史上空前的一次反党事件。可是在《我的回忆》中，张国焘不仅拒不承认他的罪行，而且把自己打扮成“号召党内团结、消除纷争的模范”。与此同时，他倒打一耙，污蔑说：“毛泽东等破坏了中共和红军一致行动的最高原则，私率一、三军团单独行动，结果造成中共和红军的分裂。”这种颠倒是非、公然歪曲历史的做法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但是，张国焘在长征中分裂党和红军的历史，是他当时的言论和行动写成的。张国焘在《回忆》中篡改自己不光彩的历史，也是徒劳的。
首先，在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张国焘并不是像《我的回忆》中所说的那样，“拥护中共中央”，愿“痛定思痛，团结一体”，而是坚决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积极进行分裂活动。
1935年6月13日，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后，党中央分析了全国日益高涨的抗日形势，宣布继续北上抗日，并就这些问题同四方面军的主要负责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通过电报进行讨论。6月16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负责人两次致电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在第一封电报中，党中央指出“中国苏维埃运动二大主力的会合……展开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希望两支部队会合后“手携着手，打大胜仗”，“赤化川西北”。在第二封电报中，中央提出了“今后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因此，今后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电文同时指出，“坚决地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
对党中央的正确部署，张国焘从一开始就表示反对。他于6月17日复电中央，说什么“由岷江东打”则“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沿岷江打松潘，地形粮食绝无”。同时他却提出了“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为之利南进攻”的行动方针。如果把党中央6月16日的电报同张国焘6月17日的回电进行比较，就可看到，张国焘是坚决反对中央的正确军事行动方针。党中央认为，必须为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而张国焘在复电中对此一句不提。党中央认为，为实现上述目的，必须北进打松潘，“击破胡宗南之南进”，而张国焘则不同意，认为打松潘“地形粮食绝无”，只有集中主力向青海、新疆逃跑才是出路。党中央认为，红军应东进，向着岷江、嘉陵江之间发展，张国焘则说，“由岷江东打”，“不易过”，“暂时利南进攻”。党中央说，为了实现北上与东进，红军巩固地占领北川、茂县、威州是关键；张国焘则唱反调：这些地方“地形给养均不利”，守不住。
党中央对张国焘的错误意见进行驳斥，一再指出北上抗日方针的正确。6月18日和20日，中央军委又先后两次复电张国焘，指出：“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安）、名（山）、邛（崃）、大（邑）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望即下决心为要。”20日电报进一步强调：“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
必须指出的是：张国焘的上述错误意见并不能代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及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6月26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张国焘，提出“红土坡方面打松潘甚好，兵力展得开，前面粮食不成问题”。因此，我军应连占黑水，由黑水、芦花经红土坡攻打松潘。当晚10时，徐、陈二同志又再次致电张国焘，再次提出战松潘的具体方法：“主力仍以大部由河西崖分数路，一部由东岸助攻。”为了统一认识，统一红军的战略方针，6月26日，党中央在懋功县的抚边以北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并于6月28日作出了《中共中央两河口会议决定》。《决定》指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利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决定》认为：“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并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胜利的向甘南前进。”两河口会议所作的上述决定，对前一时期党中央与张国焘关于红军今后行动方针的分歧，以中央决议的形式作出了结论，肯定了党中央毛泽东等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正确意见，否定了张国焘个人的错误意见。张国焘本人也不得不在会上表示同意中央的决定。
可是，张国焘在反对北上抗日方针没有达到目的后，即在行动上违抗和破坏北上方针的贯彻执行，大搞分裂。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回到杂谷脑驻地，仍然坚持南下方针。6月30日，他致电党中央，再次反对北上，提出来一、四方面军应就地向北稍扩张些，主张南打大巴山，北取阿坝，一部向西康发展。
