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勇说：“你们既然自称什么队伍，就请自报姓名、番号、兵力和驻地。”
这些人交头接耳一番，还真的报了起来，名目真不少，有自称是“民主同盟浙江纵队”的，有什么“天目山游击军钱塘支队”，还有什么“联军”，这些人不但拥有武装，解放军刚进城时，还真的上街游行过，散过传单，贴过布告，说是要配合解放军行动，有的还在收编别的杂牌军，俨然一副正规军的架势。滕海清的二十一军进城时已取缔了一些这类组织，解除了两千多人的非法武装，但残余仍不少。轮到那个眼角有鱼尾纹的，他一抬手，左右摇着肩，煞有介事地说：“兄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先遣第一纵队第一师突击总队总队长杨必勇。”
杨必勇其实是敌特浙江站杭州社运组组长、老牌军统特务。4月28日，毛万里特意把杨召到寓所，面授机宜。他告诉杨：“明天我要走了，以后同你合作的是先遣一师师长魏仲连（原国民党国防部少将部员），如他可靠，就利用他的关系生存立足，如不可靠，则应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杨必勇表示：“站长放心，我杨某定为党国尽忠。”打那天起，杨必勇又是布置电台，又是组织武装，紧锣密鼓地忙开了。他在岳王路34号设立了“突击队总队部”，自任总队长，将所拉来的人编成三个支队，委任了正副支队长。他听说国民党浙江军管区的孙某与共产党有关系，便千方百计地拉拢他，以图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取得合法地位。5月3日下午，第一支队正副支队长应中兴和陶遵岳从外面急匆匆地回来，向他报告：“总队长，解放军已经进城。”杨必勇俨然以“司令”的身份，将派令发给应、陶，并对陶下令说：“你速带士兵，到延龄路、湖滨路一带放哨警戒！”傍晚时分，解放军的一个营开到“突击总队部”，将所有武装人员全部缴械，杨必勇、应中兴等被监视起来。后由孙某等人向解放军再三说明他们是“地下军”，他们始获自由。这一来，杨必勇以为瞒过了解放军，主动与进城的第二十一军滕海清军长联系，图谋邀功，争取合法立足。暗中却命令潜伏组的译电员每天和他通气，还给报务员打气：“不要怕，等另找房子，开家店做掩护。”5月7日，他竟然又随先遣一师的贾参谋长来到了太平坊巷22号市军管会公安部，向王芳副部长汇报了所谓缴械经过及处理“善后”情况，其实是进一步试探解放军对他的态度。王芳早已从情报中掌握了杨必勇的罪恶证据，并把这一情况通知了陶勇。
陶勇真想讽刺他两句，想想人多就忍了，只是问：“你有委任的命令吗？”
杨必勇脖子一梗：“我跟你们的二十一军滕军长接洽过，委任很快就到，很快……”
其余几人也闹将起来，吵吵嚷嚷，这个说是“地下党”的，那个说是“游击队”的，会议室一时乱哄哄的。
陶勇叫他们安静，开始的话也不激烈，只是说：“对一切爱国反蒋、声援我军的正义行动，我们都表示感谢。我们同所有的爱国民主党派、进步人士不仅今天合作推翻国民党政府，而且今后还要共同建设新中国。”
杨必勇带头说：“你给我们委任，划分驻防，我们就支持你们！”
陶勇一拍桌子，目光威逼着每一个人，提高嗓门说：“给你们委任，划分驻防，那根本不可能。中国只有一支军队，那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是杭州警备司令，你们的军队我们不予承认！”
话音刚落，几个“司令”一齐喊着：“这不公平，这是耍我们，我们要名分，要地盘！”杨必勇哼着鼻子，威胁道：“我要找你们王司令！”
陶勇笑笑：“诸位要找王司令也成，找陈司令、粟司令都成。但今天到了我的防区，就要听我的命令！你们今天既然来了，想保留兵力，可以，想保个地盘也可以，我们就采用和平改编的方式吧！”
“和平改编”是什么意思，这些“司令”当然清楚，那就等于失去队伍。几个人面面相觑，张口结舌，一时没了主意。这时陶勇已将他的三位师长分别派往各个杂牌军，让他们去收编。几个“司令”见大势已去，只好悻悻离去。在会后的一天之内，各师分别解除了多股非法武装。
“突击总队”的杨必勇仗着与滕海清军长和王芳副部长接洽过，拒不受降。陶勇就与王芳联系。王芳说，这个事他来办。当杨必勇再次来到军管会公安部时，王芳当即下令将其扣押。起初，杨必勇百般狡赖，只承认军统身份，对潜伏组只字不吐，守口如瓶。王芳亲自审问他，杨才供认了流动潜伏组和醋坊巷9号章德耀家隐藏的报务员及电台。第二天晚上，王芳带领人员在醋坊巷出其不意地逮捕了译电员和报务员，缴获了电台。五天内，公安卫士在杭州接连捣毁了军统的三个潜伏组。“突击支队”有个姓张的支队长，当过土匪，有些武功，见总队长被抓，很是不服，还到二十三军军部来要人。
在陶勇的指挥下，十多位精干的战士隐蔽待命，脱去军装的战士在周围担任警戒。会客室内凡能投掷的器皿一概撤去，以防不测，又特意从银行借来几张低矮的沙发，一切布置停当，通知姓张的和另两个匪首入座。看他们衣服里鼓鼓囊囊的，就知道准是带了武器。其他领导怕出危险，都劝陶勇不必出面，上去擒住不就行了？陶勇说这些人都很警惕，硬来反而危险，我们的人会吃亏。他要出面，做最后一次工作，不行再抓。
