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修权也说：“朱德同志开始还是很尊重李德的，比较经常地到李德那里，同他讲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经验，红军作战的传统，还对他说第五次反“围剿”不能打阵地战死守，不能处处设防，但李德根本不接受。以后，朱老总也很少去李德那里了。”不仅如此，朱德还反对李德的扩红中的一些举措，认为没有采取正确扩红办法。
当福建事变发生后，朱德与周恩来主张支援，但中革军委给予拒绝。
1934年1月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这是朱德入党以来的在党内的最高位置。但是朱德对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上的不足仍然痛心。广昌战役后，朱德非常痛心，说话很少。朱德对康克清说，像这样打下去，只能把苏区根据地丢个一干二净，怕打破自家的坛坛罐罐，只怕要弄得什么也没有了。这两个人（指李德、博古）不懂打仗，一意孤行，又主观又顽固，谁的话也听不进去。朱德后来还指出，对于突围没有丝毫经验，像搬家一样，太累赘。没有带过兵只是制造空头计划，不知道没有训练过的新兵，不跟着老兵不知道怎么走，让新兵去搬运东西后又造成需要掩护的人有一万多，加重了部队的负担。
军队中反对博古、李德的其他主要将领还有刚烈性格的彭德怀，他脾气暴躁，心直口快。
彭德怀于1898年10月24日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石潭镇乌石寨彭家围子贫苦农民家庭。1928年7月22日他与滕代远、黄公略等领导平江起义，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任军长兼第十三师师长；后率红5军主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第四军会师。1930年6月任第三军团总指挥。1931年11月任中革军委副主席；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第五次反“围剿”中，他都是前线主要指挥员，率领三军团立下赫赫战功。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逐渐认识到“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对错误的军事指挥提出严肃的批评。正直刚烈的彭德怀，对李德的瞎指挥非常不满，当面说李德完全不懂红军的作战原则，说李德是主观主义和图上作业的战术家，如果不是红军高度自觉，一、三军团早被他送掉了等话。在广昌保卫战时，又对博古、李德的死守死拼提出不同意见，“在没有飞机大炮轰击的情况下，就算是比较坚固的野战工事，面对敌军的先进装备，也是不起作用的。如果固守广昌，少则2天，多则3天，三军团1.2万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博古、李德根本不理彭德怀的劝告。当看到红军损失惨重时，彭德怀气得大骂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当伍修权将此话翻译给李德听时，李德非常恼火，说彭德怀是封建脑筋。当转移开始后，彭德怀又说：这么大的军事行动，中央也不开个会，同各军团同志商量一下，真是乱弹琴。
一次，彭德怀在毛泽东等和博古、李德谈论热烈时，怒气冲冲地跑进屋，指着李德的鼻子说：“你不会打仗，也不会指挥行军，抬着这些破破烂烂，部队哪里走得动？你还不如抬一口棺材行军呢！为这些根本用不上的破机器，你想把整个红军都搭上吗？你简直是胡闹，简直是拿中国革命和红军将士的性命开玩笑。”
一向以冷静著称的红一军团长林彪，早在广昌战斗之前，写了《关于作战指挥和战略战术问题给军委的信》。信中说，敌人是攻势防御，红军的几次短促突击都成了守株待兔，没有成效。批评军委指挥决断滞后、不能很好配合、不给下级灵机处置权、脱离实际。尖锐地批评李德等实行堡垒政策，不去开展运动战。
被称为“战神”的刘伯承，当时任红军总参谋长，建议李德尽快改变不利状况，否则他们将成为千古罪人，李德不但不听，还数落刘伯承“白进过伏龙芝军事学院，战术水平还不如一个参谋，还当什么总参谋长”。当博古知道两人发生争执后，将刘伯承由总参谋长降职到红五军团当了参谋长。因此，刘伯承对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也非常不满。刘伯承后来说：“广大干部眼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临绝境，第四次反‘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刘伯承认为博古等的错误是：广昌战役不应硬拼；转移应给以必要修正和政治动员，转移中可以打击敌军，战略指导方针机械，应该去湘南没去，湘江战役后不应再去湘西还想去，刘伯承说还在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中，就对“左”倾的打法有意见：没有本钱打什么仗？毛泽东是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但是很多人不敢提意见，提了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就是机会主义，前途是反革命。这帽子吓人。据刘伯承回忆，博古等有个错误观点，到了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放下包袱才能打仗，所以一路避战。没有主动攻击，主要是惊惶失措的退却逃跑。
当时任红三军团政委的杨尚昆也提到，湘江一战，红军损失5万，似乎已濒临绝境，面对这样惨痛的事情，全军上下自然会同前四次反“围剿”的情况对比。那时红军以少胜多，苏区面积不断扩大。而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正如彭总所说“没有打过一次好仗”，大家对博古、李德的指挥已由怀疑不满到完全失去信任，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毛泽东的领导，推行错误的战略战术的结果。
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也认为，湘江惨败，进一步暴露了教条集团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逃跑主义错误，促使人们从根本上考虑党的路线问题和领导问题。聂荣臻说，坐担架给他思考问题的机会。从路线上认识王明教条错误也有一个过程。从白区到中央苏区后，越是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就越觉得“左”倾教条是错误的。认为只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得势，革命就发展；反过来，如果王明路线占上风，革命就受挫折，红军和苏区老百姓就遭殃。事实都是摆在那里的。他躺在担架上冥思苦想，为什么不能让毛泽东出来领导？
黎平会议改变了行军路线，但是领导问题不解决，我军就难以彻底地由被动变为主动。这不只是我个人思考的问题，也是当时广大红军指战员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提到中国革命党议事日程了。当一起坐担架的王稼祥提出，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时，聂荣臻说完全同意，他也有这个想法。而这个问题，势必要在一次高级会议上解决。他还说，周恩来从长期的实践中，已经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见解是正确的，也赞成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
据伍修权回忆：湘江战役惨重的失败，险恶的环境，“使人们对于李德那一套由怀疑到愤怒，许多指战员忿忿地说，过去几次反‘围剿’，打了许多恶仗，不但没有这么大的消耗，还壮大了许多倍，现在光挨打，真气人！他们痛心地问：这样打下去，结果会怎么样呢？事实教育了人们，王明等人自称‘百分之百’的正确，却打了败仗，被他们批判排斥了的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却越来越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回忆说，“人们在胜利时认识了毛泽东，在失败中又进一步认识了毛泽东。”因此在湘江战役后，在巨大损失之前，博古李德成了众矢之的，议论攻击的中心。
然而，红军的惨败的主要责任者博古、李德面对湘江惨败又是怎样呢？
渡过湘江，损失重大，当周恩来将总参报告给博古、李德看，他们俩看完后，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一筹莫展，沮丧无奈。博古又怎样呢，差一点自杀。据聂荣臻回忆，过湘江后，博古、李德都因军事上的惨败而愁闷不已。博古同志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比划。聂荣臻说：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瞎闹着玩的！当朱德看到湘江战役损失报告后，悲痛地说，不到两个月，就损失五六万人哪！这支部队是我们从井冈山带出来的，一步一步发展壮大起来的，是多么不容易啊！这样，一下子就被国民党搞掉了五六万，这是对中国革命的犯罪！洛甫看后对李德、博古说，你们是谁的意见都听不进去，就知道一意孤行，现在是不是应当讨论和总结一下了。毛泽东则说，我看仅仅讨论和总结还不够，应该追究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