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年轻人大概很难理解，怎么可以这样侮辱人。而在那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没什么可奇怪的。等我被安排到西回生产队以后，虽然与其他同学吃住、劳动在一起，不忙的时候，他们几个总在一起聊天，拉家常。我从不跟他们讲话，只是默默地想家里的亲人。有几个常到窑洞来耍的小娃，不知什么时候，他们看到了我手上溃烂的冻疮。一天，我像平常一样坐在灶口前烧火，村里的九娥子跑过来，依着我坐在我身边，她拿出一块牛油，在火上化开，然后认真地涂在我手的冻疮上。然后，又拿出几块剪好的小块羊皮，精心地把每块冻疮包好，用羊皮上已经缝上去的线给我系好。这样一连几天，热牛油的方法还真治愈了我手上的冻疮。孩子的诚心也抚慰了我长久被冷落的心，让我感到人情的温暖。我也能猜到一个小娃不会想那么周到，无论是牛油，还是羊皮都是出自大人之手。
我们队的其他知青见村里的小娃与我亲近，并没有制止他们，也没要他们与我这个“反革命”划清界限什么的。同队的知青也没跟村里人说，在学校里我是“反革命”。
西回是塬上的生产大队，在塬上过日子，驮水桶和石磨是最必要的两样家当。而知青刚到农村时，生产队还没有能力为知青置办，所以要经常去老乡家借驮水桶或石磨。我很愿意出去借水桶或石磨，因为可以借着驮水、推磨得到和人交流的机会。过去在学校近一年的关押期间，我几乎忘了如何讲话，我渴望与人交流，更渴望融入能平等待我的人群之中。
在网上，有人争论知青下乡是很有必要，还是很不必要，我对此没兴趣。但有一点，我们这些城市里长大的人，到了农村懂什么？无论是用传统的农具干的地里农活，还是用最原始的家伙什做的家务活，我们都一满骇不哈（一点也不懂）。我相信，在陕北我们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老乡将各种技能：包括吃住、人文环境、地理环境和生产上各样活计的技能一一地传教给我们。正如贺敬之《回延安》中的一句话：是老乡“手把手儿教会了我”。比如磨面。磨面之前，先要把所要磨的粮食簸净，然后放到铁锅里加半瓢水，把粮食用灶火的余温呵软，微潮。
我记得第一次磨面，吃过晚饭，我在院子里用簸箕簸粮食，费了很多力气，好的颗粒与不好的还是在一处，怎么也分不开。
知青的窑洞一排三个，其中之一是队里的牛栏。放牛的是群才子的老爸。
到了晚上，群才子经常替他爸给牛加料。那天，我正手忙脚乱，忙不出个名堂来时，群才子从窑坡上下来。看见我的窘相，立刻接过我手中的簸箕，三下两下，好粮食都到了簸箕的最里面，轻的扇掉了，瘪的、杂物都到了簸箕的最前面，原来混在一起，不同质量的东西立刻分得清清楚楚。他就这样教过我三四次以后，我可以做得像老乡那样好。
推磨都是在早上，到了老乡家里，我把簸箕、筛面的箩摆好，把一部分粮食倒在石磨上，就开始推磨。可我还没推几圈，石磨的主人家里就出来一个人替我推磨。我被让到窑里，与老乡一家人围坐在炕上一起吃早饭。很久了，没有人如此近距离地跟我坐在一块。看着摆在眼前的热汤或稀饭，让我有回到自己家里的感觉。早饭吃完了，面也帮我磨好了。起初，我以为这是偶然的，后来，每到一家推磨，都是这样对我，甚至有的人家一见我从窑坡下来，就接过簸箕，让我进窑里去吃饭。老乡如此热情，并不是家里富裕有粮。那时正是春天，青黄不接，在麦子未收获之前，家家缺粮，尤其是孩子多的家庭。
坐在炕上，端起盛满稀饭或面汤的碗，不忍心吃，我觉得自己是从老乡们的嘴里抢吃的。我想装个样子，稍微吃点就算了。但老乡，尤其是婆姨，特别热情，又诚恳地一遍遍劝我把大大的一碗面汤都喝完。想到老乡的日子那么苦，对我却这么好。听着老乡句句话中流露出他们对我真心实意地关心和爱护，想到自己在学校被关押期间，冻馁无人问，饥寒唯自知的光景。内心的冰冷被融化，流出的泪水掉进汤里，一起喝下去了。
到了三月底，我们下乡到西回村都三个月了，几个知青不仅很快听得懂陕北话，也能流利地用陕北话与老乡交流。三个月里，别说洗澡，脸都没洗过。我们的脸上皮肤的颜色和老乡完全一样。和老乡一起斯干着（相跟着）往地里走，如果衣服的布料和款式也跟老乡一样，基本上没人能分辨出我们与老乡的区别。我们的改变不仅在外貌上，内心所想也不一样了。我们没有了城里人的优越感，我们的户口都在这里，城里没有我们的一席之地。
