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我对于生活的态度，有点唯心主义，它不是靠经历，而是靠感受。我很高兴自己曾有过这么一段善感的时期，那是我写作的最好的时期，我热衷于表达，迫切地想写出事物落进我眼里，而后折射进心里的各种层次复杂的过程，我总是想大声地说话，关于人，关于故乡和成长，关于我身处的这个时代，我渴望说出自己的陋见。
如今回望我多年前的文字，我的见解既不新鲜，也不独特，它之所以得到过一些朋友的错爱，可能是因为我的文字里能看得见感情，感情遮蔽了我写作所有的缺陷。直到今天我仍认为，只有感情、激情、爱这样一些词汇才是文学创作的原动力，而不是通常认为的生活。
写作最神秘的一点是，在我年轻的时候，阅世未深，我却写出了我未曾经历的对于人生、人性的认识，直到今天，我仍认为有些认识精准而体贴，就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写的。而后来当我渐阅人世，人生的各种滋味整个把我兜住，形成翻江倒海之势的时候，我却再不愿写了，确切地说，我对说话已经丧失了热情。
今天我站在这里，距离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提名已过去了七年，这七年对我来说非常困难，我的同龄人都有这个体会，正是这七年间，我们这代人陆陆续续地走进了中年。我像所有中年人一样，选择了沉默喑哑的生活，不知为什么，我有时觉得这种沉默很有尊严。
七年间，我经历了一个中年人所能经历的一切：空洞，虚无，焦灼，麻木……常常四顾茫茫，走在拥挤的大街上也会觉得空空荡荡。我觉得自己是在忍受，也是在享受，人生的广阔细微从四方八面袭击我，我沉堕其中，有时想彻底地被它淹没，有时又想挣扎站起。
七年间，一些更广大、阔朗的东西走进了我的眼睛里，那就是对自身之外的物事的关注，千头万绪，愈理愈乱。年轻时自以为很简单的问题，到了中年变得繁复无比，甚至对于写作，我也产生过怀疑，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写作，如果写作不跟人生发生关系，那还有什么意思？而这些年，我确实是活在比写作更辽阔的人生困扰里，而写作从来就是附带品。
感谢这些年来关心和督促我的所有朋友，他们是文学编辑，出版人，作家，评论家……似乎是他们对我的写作负有一份责任，其实照我看来，人活到这个年岁，多写一篇少写一篇又有什么关系？发不发表又有什么关系？出不出名又有什么关系？关键是到了这个年纪，关于人生的来龙去脉，我们要想想清楚。有些朋友说，你正是因为想得太清楚了，才懒得动笔，其实恰恰相反，我是因为没想清楚。其后果就是，世界在我脑子里是一片一片的，没有形成一个整体，我难以获得写作的动力。
然而从去年开始，我终究还是找到了一点动力，在编辑的催促之下，我写了《沿河村纪事》和《姐姐》。我对它们并不满意，然而它们对我却有意义，就像经过漫长的沉睡突然苏醒，看得见天光，听得见鸟叫，知道自己还活着，是这世界的一分子；知道自己还能思考，也有感情，呼吸微温，有人的热气。我感慨万千，同时告诫自己要保持平静。在写作的过程中，我重新找回了表达的热情，找回了语感，找回了对我笔下每一个汉字的热爱。我梳理了这七年来我的所思所想，觉得自己并没有浪费这七年，事实上，正是这七年来的艰难停顿，使我与真正的写作贴心贴肺。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这次意外获奖，与其说是因为具体的作品，不如说是因为作品之外某些抽象的文学因素，因为停顿，因为思量，因为人在人生和写作之间产生的种种犹疑痛苦，我以为，这也是文学创作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个奖项与其说是奖给我个人，不如说是奖给已经沉默了将近十年，却仍在困惑的我们这一代人。我想评委借此奖项是要告诉大家，写作不单是码字，它也是精神，也是理想，也是痛苦，也是热爱。它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谢谢评委，谢谢南都！
