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初稿和成稿有很大不同。可以说，《在云落》这篇小说是我写作以来耗费精力最多的一篇。《收获》的编辑是个超级有耐心的大好人，如果没有记错，关于此篇我们通过三四次信件，打过五六回电话，时间断断续续达半年之久。那些信件和说过的话加起来也许能成为另外一个好玩的中篇。我们不知疲倦地讨论着人物的塑造、故事的走向、情节的疏漏……我很享受这个过程，有时聊着聊着就走神了，他在电话那一头温静地说着什么，而我只是拿着笔在白纸上画一些莫名其妙的线条，盯着墙角发呆，或者听他在电话那头抽烟的声音。“我觉得应该这样处理，你说呢？”我们慢条斯理的对话通常以这样一句温和的建议结束，然后，我开始苦思冥想，我开始彻夜难眠，我开始强迫苏恪以、妹妹、仲春他们以一种绝望的姿势奔跑。在处理如何让苏恪以找到女友的细节时我陷入困境，真的无计可施。后来跟在银行工作的朋友李建（他是个美剧爱好者）聊天，他说，不如这样，用飞机拍宣传片时她恰好入镜，结果苏恪以在电视上看到了她……当小说彻底改完并通过终审，那种欣喜放松真是前所未有的。当然，我还得感谢我的朋友张赞波，我在小说里不仅借用了他的身份、他拍摄的纪录片名字，还给他编排了这么糟糕的爱情故事。他不但不介意，反而为我提供了非常必要的专业知识，甚至为我需要的一处细节专门写了两篇随笔供我参考……我总是遇到那么好的人。
我为何总能遇到那么好的人？那些写作上的同行者，那些可敬可爱的编辑，那些陌生热情的读者，那些一直关心呵护我的前辈……他们让我感受到了写作的另一层意义和理由。从本质上讲，我可能是个非常虚无的人，很多事到了我这里，最后都归结到无意义的范畴内：做或者不做，从俗世角度上讲真的有所不同，可我真的不愿去做。唯有写作，唯有深夜里孤独的写作，让我在巨大的虚无中感受了一种切肤的、悸动的痛感和喜悦，让我觉得活着尚有一点趣味。我想，我真的要好好感谢那些爱我的人们。为了他们，也为了自己，我应该写下更多的字，赋予这些字更多的色彩生命，尽量在多年后，还能让它们在寒夜里苏醒过来，在阅读者的抚摸翻动中，重塑那个鲜亮的、歧义的、貌似荒寒实则温暖的宇宙。
《在云落》发表后，很多读者给我在微博上留言或私信，问我苏恪以最后到底怎么了？苏恪以到底是人还是鬼？仲春是死还是活？这篇小说你到底想表达什么？我只好告诉他们，我只是讲了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有少年的，有青年的，还有中年的。是的，我还能如何诠释？关于《在云落》，关于苏恪以，关于小说中的留白，我已说得够多。
昨天晚上，是这个冬天最冷的一天，我缩着脖颈走在大街上，想去看看那条已然冰冻的河流。街上一个人都没有，也没有下雪，我仿佛走在一座被上帝遗忘的城堡中。临近河流，我忽然停住了脚步。那条生生不息、流淌了上千年的河，在黑暗中安然地卧睡着，我仿佛能听到它安然的呼吸声。我为何要打扰一条睡梦中的河流？我向来不是个不知趣的人。于是我紧紧围巾，带上棉手套，转身朝昏黄的灯火走去。
2013年冬
表姐以及其他
前段时间整理小说集，读到《长发》时，竟有种流泪的感觉。我不知道别的写作者是否也这样。这不是一种矫情，也不是一种浅薄的怀旧，而是真的被往昔岁月里那种黑沉沉的力量给震慑住了。这力量不单来自文字，更来自文字所勾连的沉淀物，它包括命运或狰狞或甜腥的嘴脸，包括刹那间的永恒记忆，包括影影绰绰的身影所逶迤出的孤独，包括所有的与写作相关的怀想。我只是有些狐疑，当初的自己为何要将“王小丽”的生活描摹得如此灰暗、单调，没有一丝一毫光亮？仿佛一出黑白的悲剧电影储存着无休无止的幽怨，即便是主人公挤露出的微笑，都暗示着将有更大的悲伤拥卷而来。
