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扫荡”华北的过程中，日军又制造了一系列惨案。1938年9月至1939年6月，日军对晋察冀边区崞县多次“扫荡”，残杀居民4万多人。1940年冬，日军“扫荡”太岳区，仅沁县被杀者即达5000人，房屋被毁14万间。1941年1月，日军“扫荡”冀东地区，在丰润东北的潘家峪屠杀村民1230人，杀绝33户，烧毁所有房屋。据不完全统计，自1937年至1945年，仅晋绥、晋察冀、冀热辽、晋冀鲁豫、山东、苏皖、中原等7个抗日根据地，在日军的“扫荡”中就有318万人被杀害，276万人被掳走。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为了控制平汉、粤汉和湘桂三条铁路，连通从中国东北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从1943年起，又先后发动常德战役和豫湘桂战役，对中国人民欠下了新的血债。1943年12月12日占领常德后，杀害居民5.3万多人，奸污妇女5000多人；1944年7月29日占领萍乡后，杀害居民1.9万人，奸污妇女6000余人。
此外，日本军国主义还对中国西北、西南地区狂轰滥炸。从1938年10月10日至1943年8月23日，仅重庆一地，就遭日机轰炸210次，投弹2.1万多枚，炸死居民11844人，炸伤14055人，炸毁民房17462幢。据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侵华日军暴行总录》记载，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投降，日军在中国28个省区共制造暴行和惨案2272起，致使中国军民伤亡约3500万人。
残酷的经济掠夺和文化奴役 日本侵略者在经济上则对中国实行竭泽而渔的疯狂掠夺。他们打着“日满经济一体化”的旗号，通过“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和“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两大垄断组织，独霸东北地区的重工业、交通运输业和经济命脉。以煤、电力、生铁、钢、水泥五种工业的生产指数为例，1933年为100，1943年则分别上升为244、2123、273、2350、210。为了服务于所谓“资源开发”和“军事运输”，又大力建造铁路和公路。从1932年到1940年，总里数几乎都翻了一番。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从中国攫取了高额利润。
据伪满洲国当局统计，从1932年到1944年，日本向东北输出资本约为90亿日元，而同期从东北汇回日本的利润则为32亿日元，相当于其资本额的35％以上。
日本侵略者对东北农村经济的破坏和掠夺，则表现为组织“开拓团”向东北大量移民，强占中国农民土地，搜刮各种农产品。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45年，日本向东北共移民120多万人，侵占耕地228万多垧（每垧合15亩）。到1940年，北满（指今东北四平以北地区）已有65％左右的农村人口无立锥之地。日本侵略者为了囤积粮、棉以备战时需要，对稻米、小麦、大豆、棉花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粮谷出荷（即强制缴纳）”。“出荷”量占生产量比例之高令人瞠目结舌。1943年，在伪满洲国19个省中，吉林、龙江、北安、滨江、四平、通化、三江、东安、牡丹江等省的“出荷”量，都占粮食产量的40％以上。其中，北安尤高，为53.5％。
为了对华北和华中等地区进行经济掠夺，日本侵略者打出“中日经济提携”的旗号，于1938年11月成立了“华北开发股份公司”和“华中振兴股份公司”，其经营范围偏重于铁煤矿产、交通运输。这两家公司的投资额占日本在华北和华中地区投资总额的9/10。
日本侵略者还利用在华北和华中地区设置的大小公司，采取租借、收买、合办、委托经营等手段，控制和垄断华北和华中地区的经济，为日本的“战争经济”服务。据有关资料统计，1937年到1945年，日本从华北地区掠走煤炭1.2亿吨以上，铁矿石450万吨以上，铝矾土300余万吨，海盐1200余万吨，钨锰精矿石约22吨，以及大量金、云母、石英等矿石。
日本侵略者对华北和华中地区农业的掠夺，一方面以移民的形式强占土地，一方面以武装抢劫、低价强购等方式掠夺农产品。在华北主要是小麦、棉花，在华中主要是大米、蚕茧。如1943年在河北密云、通县、香河、大兴等九县强征小麦，一次就超过6.5万石。1937年到1945年，从华北掠走皮棉2000余万担。在华中，1940年掠走大米900万石以上。从1938年到1943年，掠走鲜蚕茧100多万担。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1年到1945年，日本侵略者从东北掠夺钢铁3350万吨，煤炭5.86亿吨，粮食5.4亿吨，木材1亿立方米。再加上对华北和华中的经济掠夺，14年给中国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相当于南京国民政府277年的财政收入。
日本侵略者在此期间，还极力推行奴化教育，在思想、文化、教育等领域，蒙蔽、麻醉和腐蚀中国人民的灵魂，特别是泯灭青少年的民族精神。在东北，他们一面取缔中国的语言和历史，禁用中国地图与中国文史教材，迫害爱国知识分子，仅1932年到1933年，就有9000余名中小学教师遭逮捕、枪杀或被迫改行；一面强行灌输“日满一德一心”
思想，在各类学校传布日本的语言和历史。同时，极尽歪曲和篡改中国历史之能事，编造什么“满洲国”不是清王朝的“复活”，而是从中国的“半殖民地”统治下争得的“独立”，是“日本国国土的延长”；“日满不可分”，同文同种，共存共荣，“满洲国的独立是在日本的力量支持下取得的”。其目的就是把东北从中国的领土上分割出去，把东北从中国的历史中剥离开去，然后将东北并入日本版图、融入日本历史，使东北变成“大陆的日本国”。
在华北和华中地区，则操纵新闻媒体大肆宣扬“中日满亲善”，服务其殖民统治。“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北平、天津、南京和上海等地，先后办起139种报纸，建立电台50多座。还在大中小学培植汉奸和亲日派，按照奴化教育的要求，灌输反共、媚日、卖国思想，以便实现其灭亡并长期统治中国的野心。
日本侵华的累累罪行表明：凶恶残暴的日本军国主义是中国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不彻底打败它们并把它们彻底驱逐出中国，中国人民就会永远处在它们的殖民统治之下。只有战胜日本侵略者，中国人民才能摆脱被征服、被奴役的境地，民族才能解放，国家才能独立。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
二、从局部抗战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大规模侵华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开始。日本发动这场战争，是其军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使然，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和对日不抵抗的方针，起了助纣为虐的作用。
