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夕会”的图谋
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六期学生，军衔为少佐，在校期间有“3只乌鸦”之称。1921年10月27日，这3人在德国巴厅温泉偶然相遇，达成改革日本陆军时弊的盟约。回到日本后，他们纠集日本士官学校第十五期至十八期10多位军官，组成“二叶会”，致力于日本军队现代化建设，同那些思想陈旧而资历又深的军官进行对抗。受“二叶会”的影响，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一期至第二十五期有部分军官组成国策研究会。1929年11月3日，该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应邀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战争论”的演讲。11月3日这一天是星期四，由于该会通常在周四举行会议，所以称为“周四会”。12月3日，“周四”会召开第二次会议，“二叶会”成员“、3只乌鸦”之一的永田铁山、东条英机参加了会议，就所谓的“满蒙”问题进行讨论。由于“二叶会”和“周四会”的旨意相同，于是，1930年5月19日，两会合并成立“一夕会”。参加该会的有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桥本群、铃木贞一、武藤章、田中新一、士桥勇逸等40余人，均为日军佐级军官，永田铁山为联络人。这个组织实际上是为后来的“九一八”事变作准备。
“一夕会”对“满蒙”问题的认识是，如果不能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就诉诸武力，驱赶张学良的势力。为此，首先从人事安排着手，调整日本陆军部，由合适的人选充当要职。于是，驻北京的日本大使馆武官建川美次少将调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并担任顾问。
（二）心怀叵测的“旅行团”
东北这块富庶的黑土地，是自然资源极为丰富的地区。20世纪上半叶，东北的煤炭、铁矿、木材等储量位居全国之首，而且又是中国唯一的粮食自给有余的地区。由于中国东北有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和经济价值，所以在东亚，谁控制了东北，谁就占据了有利地位。关东军对中国东北的图谋计划，随着关东军参谋3次的所谓旅行而形成。
1929年7月，东北已经进入炎炎的夏季了。而东北的夏季是非常迷人的，尤其是碧波荡漾的松花江，景色秀丽。就在这个盛夏季节，从日本来了一个由20多人组成的旅行团。这些人是被中国东北美丽的景色吸引住了，他们陶醉于松嫩平原的美，有人情不自禁地叹道：“真像大海啊！”人群中，有一位中年人格外引人注目，他叫石原莞尔，是关东军司令部的中佐参谋。此人为日本山形县人，生于1889年，早年就读于日本仙台初级军事学校，后来进入日本陆军大学学习，是该校的高才生，曾被看做是“陆军大学创建以来最出类拔萃的”学生。1919年至1921年，石原作为中国中部派遣队司令部成员驻在汉口，与板垣征四郎颇有交情。当时，板垣征四郎作为武官本庄繁的助手驻在北京。1922年，已经是日本陆军大学教官的石原赴德国留学。在德国期间，石原深受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拿破仑和德国军事家毛奇的战争思想影响，他写了《现在和将来的日本国防》和《战争史观》两本教材。石原甚至认为，日本如果以世界为敌“亦不足惧”，因为日本可以从“满蒙”获得战争所需要的大量物资和经费，这就像拿破仑同英国作战一样。1925年回国后继续在日本陆军大学任教。1928年8月，石原升为中佐，同年10月任关东军司令部作战主任。随着东北反日运动的兴起，关东军开始考虑“准备对华作战”。