我们开始像老乡一样关心天气，关心地里的水、肥、庄稼和一年的收成。学习那些有关天气、农活的各种俗话、谚语。因为这些才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陕北人爱说：“我们这搭里（这边、这地方）苦重（艰苦）。”没到过陕北的人，是想不出来那里的农活有多重、多苦。因为每到夏天暴雨季节，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使得土壤无水无肥，越来越贫瘠。当地农民只能靠增大种植面积，来保证粮食的总量，即所谓广种薄收。我们队里到底有多少亩地，不清楚，每年从二月初就开始掏地。那时我们每天扛着老镢，在坡地拉行子，所谓拉行子，就是所有下地的人排成斜的竖行。然后一个个依次地边掏边横着向地另一头挪步。等站成竖排的人都一步一镢地掏到坡地的另一端，一大片坡地就翻出来了。春天到夏天的三个月里，就这样掏完一块坡地，再去掏另一块。掏地，拉行子，非常累。一般拉两次行子后，就休息一下。中间休息时，我们几个知青，不管地上有什么，躺下去，枕着老镢就睡。拉过几天的行子，浑身疲乏，真想不再出工，就躺在窑洞里，美美地睡个够。但我发现老乡们在休息的时候，都在干活的附近拾点柴火什么的，于是我也学着他们去捡点枯草棵子。
弯腰时间长了，伸直了腰，看看以前掏过的地，那里都长出来绿色新苗。
再往远处看，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覆盖着一块块形状各异的绿色，它给光秃、厚重的黄土地带来了盎然生气。
面对着连绵无垠的黄土高原，我是那样的微不足道和渺小。但就是这些像我一样渺小的老乡，把这庞然大物的高原，全然踩到了脚下，一步一镢，用汗水和辛劳，给丑陋的黄土地披上了绿装。此时，我从内心深处对这些看似木讷、无知的老乡的敬仰油然而生。黄土高原虽然巍峨壮观，而比它更强大的是世世代代在这里繁衍生息的农民，陕北农民。
庄稼绿了，地里的草也长出来了，需要锄草了。因为锄地相比掏地轻松一些，一般是由婆姨和女子来干。跟着婆姨女子们一起锄地真是热闹，在地里，她们一刻也不停地说话，婆姨多半说些腌菜、做醋、纺线织布以及老公孩子等家常话。而女子则说各自的尚未过门的婆家、男人；自己如何织出有条纹的布，或格子布，给订婚的男人做了什么衣服，鞋子；男的那边又送过来什么彩礼。她们常常开玩笑说对方想自己男人了，然后就动手动脚地打成一团。锄掉的草，有的是能吃的。见婆姨们把拔出的草用手搓搓就吃了，我也跟着她们吃。有一种叫甜筋筋，是白色的根，三四个毫米粗细，生吃是甜的，用火烤一下再吃，好像白薯的味道。辣根根是芥菜的味道。还有就是小蒜，绿梗下面带着一个白色的圆头，叫小蒜，有葱的味道。但最享受的事是休息时躺在一个婆姨或女子的腿上，让她们帮我挤头发里的虱子。西回是个自然村，几辈子都住在一起。老乡之间很少吵架，说别人的不是。这群女子、婆姨有的是婆媳关系，有的是姑嫂关系。在一起干活时，看着她们嬉笑打闹，真是一幅其乐融融的农家乐的图画。
然而，还没到收获的季节，我就病倒了。看病要到公社医院，从西回到公社要翻一个梁，走25里路。那时我病得走不了那么远的路。我想回家。下乡才半年，有很多学生因不适应就以不同的理由申请回家。与我们同窑洞的一个女知青，来陕北的路上，还没进村就病了。从下乡的第一天起就躺在炕上。她也要求回家，她出身好，父母都是革干，她回城都没批准；而我是“反革命”学生，应当改造，能让我回家吗？
有一天，大队贫协主席告诉我，县知青办批准我回家治病了。我真是喜出望外。我就快与久别的家人团聚了。我去老乡家里一一道别。在村支书家，他给我一沓子全国通用粮票。还说：“郑红丹，你是我这搭里的人，你要回家，我们应当给你凑个盘缠钱，都没钱哩，就凑个粮票。”更多的老乡跟我说：“郑红丹，你回去了，有人欺负你，就再回来，我这搭里人好。”从队长家出来，他70多岁的老娘下炕到地上，踩着两只三寸的小脚颤颤巍巍地送我出窑洞，我上了窑坡，听见她对我喊：“哈不迭迭的娃（可怜的娃），哈不迭迭的娃，你走了，我们想你哩，可要回来。”老奶奶声声的呼唤，扯碎了我的心。