这让我想起金基德的电影。前几天看《收信人不明》。故事情节如是荒诞、执拗，有种故意的，或说是做作的痛感。
看完后你甚至只有大声呐喊，方能将憋闷在胸中的怨毒排泄干净。是的，他电影里人工痕迹颇为明显，人物性格扭曲变形，情节发展也颇不合逻辑。主人公总是被暗黑的力量所控制，他挣扎，他纠缠，他呼喊，他杀戮，都无济于事。然而，我想说的是，正是这一系列的斧凿迹象，让电影散发出故事之外、镜头之外，甚至是人性之外的一种强大气场，逼迫你难以忘怀、难以安眠。那么，我想，金基德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为何对这种异质的人性念念不忘？他所有的电影，《漂流浴室》也好，《撒玛利亚女孩》也好，《空房间》也好，《圣殇》也好，都有这种标签性质的暗黑之力。他好像一直被囚禁在一种无法自控的精神冥想中，无法走脱。他死在了那一个时间点上。
而作为一个渺小的写作者，反思一下自我，我似乎一直在慢慢变化。回头看这篇《长发》，我仿佛能清晰地看透当时的想法和写作状态。那时的我，身旁没有朋友，沉默地写，对未来充满了好奇，但更多的是无望的等待。即便有等待，也如火星一瞬，很快被漫雪掩埋。而我接触的人也有限，无非是亲朋好友和面孔如一的同事。作为小镇上的居民，他们都保留着“复制人”的美好品德——你无法在他们身上挖掘出更多的情感类型和不安因子，你只能依赖自己的想象和略显粗糙的技法，将降临到你身上的灵感战战兢兢地转化为人们称之为“小说”的东西。你不安，你胆怯，同时因为无知，这胆怯不安又会派生出莫名的勇毅。《长发》就是如此状态的一个作品，它笨拙，皮肤暗淡，呼吸间能听到心跳之声。然而，这也正是现在的我最喜欢的一点，它没有杂质，保持了最原始的欲望和生动的表情，它告诉我，我曾经绝望过，也曾经美好过，与如今作品的相对成熟、相对洗练相较，我更热爱粗糙忧伤的它。
我至今还记得，将“王小丽”的身份与我的一个表姐慢慢重叠起来时，我的内心深处，除了愧疚，更多的是一种上帝创造世界的喜悦。对于如今的我，这喜悦真如海市蜃楼般遥远了。
风行水上
如果不是一个喜新厌旧的人，在一个地方住上十年，那么，此地的风景与人物，无论小酒馆还是老电影院，朋友还是敌人，都会让你留恋不舍，让你在春夜想起这些身外的世界，多少有些沉迷。而另外一些人，在一个城市居住超过半载，便会开始坐卧不安，渴望着潜逃或分离的日子快些到来，在踏上火车眺望故居之地时，内心荡漾着憧憬与甜美的忧伤。在他们看来，没有到达的城市，永远是美好的城市，下一步才能踏上的土地，永远是芬芳的土地。
我在这个小镇上待的时间不长也不短，抽离在外求学的日子，我一直蜗居在这里。对于这个一马平川的小镇，年轻时我谈不上喜欢，也谈不上厌倦。偶尔让我心里有些恐惧的，便是害怕哪天再次发生地震。我并不是个杞人忧天的人，然而我还是经常这样想着。当然，想想而已，更多时候，我被我身边的人——我的亲人、我的朋友、我的同事，以及我身边的事——我的事、他人的事，包围着，充塞着，让我无暇去思考更多。记得多年前写的一篇小说里，那个老想逃离故乡的男孩说，那些他无法摆脱的人与事，即是他的天堂与地狱。那么，对于我这一叶小小浮萍而言，那些水生植物、那些芦苇、蚊子、蜻蜓、蝌蚪、蛇，甚至那些水上的波纹，也正是我生活的全部秘密和福祉。我无法离开他们，我唯有接纳他们。对我来说，我已经居住的水塘，也许就是最适合我的水塘。