为了替红军和中国革命打开一条胜利的道路，为了挽救张国焘给党和红军造成的种种危险局面，中共中央决定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4日党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会上讨论当时的形势与任务，批驳了张国焘的失败主义与逃跑主义，重申了北上抗日的方针。5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不仅肯定了全国反蒋抗日的革命形势，重申了中央两河口会议决定的正确性，指出：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再次否定了张国焘的向西南逃跑的错误行动方针，而且针对张国焘违背中央指示的非组织活动和破坏团结的行为，突出强调了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增强一、四方面军团结的重要性。决议指出“必须在部队中坚决反对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并对这种动摇的表现、危害和产生的根源作了详尽的分析。在党中央耐心教育与大多数同志的解释批评下，张国焘当时也同意了决议。
但是在沙窝会议以后，张国焘又和党中央唱反调。他返回红四方面军后，又提出向青海、甘肃边陲地区发展的主张，继续与党中央对抗。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除了竭力表白自己对“团结一体”、“拥护中共中央”的“真诚”以外，还编造了种种谎言来诽谤党中央。
一曰，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是“右倾退却路线”。这是张国焘对中央正确决定的污蔑。历史的事实是：当一、四方面军会师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正疯狂地进攻我国华北，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实行卖国的不抵抗主义，先后和日寇签订辱国丧权的《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更加激起了中国抗日救亡的怒潮。与此同时，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方面，由于党的遵义会议的召开和红军两大主力的会师，大大增强革命的力量。国内客观局势的这种变化同中国革命主观力量增强，表明一个新的抗日高潮即将来到。而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正是为了迎接这个高潮准备条件；而张国焘的向青海、新疆边陲地区退却或南下的军事行动方针正是看不到中国抗日运动蓬勃发展前景，对革命形势悲观失望而产生的“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倾向的反映。因此，不是别人，正是张国焘本人执行着一条右倾逃跑路线。早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前的5月18日，张国焘就在茂县擅自成立“西北联邦”政府，以作为退却逃跑保守偷安的组织上的准备。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他的避免战争、退却逃跑思想进一步发展。正如他于1937年初在延安写的检讨中所承认的：“一九三五年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因为当时目击一方面军减员与疲劳现状，就过分估计这一现状……这是我的错误观点得以发展的开始发动。”【27】显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不能强加在党中央的身上，只能让张国焘自己戴上。
二曰：党中央“排斥”张国焘。这也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如上所述，尽管张国焘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始终坚持反对北上抗日的方针，党中央在驳斥张国焘的错误主张的同时，对张国焘进行耐心的帮助。在两河口会议的决定中，党中央在坚持“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和“夺取松潘”的原则性的意见同时，也吸取了张国焘的意见中一些可取的地方。如第三条指出：“必须派出一支部队，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人们能背靠于甘、青、宁、新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的向东发展。”再如决定第四条指出：“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上均不利于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在组织问题上，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无理提出重行改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要求把一批属于他的部下的人都增补进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批驳了张国焘的错误意见，但是本着以革命大局为重，从团结出发的原则，在组织上进行了调整：增补张国焘为中华苏维埃军委副主席，增补四方面军的徐向前、王树声、李先念、傅钟等八人为中共中央委员。1935年7月18日，中央军委发表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的通知。8月召开的沙窝会议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决定陈昌浩、周纯全等三人参加中央政治局，陈昌浩为前敌指挥部政委。
但是，张国焘的野心并未满足。为了达到争夺领导权的目的，他蓄意挑拨和破坏一、四方面军的团结，背着中央大搞非组织活动，施展小恩小惠、收买引诱等手段，拉拢一方面军干部。他利用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同张闻天在苏联中山大学的同学关系，发动陈多次“约张闻天恳谈”，希望张闻天以总书记身份支持张国焘。他还派秘书长黄超向三军团团长彭德怀送牛肉干、大米及大洋数百元，游说彭德怀同志，兜售“欲北伐必先南征”的逃跑主义策略。彭德怀同志后来回忆说：这“完全是旧军阀卑鄙的手法”。张国焘本人还亲自找王稼祥同志谈话，进行拉拢活动。
