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8月19日上午，我估计平凹在家，就抄近路进西北大学北门，去看平凹。一部长篇小说《高老庄》，将近28万字，他熬了八九个月，也该好好歇一歇了。而我，又在紧锣密鼓地弄我的那本书，也想征求他的意见，争取他的帮助。
到平凹家，摁响门铃。屋里大妈在问：“谁？”
我在门外答话：“大妈，是我，鲁风。”
大妈开门，又问：“就你一个？”
我“嗯”了一声。我问大妈：“平凹在么？”
“在里头。”大妈说后，要关门。
我说：“大妈，我来关。”我又问大妈，“你这一向可好？”
大妈说：“都好，都好。”大妈又说，“平凹在里头，你去。”
我走进平凹的卧室兼书房，他正光着上身在看书。我问：“平凹，你咋正忙着呢？”
平凹说：“没事，你进来坐。”
我坐在床边，面北向着平凹。他坐在书桌前，面南朝着我。
我说：“有事急着给你讲，你看气人不？陕西师大出版社的朋友变卦，要把书名改成《说长道短贾平凹》，字数也要减掉15万。我和社长通话，他又说因雷电的《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一书粗糙，无法推出，我的书也受阻。我提出，这些都是和你商量过的，一、书名不改；二、字数不减；三、框架不变；四、时间不动。否则，就不出，宁缺勿滥。”
平凹认真听我讲后，他说：“说长道短”成啥了？
我说：“她想弄成又褒又贬，又赞扬又批判的书，好走市场。我干不成这事。这已经改变了出书的初衷，我无法接受。我写的‘前言’，给你说过没有？”
平凹说：“没有。”
“我给你背一段，你听。”我喝了一口大妈端给我的茶水，大妈也坐在靠窗户的床那边听着。我先用普通话背诵了一句，一想，不对。平凹在听，大妈也在听，我就改用陕西话重新背诵：“很多朋友称平凹为鬼才，奇才，怪才，这是事实。但过分神化，却不是事实，更不是好事。我以为，平凹首先是人，而不是神；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而不是一个神乎其神的神。”
他有常人的喜怒哀乐，他有常人的酸甜苦辣，他有常人的嗜好习惯，他有常人的惰性弱点。
即使是在文学创作这条道路上，他也有过成功的喜悦，他也有过失败的烦恼。只是他以超常的执著，不懈的努力，加倍的勤奋，以及不同于常人的磨难，才赢得了今天如此辉煌的文学成就，才显示了今天如此非凡的人格力量。
如果把平凹神化，那就不会容忍他生活上有缺点，不会允许他工作中犯错误，更不会饶恕他创作时出偏差。那就不可避免地会对他施以不公正，不公允，不公平的指责，批评，批判，甚至讨伐！
“长期以来，在我的眼中，他是一个人，他是一个常人，他是一个普通人。正因为如此，所以他的一切，在我，和我一样的平平凡凡普普通通的人们心里引起共鸣，在我，和我一样的平平凡凡普普通通的人们心里产生反响。我才愿意竭尽全力编著这一部书……”
平凹说：“你写得比我好。”
我说：“你不要瓤我咧，这书我另找出版社也要出，绝不会半途而废！”
平凹说：“最近山东《时代文学》杂志上有几篇作家写的文章，你看了没有？”
我说：“我手头就没有这杂志，你这里有没有？”
平凹说：“你可以找见喜，到他那里找一找。”他说着，自己又动手在书桌旁两摞书报里翻找。大妈看他热，拿了一条毛巾让他擦汗。
我说：“天太热，不用找了，我去见喜那里寻。”
平凹依旧在翻动书报，果然找到了。他递给我。
我一看，是1998年第四期《时代文学》，71页－88页，共有6篇文章：
1.九八年五月三日的笔记、贾平凹
2.多色贾平凹、白烨
3.民间传说中的贾平凹、毕四海
4.贾平凹的1997、孙见喜
5.你好，平凹老师、冯俐
6.我与平凹的交往、何镇邦
我如获至宝，连称：“好！好！”
平凹说：“这几篇文章都写得好，见喜写的更全面更详细。”
我说：“见喜的文章3月11日就拿到了，那是原稿，比这篇长，两万多字呢。”我把《时代文学》放进提包，拿出任总给我的照片和我在临撞拍的照片让平凹看。
平凹看着，我给他解释着。他看完，把照片装进纸袋，从书桌旁走出来，打开床前的立柜抽屉，正要把照片放进去。
我转身一看，急了，说：“你干啥？”平凹看我一眼，我说，“快拿出来！”
平凹把燕玲和我与幺妹的照片取出来给我。
我说：“不行，都给我！”
平凹也急了，说：“那我的呢？”
我说：“你的照片在任总那里，他让你亲自去拿，到时还得抓公差让你写字画画呢。”
平凹无奈，只好乖乖给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