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受瞩目也最有眼缘的要算是空军飞机受阅了。那时的百姓能看到天上的飞机已是稀罕事，战斗机就更是见所未见了。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飞天梦，流传至今的“女娲补天”、“嫦娥奔月”，是民间津津乐道的最美丽传说。1909年9月21日中国人的第一架飞机——由冯如制造并驾驶，在美国的奥克兰市郊区试飞成功。这距美国威尔伯·莱特和奥维尔·莱特兄弟于1903年12月17日在北卡罗莱纳州基蒂霍克，驾驶世界第一架动力飞行器成功升空12秒，仅有不到6年的时间。1914年2月，北洋政府派出了4架飞机对白朗起义军进行侦察，这是中国战争史上首次将空军投入实战。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国空军与日本侵略者作战，和来华助战的苏联志愿航空队、美国人陈纳德领导的飞虎队，一起保卫南京、武汉和昆明等城市，参加了一系列重要战役，也涌现出高志航和刘粹刚等空战英雄，在世界空战史上留下骄傲的一页。中国的“飞天梦”在20世纪上半叶是华丽的，紧随着世界发展的步伐。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于新中国成立后的1949年11月11日成立，也就是说，在国庆阅兵时新中国还没有一支真正意义的空军部开国大典上，受阅装甲部队穿过长安左门进入天安门广场。
队。那时的空军还很孱弱，组织一次空中受阅还真有点捉襟见肘。
经过左挑右选，能够升空受阅的只有17架飞机，其中包括：9架P-51型战斗机，2架蚊式战斗机，3架C-46型运输机，1架L-5型通讯联络机，2架PT-19型初级教练机。17架飞机竟有5种机型，飞行速度相差很大。两种战斗机的时速是600公里，L-5型通讯联络机和PT-19型初级教练机的时速不足200公里。但通过天安门时必须队列整齐、分秒不差，与地面的坦克队列相呼应，难度相当大。
问题还不止这些——17架飞机要形成机群受阅也未免过于单薄。
有人突发奇想：9架战斗机通过天安门后，再调转机头从天安门北侧绕回到建国门，重新飞临天安门受阅，其阵势不就威武了许多！这个方案很快得到批准。那时，无论文字还是图像报道，开国大典通过天安门的机群都是26架，殊不知里面暗藏着少有人知的玄机。
还有一个骇人听闻的安排，为了预防空袭，其中有4架受阅飞机是荷弹飞行。众所周知，这是阅兵之大忌，在世界阅兵史上从未有过。荷弹通过天安门，是极为冒险而又不得不走的一招棋。
2005年国庆前夕，记者采访了抗日战争“王牌飞行员”王延洲，这位有着传奇人生的老人已经85岁，回忆起1949年的国庆阅兵恍如昨日，仍然兴奋不已。
王延洲早年就读于黄埔军校，后在美国学习飞行。1937年七七事变时，他是国民党二十九军佟麟阁将军的部下。在北京西苑机场阻击战中，佟麟阁英勇战死，王延洲和4名战友突破3000名日军的合围，侥幸生存。此后他加入陈纳德的飞虎队，先后击落5架日本飞机，8次穿越被称为飞行禁区的“驼峰航线”，成为为数不多的中国“王牌飞行员”。
王延洲回忆说，为了解决飞行速度不一致的问题，开国大典前，他们经过反复摸索和精确计算，决定起飞的时间按照先小后大、先慢后快顺序，同时还专门选择了3个不同的航线进入点：战斗机速度最快，从通县进入；运输机为中速，从建国门和通县之间进入；其余飞机从建国门东侧进入。经过多次合练后，可以保证开国大典时万无一失。
下午4点整，天安门城楼总指挥室负责人油江下达起飞令，17架飞机看见绿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在北京上空盘旋待命。当9架领航的战斗机飞过天安门后，油江再次下达命令：“9架P-51再通过天安门一次。”队长按照原来预定复飞一次的方案，第二次飞越天安门上空。
“从时间上看，我们再次通过天安门时，正好尾随方槐领队的L-5型和PT-19型飞机之后，配合得恰到好处。”王延洲面带笑容，开心地说。
2012年4月王延洲走完92岁的人生旅程，他留下一部《一位空战老人的非凡人生》。那里面可以听到他冲破蓝天的呼啸，也可以看到共和国空军最初蹒跚而又勇敢的步履。
七、美国上校偷拍开国大典
开国大典乃一国开天辟地的第一大事，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很多文字记入正史之中。然而仍有众多的逸闻趣事，遗落在正史的夹缝间。如果掸去时间的灰尘，再去品味那些被忽略的点点滴滴，应该会有不同寻开国大典上，受阅空军机群正整装待发。
常的味道。对于新中国政权而言，美国，是一个充满敌意的字眼。在1946年至1949年国共两党的生死博弈中，美国政府仅给予国民党军队的物资支援就达十亿美元。国共之间的较量站在一个倾斜的天平上。
开国大典刚刚开始不久，负责警戒和保卫的公安人员就发现了异常情况：一个穿军装的美国军官正站在原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的围墙附近，频频进行拍摄。
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于民国时期设立，解放军占领北平后，领事馆于1949年4月1日就关闭了，但工作人员并没有都走。领事馆位于东交民巷紧邻天安门广场处，开国大典可以尽收眼底。