为解决“满蒙”问题，石原策划了这次居心不良的满洲旅行活动。这个旅行团的团长就是大名鼎鼎的板垣征四郎大佐，他接替了河本的职务。这次旅行的目的，是研究在哈尔滨附近进行攻防作战问题。7月4日，石原来到长春，以《对现代战争的观察》为题作了讲演，提出了“有关统治占领区问题进行研究”的提案，并委托佐久间亮进行研究。可以说，石原的长春之行，翻开了“九一八”事变的第一页。7月5日，石原从长春前往哈尔滨。途中，石原提出了日本扭转“国运的根本国策在解决‘满蒙’问题案”。这次旅行，为日后日本关东军侵占中国东北提供了一份研究报告《统治‘满蒙’草案》。石原在策划这次旅行活动的同时，于1929年7月拟订了《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打算“巧妙地解除中国军队的武装”，并且以4个师团的兵力“防备俄国之入侵”。他还解释说，所谓“平定”，这一条就是要把中国的旧体制改变为关东军统治，在关东军占领下，推翻当地统治阶层。所谓“统治”，就是指在军政方面让“日、朝、中”采取自由竞争的方式，日本人从事大型企业和脑力劳动方面的事业；朝鲜人开垦水田；中国人从事小商业劳动。
1929年10月，板垣、石原组织了“辽西旅行”。这次旅行的真正目的，是研究日军未来如何在锦州附近作战的问题。他们在研究“奉天城攻击要领”和“弓长岭夜袭”方案之后，又开始对日军进攻锦州和山海关的作战方案进行研究。于是，就有了“辽西旅行”活动。
1931年7月11日，石原、板垣等人从旅顺口出发，途经郑家屯、南湖、昂昂溪、伊力克特、海拉尔到满洲里。返回途中，又经过了哈尔滨。7月20日回到旅顺。这就是所谓的“北满旅行”。此次旅行的目的，是研究将来日军对苏联作战的结局。
在旅行期间，1930年9月，石原和板垣委托佐久间拟订了一份《对占领区统治的研究》草案。这份草案，把日本对中国东北占领后的统治划分为3个时期。第一个时期预定为半年至一年。作战期间，将部分地区置于军政控制之下。第二时期预定为一年至二年，计划占领整个东北，并将中国东北3省收入（估计为1.2亿至1.3亿元）的40%至50%作为关东军的军费开支，不足的部分可由“帝国军费填补”。第三个时期，预计中国东北3省的收入将达到2亿元，计划将其中的1.6亿至1.7亿元作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统治经费。中国东北3省的产业以农业为主，工业应在不威胁日本工业的范围内发展依赖当地原料的工业。总之，这个方案贯彻了“以战养战”的原则，准备长期占领中国东北。
自1930年下半年以来，日本军国主义掀起了一阵又一阵“满蒙危机”的狂潮。1931年1月，日本政友会众议院议员松冈在第五十九届议会上提出了“满蒙生命线”的理论，叫嚣“满蒙问题是关系到我国存亡的问题，是我国的生命线”。3月，板垣征四郎在日本陆军步兵学校作了《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的演讲。他以自己在东北的所见所闻，对学员们叫道：“‘满蒙’对帝国的国防和国民的经济生活有很深的特殊关系。”他还说：“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从而……‘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重大的关系。”板垣提高了嗓门继续说“：‘满蒙’在军事上有着何等重要的地位。”他向所有人的宣称：“从目前中国方面的态度来考察，如果单用外交的和平手段，毕竟不能达到解决‘满蒙’问题的目的。”言下之意就是“，满蒙”问题最终还得靠武力解决。后来，板垣的讲话被印成小册子，在日本广为散发。
就在板垣发表演讲的同一时间里，石原草拟了《为解决满蒙问题之作战计划大纲》，把日军的作战计划分为占领并统治“满蒙”、对华全面战争、对苏联作战3个部分。后来，日军的作战步骤基本上是按照这个大纲进行的。石原还提出了相应的外交政策：占领中国东北，应努力争取英国的“谅解”，“只以美国为敌”，努力保持同苏联的“亲善”关系，如果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封锁，日本国内可建立法西斯统治。
