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春夏，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集团，相继撕下革命的伪装，背叛孙中山的革命遗嘱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竭力破坏北伐战争，疯狂镇压工农运动，把生机勃勃的大革命浸入血泊之中。
面对险恶的白色恐怖，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没有被吓倒，被征服。他们从血泊中站立起来，高举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旗帜，领导中国人民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随后十年的土地革命中，共产党总结正反两面经验，纠正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单独承担起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重任，确定的首要目标是推翻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代表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工农劳苦群众利益的革命政权。
一、大革命失败后的严峻形势
作为国民党右派势力代表的蒋介石，在北伐战争中背叛大革命，倒转枪口屠杀主要合作者共产党和工农群众，暴露了他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投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真面目。为了谋求独裁专制，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煞费苦心要建立统一的国家政权。
当时，全国处于三个政权鼎立的局面：武汉有汪精卫自恃为正统的国民政府，南京有蒋介石新建的国民政府，北京有北洋军阀奉系头目张作霖建立的安国军政府。汪精卫在“七一五”分共后，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分歧基本消失，于1927年8月19日迁都南京。
1928年2月2日至7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蒋介石为常委之一兼组织部长。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政治委员会，蒋介石任主席。国民政府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谭延闿任主席。国民政府下设军事委员会，蒋介石任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组织措施，使蒋介石控制了党权、政权和军权。
蒋介石统一国民党后，决定进行第二次北伐战争。1928年4月9日，他下达总攻令。攻占济南之后，分三路进攻京津地区。张作霖寡不敌众，率安国军退出北京，撤往东北。张氏专车途经沈阳附近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设伏炸死。张作霖死后，其子张学良继任东北保安总司令。
年底，集国难家仇于一身的张学良，拒绝日本关东军的诱惑，通电全国支持南京国民政府，改旗易帜，降下北洋军阀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升起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至此，蒋介石集团取代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就把共产党及其支持者作为打击和镇压的主要对象，发布密令通缉、逮捕共产党领导人、工农运动领袖、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其他社会活动家。随后，成立中央“清党”委员会，颁布“清党”条例，通令全国遵照执行。同时制定《制止共产党阴谋案》《暂行反革命治罪法》《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等一系列法律，兴师问罪，大开杀戒。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
为了取得国际社会的支持，蒋介石集团不惜以损害国家的主权和利益为代价，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和殖民行径退让妥协。他们投靠帝国主义的反动嘴脸，突出表现在对南京惨案和济南惨案的处理。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占领南京。当天下午，英美两国政府借口其侨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侵害，命令停泊在下关江面的军舰炮击南京城，中国军民死伤57人，房屋财产毁坏严重。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与美国驻华公使谈判竟然颠倒黑白，诬陷惨案起因是“共产党的煽动”。
南京国民政府遂下令通缉所谓“宁案要犯”，即参与攻打南京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林伯渠。同时，照会美国驻华公使，表示“以极诚恳之态度，向贵国政府深示歉意”，并赔偿损失。
1928年5月1日，北伐军占领济南。入侵山东的日军竟然向中国军队发动攻击，并虐杀南京国民政府出面交涉的外交人员蔡公时。一周多时间，杀害中国军民6000多人，财产损失难以估量。经过十个月的交涉，1929年3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协定，既没有要求日本必须对惨案负全部责任，又没有规定日本对惨案造成的损失必须赔偿，相反，日本撤军却要附加上中国的保证条件。
南京国民政府既然投靠帝国主义，寄人篱下，就不能不仰人鼻息，在外交上弯腰行事。1928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对外宣言，提出与各国重订新约，重点是解决关税自主权和废除领事裁判权。后来签订的一批新约，各国虽然原则上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但在实际上并不兑现。与此前略有差别的是，对于外国进口的货物，除原定的值百抽五以外，可按等差分别征收5%-30%的附加关税，并取消陆关税率比海关税率少1/3的规定。同时在财政部设立海关所，统一管理海关事务。
但是，由于各口岸税务司的官员多为外国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官员也由外国人担任，关税自主权仍不能自主。关于取消领事裁判权，各国虽然都在口头上赞成，但又提出必须有半数以上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国家放弃此项特权才能取消。尽管南京国民政府也公布了《管理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最后还是一纸空文。
南京国民政府死心塌地投靠帝国主义的结果，加速了中国社会的殖民地化程度。从1927年到1937年，帝国主义牢牢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总资本由1914年的22亿多美元增到1936年的42亿多美元。外国资本不仅垄断了中国的重工业、交通运输业，而且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金融和主要轻工业，压制和打击了中国的民族工商业，严重束缚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由于南京国民政府以农村封建势力为其统治的社会基础，就必然维护封建剥削制度，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培植和保护地主阶级，使农村少数的地主、富农占有绝大部分土地，广大农民则没有或只有极少的土地。毛泽东1931年在兴国调查的材料，有力地证明了这个事实。在兴国第十区，地主富农人口不过6％，占有土地80％；占人口20％的中农，只占土地15％；占人口74％的贫农、雇农和其他劳动者，仅占土地5％。同时，地主充当政府官员，政府官员身兼地主。据统计，1928年至1934年，江苏省374个占地千亩以上的大地主，有77人是军政官员。1931年无锡县104个村长，91.30%的人是地主。