公安人员立即将此情况向指挥部作了紧急报告。位于天安门城楼下黄房子里的指挥中心得到报告，很快就弄清楚了这个美国军人的身份：此人是原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武官戴维·包瑞德上校，是个中国通。在抗战后期曾经作为组长率领美军观察组到过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都有过交往。
考虑到这些复杂情况，指挥中心不敢决定对这个非法拍摄者是否采取安全行动，就立即用紧急电话报告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总指挥聂荣臻。聂荣臻接了电话，觉得这涉及外交事宜，需请示毛泽东。聂荣臻走近城楼前侧栏杆旁的毛泽东，简单明了地报告了情况。
毛泽东听了说：“哦，是包上校呀，我认识他。”
聂荣臻小声地问：“阅兵式能让他随便拍照吗？没收他的胶卷吧。”
毛泽东仍然望着广场上欢呼的人海，想了想，说：“这样不好吧。
让他照，不管他。我们这是公开的嘛，让他给我们当个义务宣传员吧。”
其实，开国大典的前一天，9月30日，包瑞德已经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拍摄了一些照片。据说，美国报刊后来发表的开国大典照片主要都是包瑞德所拍。
不可否认，作为军人包瑞德偷拍开国大典有其不可掩饰的军事目的。出于职业操守，包上校的胆识非同一般。而毛泽东面对颇具挑衅意味的偷拍，却网开一面，人们自然会读到这样的信息：毛泽东从一开始就不想把中美友好的大门关闭，或许不驱逐包瑞德便是向美国传达某种友好信息。然而天不作美，中美关系竟然一冻22年。直到1971年，小小的乒乓球才把两个大国的国门轰然推开。
与美国人偷拍恰恰相反，苏联摄影师被授权可以自由地在天安门城楼上拍摄所有的人。人们注意到，连毛泽东、朱德等中央最高领导人，都让他们随意拍摄，还按他们的指令做一些配合。在天安门东侧视野最宽广的位置，为他们搭建了专用的高台。天安门下，还有一部小吉普专供使用。这是斯大林派来的纪录电影摄影师。那是不久前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主动热情提出来的。这次他们拍摄的是彩色电影，当时就连中共高层几乎都没有人看过什么彩色电影。那时，新中国的摄影师不管是技术还是设备都很差，难以胜任开国大典的拍摄任务。
笼罩着神秘色彩的苏联老大哥们干劲很足，跑上跑下，从头到尾一直开着摄影机拍摄，机器均匀而轻快的嗒嗒声，像是唱着耳熟能详的《红莓花儿开》。他们从毛泽东讲话、升国旗、阅兵、游行，一直拍到晚上五颜六色的礼花在夜空中闪烁，然后才兴高采烈地抱着几十本沉甸甸的胶片盒子，回到所下榻的东华门大街翠明庄宾馆。这个宾馆在北平解放初期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招待所，拍摄的珍贵底片都存放在一个房间里。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开国大典结束后的第三天，这个堆放胶片的房间突然起火！几十本胶片瞬间被烧成了灰烬，好不容易抢出来几本胶片也残碎不堪，无法再用。年轻的苏联摄影师在宾馆里失声痛哭。
周恩来听说底片都给火烧了，在“啊”了一声之后，难受得有好几分钟都没有说话。因为那是唯一一部全面反映开国大典的纪录片啊！
聊以慰藉的是，从延安来的几名摄影师拍摄了一部黑白纪录片，里面虽然也收录了一些开国大典的珍贵场面，但与老大哥们所拍相差甚远。这就是人们只能断断续续看到一些黑白片段的缘由。
为挽回颜面，时隔不久斯大林又派来一支摄影队，拍了一部中苏友好的纪录片，据说还特地授予了斯大林文艺奖。这种急切示好的热情，让人感到发烫。此后中苏关系急剧升温，然而几年之后，情况有变，中苏关系交恶跨越了30多年的冰冻期，直到20世纪末期，伏尔加河与黄河之间才泛出了绿意。
大国关系错综复杂。开国大典仅仅过了8个月，也就是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连同这一年国庆节前夕发生的美国间谍密谋“炮击天安门事件”，把中美关系彻底推向深渊。
1950年9月18日，日本人山口隆一在寄往东京的信中，夹着一张炮击天安门的绘图。图中有两个炮击目标：其一，炮弹的抛物线直指天安门屋顶；其二，炮弹的抛物线指向主席台中央。根据群众检举和公安部门侦查，认定是意大利籍美国间谍李安东和日本籍美国间谍山口隆一共谋的“武装暴乱”。他们企图在10月1日国庆节时用迫击炮炮击天安门，“想做冒险的射击”，声称“只有冒险才有希望”。9月27日，北京市公安局将李安东、山口隆一等人逮捕。
1951年8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处美国特务间谍阴谋武装暴乱，主犯李安东、山口隆一判处死刑，昨已执行枪决》的消息。《人民日报》同时还刊登了间谍的七件罪证和起诉书。
1951年8月18日，《人民日报》
刊登的《美国特务间谍阴谋暴动的罪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