当“满蒙危机”的叫嚣愈演愈烈的时候，日本军部开始秘密制订武力占领中国东北的计划。1931年6月19日，由参谋本部建川美次少将主持，以陆军省军事课长永田铁山、人事课长冈村宁次、参谋本部编制课长山胁正隆、欧美课长渡久雄、中国课长重藤千秋为委员，共同拟订了《解决满蒙问题方案大纲》，规定了日军侵占中国东北的步骤和具体措施。主要内容有：第一，外务省主持缓和张学良排日行为的工作；第二，如果排日行为尚不激烈，可以不采取军事行动；第三，满洲问题的解决，拟先取得国内外的谅解。为此，陆军大臣应努力通过内阁会议使各位大臣都能够了解当地的情况；第四，陆军省军务局应同参谋本部情报部协作，使全国国民了解满洲的实际情况；第五，军务局情报部应与外务省关系局加深联络，使日本的各友好国家知道满洲排日情况，等日本行使武力时能够给予谅解，不反对或者不给日本施加压力；第六，军事行动所需要的兵力，由作战部与关东军协商；第七，日本国内外谅解政策的实施需要一年的时间；第八，在上述期间内，关东军必须隐忍自重，力避事故的发生，如有事故发生，应在局部范围内处置，勿使扩大。
7月，日本陆军省秘密召见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到东京面授机宜，将上述大纲作为指令，传达给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于是，这个大纲实际上成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行动纲领。但是，关东军内部的少壮派军官们嫌时间太久，在6月底的参谋旅行途中决定提前到9月下旬在东北发动军事行动。
（三）万宝山事件
1931年夏天，在中国东北连续发生了两件大事，其中之一是“万宝山事件”。万宝山位于长春市东北30公里长春县境内，濒临伊通河，是一个拥有92户1100多人的小镇。1931年4月，“长农稻田公司”经理、汉奸郝永德在此向肖翰林、张鸿宾租了500垧荒地。租约最后一条规定：如果县政府不准，该约无效。郝永德将租约送到县政府，县政府准备在详细调查之后再行批准。可是，郝永德在未批准之前，私自将这块荒地转租给李升薰、李造等9名朝鲜人，而且也没有将此事报告长春县政府。4月18日，李升薰等召集180多名朝鲜人来到万宝山凿渠引水，灌溉农田。他们挖了7条水渠，约20里长，企图与伊通河相连。由于水渠所经之处均为中国农民的良田，这不仅损坏了当地中国农户的耕地，而且使数千亩农田受到汛期的威胁。结果双方发生争执，中国农户一张状子告到了长春县政府那里，请求政府出面制止朝鲜人的行为。
长春县政府一方面劝说当地农民听候政府的批示，另一方面派巡警阻止朝鲜人继续挖水渠。可是，在中国巡警到达之前，日本驻长春领事向奉天总领事请示对策。总领事认为，从日本国策方面考虑，不能停止下来，便指责中国长春政府“强迫中止乃非法迫害朝鲜人”。于是，长春领事馆派遣6名日本武装警察赶往万宝山，怂恿和支持朝鲜人的非法行为。不久，长春日本领事馆又派60多名武装警察，携带机关枪同朝鲜人一起赶往事发地区，并强占中国农民的房屋。6月3日和4日，长春县政府两次向长春日本领事馆提出抗议。长春日本领事馆答复说，朝鲜人在万宝山开垦水田，有契约为依据，只是表示撤回日本警察。6月8日，长春市政筹备处与长春日本领事馆商议了临时解决办法：（1）中日双方警察即行撤退；（2）中日双方的纠纷由双方派人实地调查后，提出解决方案，于最短时间解决。
随后，由长春日本领事馆2人、南满铁路公司代表1人、长春市政筹备处2人、长春农会代表1人组成调查组前往万宝山进行调查，并草拟了一份调查报告，其内容包括租种水田契约、地主与农民反对的理由、调查结果3个方面。6月11日，中国方面将调查报告抄送给长春日本领事馆。两天之后，长春日本领事馆答复长春市政筹备处，坚持认为朝鲜人开挖水渠不会酿成水灾，也不会妨碍航路交通。这样，在日本武装警察的保护下，朝鲜人继续开挖水渠。6月底，水道水坝均已修成。
日本人怂恿朝鲜人的非法行径激起中国农民的极大愤慨。7月1日，400多名中国人赶到现场，用农具将朝鲜人开挖的水渠填平了2公里长。日本警察跳入水渠里向中国农民开枪射击，打死数十人，还抓走10名中国人，接着又占领了中国农民的房屋，在屋上悬挂日本太阳旗。由于长春日本领事馆不断派警察到万宝山，使中朝农民的冲突继续扩大，酿成“万宝山事件”。不仅如此，日本还在汉城、仁川、平壤等地挑起排华事端，使119名华侨被杀，395人负伤，82人失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