南京国民政府在依靠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的同时，还利用国家政权造就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等四大家族为首的国家垄断资本。毛泽东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
四大家族建立官僚资本即国家垄断资本，是从垄断金融机构开始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原是北洋军阀的两大金融支柱，南京国民政府利用加入“官股”、改组机构等手段，首先控制了这两家银行。随后，成立了中央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央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加上1930年以后成立的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构成了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垄断体系，蒋介石出任四行联合办事处主席。以四行二局为标志的官僚资本形成后，膨胀速度惊人。
1935年，全国有2566家银行，四大家族操纵1971家，占总数的77%。
到1934年底，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拥有的资本，分别为9.757亿元和4.25亿元，相当于中国所有银行资产的2/3。从1928年到1936年，中央银行的总资产额增长26倍，存款额增长近50倍。官僚资本不仅垄断了金融业，而且直接操纵全国经济。1933年，他们效法德、意法西斯，实施“经济统制”，先后设立棉纺、粮食、煤炭、蚕丝等统制委员会，操纵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领域。1935年，又设立资源委员会，以掌握国防资源和开展国防建设的名义，吞并和没收工矿企业。1937年，复成立工矿调整委员会，以接管或入股的方式兼并势单力薄的民营工业。
以上事实表明，以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相结合为特征的官僚资本，是适应蒋介石集团专制独裁统治的要求而产生，反过来又维护其专制独裁统治。
因为南京国民政府是在镇压革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必然要用反革命暴力来维持其独裁统治。蒋介石公开鼓吹实行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专制。他的追随者更是叫嚣“用法西斯蒂精神来担负推行三民主义的责任，用铁的组织与铁的手腕来整理残破的国家，用独裁的方式来恢复社会的秩序”。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颁布的《训政纲领》规定：在训政期间，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大会闭会期间，“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1931年5月国民大会通过的《训政时期约法》，又以法律形式确认了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政治体制。
南京国民政府维护独裁统治，主要靠军队、特务组织和保甲制度。
首先，扩大和强化反革命军事力量。1932年3月，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统率全国陆海空军，总揽军令、军政大权。同时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总长，统编全国军队，建立庞大的以黄埔军校历届学员为骨干的中央军。至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灭亡，全国军队达800万人。在常备军之外，还控制着大量地方武装，如统称民团和保安队的省以下武装力量。
其次，建立庞大、严密的特务系统。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在整合各种特务组织的基础上，建立起“中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和“军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两大特务系统，破坏革命运动，专门从事侦探、绑架、审讯和暗杀等活动。
再次，在农村大力推行保甲制度。这种制度，1931年6月在江西修水等43个县试行。1932年8月，正式颁布《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施行保甲训令》及《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推行到全国。
这种制度规定十户为甲，十甲为保，分设保长、甲长，由当地豪绅地主担任。保甲内各户承担暗查和上报“匪”情的任务，如隐匿不报，“联保各户，实行连坐”，一律问罪。
关于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实质，毛泽东一语破的，尖锐地指出：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从广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
事实雄辩地证明，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要赢得独立，中国人民要求得解放，就必须继续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推翻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独裁统治。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土地革命战争，就是1924年至1927年大革命的继续。
二、武装起义与开辟农村根据地
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的白色恐怖，革命阵营中的某些不坚定分子，有的悲观失望，脱离革命；有的变节投敌，沦为叛徒。而真正的共产党人并没有被敌人的屠杀所吓倒，所征服。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战友的尸体，继续高举革命旗帜，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义无反顾地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彭德怀、贺龙、叶剑英、徐特立等一批经过大革命洗礼的革命家，在如此严峻的时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参加北伐战争的部分国民革命军在南昌起义。由于敌强我弱，起义军占领南昌不久又撤离南昌，经赣南、闽西，直奔广东潮汕地区。目的是同当地农民起义军汇合，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全国树起了一面鲜明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旗帜。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诞生。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批判和清算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并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这次会议给大革命失败后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党指明了出路，提出要“找着新的道路”，决定调派积极、坚强、有斗争经验的干部到湘、鄂、粤、赣四省发动和领导农民起义。毛泽东在会上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去长沙、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并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