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在1935年8月、9月间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分兵北上以后，发展到了顶点。当时党中央曾决定右路军集中于毛儿盖，在前敌指挥部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下，从毛儿盖经草地到班佑；党中央随右路军北上。左路军集中于卓克基，在红军总司令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下，从卓克基经草地到阿坝，然后东向班佑会师。两路军一起继续北上。
8月20日，右路军开始进入草地行军。在途中，中央政治局于24日致电张国焘，要求左路军“迅速出墨洼、班佑，出洮河左岸”。右路军经过七天草地行进，到达班佑、巴西一带，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但是，左路军进了草地到阿坝一带后，张国焘借口噶曲河水涨，擅自命令部队停止前进，迟迟不到班佑、巴西一带与右路军会合。党中央几次电令张国焘执行计划，他不仅不服从命令，反而要右路军全部南下。9月3日，张国焘为改变北上方针而南下致电中央，说什么“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同时，张国焘密电他的支持者陈昌浩，要他挟持党中央和右路军南下，并截击一方面军。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同志获悉，立即报告党中央，毛泽东同志随即亲到陈昌浩处商谈行动方针，陈昌浩称：张国焘来电要南进。毛泽东同志表示行动方针问题，必须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于是毛泽东、张闻天、博古三同志到周恩来和王稼祥住处举行会议，在张国焘企图以武力要挟党中央的危急情况下，党中央不得不当机立断，决定脱离危险区域，率一、三军团于9月9日凌晨先行北上。
综上所述，张国焘违抗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和毛儿盖会议关于北上抗日的一系列决定，拒不执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电令，企图凭借手中的兵权，要挟中央服从他南下退却方针，并阴谋以武力危害党中央。这些事实都有力说明，破坏党和红军一致行动的是张国焘而不是别人。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攻击党中央率一、三军团先行北上是“破坏了中共和红军一致行动”，这完全颠倒了是非。所谓毛泽东同志带领一、三军团先行北上是所谓“私率”，更是无稽之谈。第一，一、三军团先行北上是中央书记处一致的决定，是党中央在张国焘破坏红军共同一致行动和妄图用武力要挟党中央南下的严重情况下作出的；第二，这一行动坚持了党的历次会议决定精神，坚持了北上抗日的军事行动方针，而张国焘要挟党中央南下，正是破坏了党的历次会议决定；第三，一、三军团先行北上后，党中央多次致电张国焘，“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告诉他一、三军团先行出发是为了北上开路，要求他率部随即跟进，并且，先遣支队还在途中停留等待张国焘率部会合。所以党中央带领一、三军团先行北上，是正确的行动，根本谈不上什么“私率”的问题。张国焘颠倒是非，攻击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胡言乱语，掩盖不了他分裂党和红军的罪行。
一、三军团先行北上后，张国焘更加疯狂地继续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1935年9月15日，他炮制了《大军南进政治保障计划》，17日发布南下命令，9月下旬强令左路军和右路军的四军、三十军南下，第二次过草地向马塘、松冈、党坝一带集结。10月15日，张国焘在松冈附近的卓木碉公开提出反党黑旗，非法作出《关于成立第二中央的组织决议》，宣布成立“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12月5日，张国焘狂妄要求取消党中央，图穷匕首见。直到1936年6月，张国焘控制的机关刊物《干部必读》都是擅自盗用中共中央的名义。至此，张国焘反党篡权面目暴露无遗。
把历史上的张国焘与《我的回忆》中的张国焘自述两相对照，可以充分看到，他不仅是一个阴谋家、野心家，而且是一个篡改历史的“专门家”。但是，历史岂是几句“谎言”和狡辩所能篡改得了的。事实终究还是“事实”，张国焘的篡改历史拙劣的表演掩盖不了他的罪行。历史最后还是“还它一个本来的面目”。
以上所述，只是对《我的回忆》一书所编造的几个谎言的驳斥。对于该书的虚构和作伪，应予纠谬的事例还是很多。例如：关于张国焘放弃川陕苏区的问题，关于张国焘错误方针的影响造成西路军失败的问题，关于张国焘破坏与杨虎城、孙蔚如的协议问题等等。张国焘的回忆录编造、歪曲历史事实实在太多了。在《我的回忆》出版后，很多党史评论者就纷纷指出该书存在很多错误。连彭述之在《评张国焘〈我的回忆〉》中也说：《我的回忆》“虚构的故事，实在太多。如果说人们把它当作历史故事来看，尤其要引证它来写历史，那就要特别当心了”。彭述之是敌视中国共产党的。但是他这段话，倒是揭了张国焘的底细。
此外，《我的回忆》还有一个重大漏洞，是他无法填补、无法粉饰的。那就是，它叙述到张国焘的叛变就戛然而止了。在这里，我们愿意也还它一个历史本来面目，作为“补遗”，以供读者参考。
张国焘叛逃后，首先公开进行反共和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张国焘声明》和《张国焘敬告国人书》，对我党我军和革命人民大肆诬蔑，要我党和革命人民交出军队和革命根据地，以实现蒋介石反人民的所谓“统一”。他梦想成为蒋介石扑灭中国革命的一只得意鹰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