生活美如斯
我去外地，和几个朋友小聚，这是我们自己开的“笔会”，不占公家的便宜，自己掏路费，当背包族，三五个朋友喝点小酒，看窗外大雪纷飞，或秋意深重。大概一年里，我们总约会两三次，自己给自己开研讨会，互相骂，很挑剔的——文学真该像我们这样搞才好。
我们相约，明年走“国际路线”，还未及开始，我脑中已闪现这样的情景：我们坐在黄昏的西贡街头（真奇怪，为什么是西贡），很惬意地架着腿，背靠小竹椅，看车来人往。那一刻，我一定觉得人生旷朗，而自己微不足道，这感觉实在美妙，我简直忍不住要微笑了。
很奇怪的，我这些年总忍不住要微笑，这在从前是做不到的。从前我常常就不开心了，觉得人生苦短，正午的阳光一过，我便心情低落：这一幕太像生命了……后来就麻痹了，什么都看不见了，心里空荡荡的，难得有什么东西会落在我眼里。我有一次傍晚出门，突然看见天边挂着一弯浅月亮，心里一动，知道自己活过来了：我来广州七八年了，何曾看见过日光、月光？
说到底，还是一个年龄段的问题，大概人活到一定年岁，是难免要萎靡一阵的，然后开始追问，关于写作、生活、自己、世界……有不追问的吗？那他们是有福了。而那追问的，我觉得是可敬的，虽然问不出什么来，徒然地给自己添麻烦，但这背后却站着心灵。很遗憾我写作这些年了，至今还不够“职业化”，做不到每天都写上一些；我的写作是，必得等待内心的什么东西来临，把我裹挟而去，以至于不写就堵得慌——这当然是另一个极端了，其实是迷信。
泛泛而言，这时代是浮躁的，文学也不例外。然而我当真知道有一些人，是超脱于这时代之外的，默默地尽自己的本分。我有一个朋友，不说她的名字了，明眼人都知道是谁：小说写得好，过得也朴素；她住在湖边的一幢房子里，自己摆弄着一个大菜园子，每天浇水施肥，累了，就跑进屋里写几段；她是那样的自得其乐，差不多就是一农妇了，又收养了一群流浪猫狗，使她几乎不能外出交游——她等于是把自己藏起来了。其实这时代，是有很多这样的归隐者的，或隐于市，或隐于心，与世无争，怡然自乐。现在我遥遥地想起她，不知为何，背景突然放大了，放大到几千年，这时我就看到传统这东西，怎样一代代流传，流传到我们这一代，三星两点，哪怕仅仅落在少数人身上，也使我无端感到高兴，似乎有了依傍，与什么东西连在了一起。
我这些年，总觉得是与什么东西连起来了，大片大片的，使我知道，我不再是孤独的个体。常常我把眼睛看向窗外，起先，我看见了肉眼能看见的：高楼、人群、万丈红尘……慢慢我就越过了这些，看到了即便走过千山万水也看不到的东西——那就是，把今生今世放在一个更广阔的时空里来打量。从前也打量过，只看到人生短促，生命微渺；现在再打量，就看到了某种源远流长的、壮阔的东西，从我心里腾的升起，带得我也壮大了许多。
我把这层意思跟一个朋友说，他劝我写出来。我觉得没那么着急——我的问题是太不着急了，磨磨蹭蹭的，至今还纠缠于字词，可见还在受约束，内心未能真正得自由；就是心中有的，但还未找到出口。事实上，“怎么写”从来是大于“写什么”的，至少这是我的观点。我的理想是像济慈那样，他说，如果诗不是像叶子长到树上那样自然地来临，那就干脆别来了。
多爽利的话，多年来我一直在践行。我也一直告诫自己，千万不要把写作当成事业啊，它当归结于心灵。也正因此，我愿意放下写作，哪怕十年八年，把自己彻底砸进别的事情里——我砸进去了，虽然也常念记写作这件事，有时会跳出身外来观望，适当地作些调整。我有一阵子昏天黑地地读书，可是心里很警醒，怕自己成为书呆子；于是每晚八点半我准时下楼，去“遇见”那些正在跳健身操的街坊们，知道她们必会拦住我，告诉我一些八卦是非，我听得津津有味，简直高兴坏了，为自己还是个小市民。总之，我对这一刻的自己很满意：热爱生活，不乏低级趣味，同时也能往深里想事情……多好啊，我看到一个人在写作和生活之间左右摇摆，大概总有一天，她能做到深入浅出，把这一切都归拢为一个整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