果然姓张的很警惕，连倒茶的人进去他都要盯住看，手摸到腰里。陶勇布置好，就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从办公室里出来，走出会议室。他向匪首们再次讲起了政策：“我劝你们放下武器，向解放军缴械投降，争取宽大处理。否则，就以武力消灭你们。两条道路，何去何从，赶快做出选择！”
姓张的根本不听，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一个劲儿嚷：“放不放武器要我们总队长说了算，我们今天是来要人的，不见总队长，我们愿横着出去，不过你们也别想太平！”
陶勇知道这是些亡命之徒，说什么也没有用，就让秘书到外面摇电话。不一会儿，外屋就有电话响，秘书大声地问：“杨必勇送回来没有，正在路上？”
几个匪首很是得意，别在腰里的手都退了出来。陶勇轻轻咳了两声，朝外面说了一句话，顿时有七八个战士一起冲入会客室。匪首们还没反应过来，已被战士强按在沙发上。姓张的力大，又有武功，两手肘左右一支，竟将一个战士支出门外。但由于他体态高大，坐在低矮的沙发上难以迅速起身，两名战士在背后用事先准备好的铁链将他套住，来了个五花大绑。
杭州的社会秩序安定了，可二十三军的干部战士却心里不安起来。因为大家都知道，上海还没解放，渡江战役的第三阶段尚未结束，第三野战军第九、第十兵团的大部队还在浴血奋战。二十三军未能参加上海战役，上上下下心里都不是滋味。
一向爱争打头阵的陶勇，从5月12日上海战役打响时起，就没平静过。一会儿打听战况，一会儿请求任务，坐不稳，睡不安。
5月20日这天，陶勇和卢胜又谈起上海战事来，他一脸惆怅，问：“卢政委，你说这仗还有希望参加吗？”
卢胜心里也没底，答道：“很难说，这要看战役的发展和上级的安排了。”
陶勇忽然想起了什么：“哎，我直接给粟司令打个电话，请示请示怎么样？”
卢胜赞同：“这倒是个办法。”
正说着，副军长兼参谋长梅嘉生兴冲冲地走进来，说：“军长、政委，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陶勇望着梅嘉生那喜滋滋的面孔，往好里猜：“是不是让我们军参加打上海？”
“不错，就是打上海！”梅嘉生说，“刚才野战军首长来电，命令我们军，还有二十五军，马上开赴上海前线，配属第九、第十兵团，对上海之敌发起全面攻击。”
这下子陶勇高兴极了，一拍大腿，大叫起来：“盼到了，我们可盼到了！”
根据上级命令，军部当即召开作战会议，做了具体的行动部署：留下第六十八师二〇四团继续警备杭州，以第六十七师为前卫，军部率第六十八师为本队，第六十九师为后卫，立即向上海开进。
“连升三级”
为了赶时间早日参加战斗，军领导决定首先利用铁路运输。当时沪杭铁路虽然遭到破坏，但还可以局部通车。这样，第六十七师从肖山，军部、第六十八师、六十九师从杭州，先后乘车到了沪杭之间的硖石站。但往前，因铁路完全炸毁，只能徒步行军了。
阴雨连绵，道路泥泞，给部队行动带来了很多困难。战士们滑倒又爬起来，浑身沾满泥浆，有的鞋子陷掉了，干脆打赤脚；有的人脚被砂石磨破，鲜血直流；还有的人由于过度疲劳，走着走着，进入梦乡，一头栽倒在稻田里……部队以平均每小时12里的速度向上海疾进。尽管如此，指战员们的斗志都很旺盛，因为参加解放大上海的战斗，是他们无上的光荣。有的人想，打完这一仗，可能就没得仗打了。有一天，从天不亮一直跑到傍黑，水米不曾沾唇。来到一个村边上，部队就地休息，炊事班埋锅做饭。不一会儿，稀饭烧好了，刚端到嘴边，通讯员飞马奔到跟前，传达了上级要大家立刻快速前进的命令。战士们接到命令，把滚烫的稀饭倒回锅里，拔腿就走。炊事班用扁担挑起行军锅，边走边用棍子搅稀饭，让它凉得快些。然后，给每人盛上一碗。战士们边跑边喝，虽说是稀粥淡饭，那味儿甭提有多香！多少年后，那些老战士说起此事，都说那是记忆里最香的稀饭。
5月23日下午，陶勇和卢胜赶到设在松江县城的三野第九兵团指挥部。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政委郭化若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不久前的搭档郭化若见了陶勇格外高兴，拉着他的手说：“你们是从‘天堂’来的。”随后介绍了战况，给他们下达了具体的作战任务：令他们当晚接替二十七军之虹桥、七宝镇以东至莘庄一线防务，尔后沿沪杭铁路两侧向北攻击前进，扫清西南郊之敌，向市区攻击，夺取核心阵地。
24日拂晓，二十三军第六十七、第六十八师先后赶到莘庄镇一线。翌日，投入战斗，追击敌人至苏州河边。敌人在北岸凭借河道拼命抵抗，双方成对峙状态。
苏州河的河面不太宽，但堤岸很陡，水深没人。国民党军为了阻止解放军渡河，在河的北岸进行了严密布防。铁丝网一层连着一层，岸边的沙袋工事密密麻麻，桥头堡的射击孔喷出一条条火舌。
为了尽快消灭敌人，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勇猛冲击，前边的倒下了，后边的接着上。第六十七师从曹家渡强渡成功，第六十八师从敌人薄弱环节突破防线，北岸守敌顿时军心动摇，乱了阵脚。这时，南岸各友邻部队也向敌人发起了猛烈攻击。守河之敌在一片混乱中向吴淞口逃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