启程的时刻到了，村里的婆姨、女子围着我一面往我兜里、包里塞路上吃的干粮，一面哭着，拉着说些离别话。村里的男人没下地，在几米以外拄着老镢参差地站成一排，都一言不发，面色凝重，看着我和他们的婆姨、女子告别。生产队安排了两个人用拉拉车送我去公社。送我的一个是老乡，他拉着我地行李，另一个是丁哲元，他示意我坐到他的车上。一路上，他没跟我说一句话。到了公社，我们吃过饭，还有时间，等车的时候，我买了几条黄瓜，给老乡和丁哲元回去路上解渴。当丁哲元接过黄瓜时，我看见他在流泪。我忽然觉得我们之间没有隔阂了。下乡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们没有交流，我不知道他们如何看待我。我总是有意识地回避与他们接触。只有在这时，我才感到他们理解我，接纳我。我忽然感到我想跟他说点什么，又什么也说不出来。
在回家的路上，我盘算的不是在陕北我失去了什么，而是回想着，在下乡的日子里，我们切身体验到那里的老乡们生活的环境有多么落后和艰苦，每日劳动是多么的繁重、辛劳。经历过了这些，我们的理想不再那么虚无缥缈，而是与老乡的命运紧紧地绑到了一起。我们把自己的未来都砸进了那片坚实、干涸、贫瘠的黄土地之中。把那些浪漫的情怀消耗在农活的劳累中和无所不难的日常生活中。习近平总书记在陕北知青纪念馆的题词中，让我最深有感触的是他说：他在陕北的七年中最大的收获：“一是叫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
在西回村，很多人没见过汽车、火车、电灯、自来水。我们放弃城里人优越的生活条件，不是我们下乡的目的。而让陕北老乡有一天像城里人那样用电灯、自来水，乘坐汽车，这才是我们的目标和理想。我们的价值观念改变了。我们不再悲叹我们所失去的，而是欣慰我们的获得：就是自己肩上的那份厚重的责任，胸怀着陕北这片热土和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的陕北老乡。
在陕北，我们曾经历过人生中最痛苦的转变和考验。这个转变在我们的品质中增添了脚踏实地和任劳任怨。
40多年后，我刚与聂新元、丁哲元、方为联系过，他们就急切、热情、接二连三地把他们回陕北拍的照片、录像发给我看。哇！陕北的新貌让我惊呆了。老乡们住房子，看电视，院子里有水窖，有菜园；村口有汽车站，塬上到处是果树。我突然想起插队那会儿，村里一个娃问我们：“啥是自来水，接到缸里的，还是接到河里的？”如今村里的娃再不会提出如此的问题了。
我们插队时的愿望，变成了现实。有些知青在争论，我们下乡那段岁月是无悔的，还是无愧的。无论是无悔还是无愧，老乡们的日子不再艰难困苦，好起来了，为此我们付出过。其他的，都不用说了。
（作者系北京市人大附中高六八级毕业生，曾在陕西省宜川县云岩公社西回村插队，现移民美国。）
难忘你，鲜血染过的黄土地
聂新元
记得有一幅在全国美展上获奖的油画作品《父亲》，画的是一位头戴白羊肚手巾的陕北老农的头像，画面上那被高原上强烈的阳光晒成古铜色的脸庞上，刻满了北方的强风暴雨和时光岁月留下的皱纹，就像广袤的黄土高原的缩影；刚毅的眼睛在阳光下眯缝着，透射出一股豪爽，不屈地凝望着远方。
看到这幅画，我思绪万千，在延安生活时接触过的那许许多多的农村干部、老汉、婆姨、女子、小伙儿们竟一下子涌入脑海，他们的风度、气质竟那样酷似眼前的这幅画。《父亲》，画家给这幅画的命名简直是太贴切了。
那是我工作的第一年，到离县城70多里路的一个村子去下乡，那村子坐落在两条川道交汇的岔口上，四周的山上都是茂密的森林，村子里约百十号人，错错落落居住在因地势而挖出的土窑洞和搭盖的石窑里。几百亩川地里长着一人高的玉米。一天早上，我在村口公路边看到这个生产队的五保户王老汉正在路边抽烟，就走过去和老汉聊了起来。老汉的四川口音引起了我的好奇，便问老汉是哪里人，怎么会到这里落户。
王老汉是四川人，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时路过他的家乡，当时年仅17岁的王老汉穷得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扛起一根扁担，就跟着红军走了。
“当红军了吗？”我问。
“没有，给红军当挑夫。”
“从四川一直挑到陕北？”
“是的，一直到了延安。”
“爬雪山、过草地了吗？”
“那当然。”
我不禁对这瘦小的老人肃然起敬了。
“长征路上是不是像电影和书上写得那么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