应该是这样的。在小镇上，每天都会听到新的故事与谣言，见到似曾熟悉的新朋或旧友。对我而言，他们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也是我小说中的一部分。《曲别针》里的故事是一个商人讲给我的，我又讲给好友李修文，他说，他会把它写成一篇小说。后来他终归没写，于是我写了。《七根孔雀羽毛》里的故事是听酒友所述，他对这个事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一个细节，那就是案件是如何被侦破的：凶手之一是个十七岁男孩，行凶后外逃到外婆家，外婆家住在一个繁华小镇，每当有警笛拉响，他都会从睡梦中醒来，感觉有人用手死死掐住他的喉咙，让他不能呼吸和说话，为了避免精神分裂，他只得去派出所投案自首。《在云落》里“和慧”的原型是我妹妹，这个小说最初的本意是写一篇献给妹妹的诗篇，而“我”的原型则是导演朋友张赞波。
此类事件在小镇上真实地发生过、存在过，除了与故事主人公的命运有所不同。现实中的大家皆平安无事——油盐酱醋在继续，欲望在继续、阴谋在继续，而阳光与春色，也将继续。这多好。
有时候想，这样一辈子也不错。当然，更多的时候是不满。我总是幻想能去当一名专业作家。那样的话我将有充足的时间去读我想读的书、去看我想看的电影、去接送儿子张珂宁上学散学，去构思我臆想中的伟大的长篇小说。我再也不用写到凌晨两三点，七点钟还要爬起来拖着疲惫的身躯上班（出去开笔会请假，要缜密思考理由和措辞，并让领导感受到诚意和歉意），参加团县委的创建全国卫生城活动（我被委派为小组长，带着几个散兵游勇手里拎着水桶和钢刷去清理电线杆上的小广告），到县委参加各类形式主义的培训并在会后上报活动总结（我会从网络上搜索一堆八股文套用，既乏味又荒唐）。我已深深厌倦了这些。是的，深深厌倦了这些。有时候我甚至想，无论哪个省，只要肯让我去专业写作，无论离家上万里还是条件多恶劣，我都会义无反顾地选择背井离乡。这么想时总有些悲壮意味。我知道，这所谓的“悲壮”是可耻的。我已不是二十多岁、了无牵挂的单身文艺青年。儿子再过两年，个头都快赶上我了。
还好，我尚有无数个夜晚。尤其得了胃病后，我很少参加酒局，夜晚以另外一种深情、宁谧，甚至是陌生的姿态出现在我的生活中。这时我通常会感受到一种人到中年的澄明和快慰。深夜读书，无论是普鲁斯特还是托尔斯泰、索尔·贝娄还是伯尔、纪德还是雷蒙·费德曼，他们的文字散发出的诱人香气，常常让我忘记了自己是一叶无根浮萍，让我忘记了白日的委屈、无奈、疲惫。相反，我好像成了一个善于思考的人，正在星空下，仰望着星斗运行的轨迹，并因双眼所窥视到的和双耳所倾听到的，感到了一些格外的恐惧和幸福。
尤瑟纳尔在她的《一弹解千愁》结尾处，厚道而不无揶揄地说：“男人总是上女人的圈套。”那么，在此套用一下，我想说的是：“敏感善良的人，总是上文字的圈套。”应该是这样吧？风行水上，只有那些触觉敏锐的人，才能捕捉到水纹滋生的秘密，才能看得清水纹消失的痕迹。把这些瞬息的感受，用文字悄悄记录和涂改，并因了这记录和涂改，诞生出更多的失望和喜悦、卑微和虔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