“九一八”事变前夕，蒋介石正坐镇江西南昌，指挥军队对中央根据地和工农红军进行第三次“围剿”，对觊觎东北、寻衅侵略的日本帝国主义却熟视无睹。“九一八”事变当夜，由于中国军队奉命忍让妥协，日军在一夜之间占领了沈阳城。到年底，占领了东北三省。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更加膨胀，把进攻目标锁定了上海。1932年1月28日，日本驻上海的海军陆战队，借日本和尚天崎启升等闹事之机，以“保护侨民的生命财产为名”，向闸北一带中国驻军发起猛攻，随后又进攻江湾和吴淞，制造了“一·二八”事变。蔡廷锴、蒋光鼐指挥的第十九路军将士，在上海各界人民的支持下奋起抗战，打死打伤日军万余人，迫使日军三度更换司令。蒋介石继续推行不抵抗政策，下令第十九路军撤出战斗。在英、美等国的“调停”下，派人与日本谈判，签订了《上海停战及日方撤军协定》（即《上海停战协定》），使上海成为中国不设防、不驻军、不抗日的城市。
在此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蒋介石仍置国土沦丧于不顾，继续坐镇南昌指挥第四次“围剿”，并于1933年4月6日电告各地“剿共”将领：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先清内匪，则绝无以御外侮。如有贪生怕死、侈言抗日、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
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相反，一些身处前线的国民党军爱国官兵，出于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出于对日寇践踏家国的义愤，毅然冲破蒋介石的禁令，在有限的范围内对入侵的日寇进行英勇反击。“九一八”事变后，最先率部同日军进行大规模战斗的是黑龙江省代理省主席兼军事总指挥马占山。他指挥的部分东北军，从1931年11月4日至19日，与日军在嫩江江桥激战，全歼日军第十六步兵团，重创日军第二骑兵旅，使日本侵略军入侵东北以来受到第一次沉重打击。12月22日，当日军向锦州和辽西走廊进犯的时候，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等指挥新编公安骑兵总队，联合留守当地的东北军和绿林武装，组成“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在锦州外围的田庄台、白旗堡等地抗击日军。1932年1月29日，辖东北军第二十四旅的依兰镇守使李杜、辖东北军第二十八旅的滨东镇守使丁超等，率部在哈尔滨附近的双城袭击进攻哈尔滨的日军。与此同时，东北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包括不愿撤退关内东北军官兵）自发组织抗日武装，诸如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东北抗日救国军、农民自卫义勇军、山林抗日游击队、抗日大刀会、红枪会等，总称“东北抗日义勇军”。这些队伍各自为战，自北而南战斗在黑龙江、吉林、辽宁、热河四省。据不完全统计，在“九一八”事变后三年多时间里，参加抗日义勇军的人数多达50余万，与日伪军作战2000余次，击毙日军1万多人，伪军3万多人。在战斗中涌现出马占山、苏炳文、李杜、丁超、唐聚五、王德林、邓铁梅、王凤阁、冯占海等抗日首领。后来，斗争转入低潮，散失在各地的抗日义勇军加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组成部分。
日本侵略军从1933年3月5日开始，相继向长城东段各重要隘口进犯，奉命守卫喜峰口的西北军第二十九军爱国官兵，在军长宋哲元的领导下进行了近三个月的长城抗战，迎头痛击了骄横一时的日军。5月，西北军将领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张家口成立了“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组织察东战役，先后收复了察哈尔省东部康保、宝昌、沽源、多伦四县，创造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从日本侵略者手中首次收复失地的奇迹。
以民族大义为重中国共产党，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就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旗帜鲜明地号召全国工农劳苦民众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决心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同时，率先垂范组织和领导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
1931年12月，正在东北巡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罗登贤就任满洲省委书记，立即带领满洲省委整合东北各地风起云涌的抗日义勇军。先后派李延禄、周保中、杨靖宇、赵尚志、冯仲云、赵一曼、李兆麟等分赴各地开展工作，先后建立了磐石、海龙、延吉、和龙、珲春、汪清、安图、巴彦、汤原、饶河、珠河、密山、宁安等十多支抗日游击队，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为了统一编制、统一指挥，1934年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在此基础上，1936年又改建为东北抗日联军，高峰时发展到3万余人，坚持了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
为了团结全国抗日力量，中国共产党又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布宣言，首次提出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并肩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1935年10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巴黎《救国报》正式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8月1日在莫斯科起草的《八一宣言》，明确表示共产党和红军愿同国内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筹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呼吁各党派、各军队应持“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共产党的上述主张，引起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响。1935年12月爆发的以北京爱国学生为主体的“一二·九”运动，就是在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感召下兴起的。
为促进抗日救亡高潮的到来，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
这个决议指出：严峻的形势使得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阶级，阶层，政党，以及武装势力，重新改变了与正在改变着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